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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茹:哈金“抄袭”了什么作品
(博讯2005年8月14日)
    
      那天,见到报纸上有标题说“哈金《战争垃圾》涉嫌侵权”,笔者就猜想,一定是哈金书后列出的参考书籍“惹祸”了。那些历史资料,中英文都有。写英文的美国作者,还没听说没事找事的;写中文的某些中国大陆作者,大概以为敲美金的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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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笔者未免疑惑,小说家引用历史资料,算什么“侵权”或“抄袭”?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国务卿贝克(James A. Baker),回忆录里说到和伊拉克前外长阿济兹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的最后一场关键谈判。阿济兹如今等待伊拉克新政府的审判,他的回忆录,恐怕一时半载出不来。如果小说家要写当年风云,这场日内瓦谈判的对话,难免要以贝克回忆录为蓝本。谁会认为这是“侵权”?笔者相信,贝克绝对不会。
    
      而报纸给出的哈金“抄袭”的对照例子,正是志愿军战俘听到的两位美军军官的电话通话。或许在美国找得到这两人的回忆,但是,如果中方美方说法不同,中国大陆读者更希望哈金用哪一边的记录呢?
    
      即使按中国传统,有谁听说过《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侵了《三国志》作者陈寿的权,或抄袭了裴松之的注?虽然古代没有“版权”一说,文人仍然自觉避嫌。北宋有位诗人,咏诗曰:“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他的儿子指出,这像是抄了杜甫《绝句漫兴九首之二》中的“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建议他改掉。诗人大喜,“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耶?”不但不改,还作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这是心中坦荡,知道本非抄袭,但反证了须要避开前人陈言旧句的常例。
    
      本以为这是一场因无知而闹出的笑话,待到读了报导内容,才发现笔者低估了那位声称哈金“侵权”的张泽石同志的水平。他也知道历史资料是不能禁止别人引用的。到底是当年志愿军战俘营的英语翻译,跟美国人打过交道,见识还是比记者高一头。
    
      张泽石说:“哈金抄袭的部分主要是朝鲜战争中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我书中对‘杜德’事件的描绘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除史实部分外,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如果确实文字雷同,而张泽石说,“在陈述史实时,我的笔调带有强烈个人情绪”,那么在文学上就意味着哈金的故事是从战俘的视角展开的——哈金写的确实是战俘自述——哈金的文字感染了战俘的情绪,这情绪与历史上真人的真实情绪有契同之处,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据记者报导,张泽石说的是“除史实部分外,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一个真的当过口语翻译的人,即使平常说话,用词也会比较准确地反映他的真实认识。今年4月上映的电影《翻译风波》(The Interpreter) 中,女主角妮可·基德曼对 gone 和 dead 的区分,可作前句注脚。本人不想咬文嚼字,但在大陆白话里,“不要太主观”的通常理解是不要不合事实地乱想像乱下判断。按通常理解,张泽石相当于说:我的书一部分是史实,这之外的其他部分是主观想像——因为是主观想像,也是“文学创作”,也是编造出来的,所以哈金涉嫌“侵权”。
    
      张泽石说他被哈金“侵权”的书是《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时事出版社,2000年)。但哈金书后列出的参考书籍的最后一本为:
    
        Zhang, Zhe-shi, ed. Meijun Jizhongying Qinli Ji
        (Personal records in the American prison camps)
        Beijing: Chinese Archives Press, 1996
    
      按上述拼音和英文查了一下,哈金参考的书是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美军集中营亲历记》,一本张泽石编辑的战俘回忆录。这应该属于历史记录。难道现在文史出版社也出版文艺创作了?
    
      不管“侵权”了哪本书,张泽石同志在显示了比一些推波助澜的小报记者见识高明之后,却不幸显示了自己觉悟的惊人低下。他居然主动揭露革命回忆录有主观编造之处!
    
      本来,有点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所谓的革命回忆录,说得客气点,无非是七分夸张三分编造,可以放心相信的极少。大的历史事件,许多关键档案尚未公布,读者可能难以验证,但大量的细节歪曲让人彻底失去信心。当有外文记录可以参照时,这一点特别明显。当年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红军长征女战士,她们提到长征路上粮食不足时彼此吵架争夺。这本是事情过去后一笑了之的人性弱点,让人觉得这些女战士也有天真可爱的一面,但国内出版的长征回忆录里只见到同志们团结帮助。
    
      笔者曾在志愿军战俘回忆录里读到过,他们作了战俘还要“坚持斗争”(这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精神),拒不吐露真实姓名;翻了几页,又说美军阻拦他们通过红十字会与家人联系。战俘不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部队番号,就算美军老老实实地把假姓名假番号通报给中国方面,当时处事极左的中国方面也居然同意配合,难道中方和美方就能够据此联结战俘和家人?好像张泽石就是因为承认了真实身分,回国时受了处分。
    
      根据这些回忆录创作的主旋律作品就更不可信了。今年四、五月间,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相续访问大陆,中华民国国旗在大陆电视里也露了露脸。笔者第一次在唐人街见到这面旗帜时,还愣了一下。怎么底色是红的呢?我们在主旋律电影里见到的,攻克南京时被解放军战士从总统府旗杆上撕下来踩在脚底的,不是灰溜溜的灰旗吗?问了台湾朋友,才知道这面旗叫“青天白日满地红”,北伐胜利后正式定为国旗。图案设计是中国的,三种颜色则从法国国旗来,青白红在民国国旗上分别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红色还是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民国先烈的流血奋斗。
    
      虽然红色回忆录不能当信史读,至多只有参考价值,但是,至少作者都是信誓旦旦以“历史真实”为自我标榜的。像张泽石这样,赚人民币时当作爱国主义教育红色史料,敲美金时又声称“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一碗羊肉两头涮,盘算未免精了点。
    
      不过这种喧闹实在是茶杯里的风暴,只是国内几乎每报必登,撑得像个大事。哈金的作品在美国连续得奖,部分国人要看他的笑话,也是“爱国主义教育”下的偏心所向。笔者其实对大事更关心一些。再过几天就是8·15日本投降六十周年了。根据经验,纪念保家卫国的英雄之日,必是保官卫职的好汉们大吹法螺之时。笔者对这些好汉仅有一点小小的希望:这段时间要出版和放映大量爱国主义作品,红色回忆录且不提,只说那些“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电影电视,如果拍到国军的抗战,能不能在偏心中略有良心发现,让将士们举一面真正的国旗?毕竟,红色并不是共产党人的专用色;愿为国家和民族慷慨牺牲的,更不是只有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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