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看完南方日报3月11日对于潘岳的访谈，心底下倒有一觉，虽然不能认同打手的说法，但这潘岳却的是个有脑袋的家伙。他之所做，似乎比“打手”来的更意味深长。

     引起我注意的是记者和潘岳关于大陆民间环保组织的一段对话：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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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据我们初步了解，我国现在大约有2000多个NGO性质的民间环保组织。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呼声现在越来越高，积极作用也逐渐增强。我们注意到，这段时间以来，您本人在这些NGO从业人士的心目中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他们尤其对您领导下的这项工作给予厚望。如何看待这些组织以及期望他们发挥哪些作用？　　潘岳：中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是最令我感动的一个群体。从他们的热情和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应该看到，环保是最易达成社会共识，最易达成各种利益群体共赢的领域。　　这些环保非政府组织对公共政策的参与、辩论、监督，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有益尝试。　　记者：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些环保组织的积极作用，环保总局会有什么鼓励之策么？

    　　潘岳：环保部门和他们关系一直很密切，但还可以做得更多一些，如用什么法律来保障他们的有效参与；如用什么形式来保证他们对政府公共决策的信息知情，等等。　　我觉得，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引导他们、和他们多多合作，特别是在政策与公益活动上的合作。比方说，他们能否以第三方的名义对各种污染事件都能提出公益诉讼，再比方说，他们能否通过法定有序的渠道参与行政听证会。　　我所分管的环保总局法规司与环评司在去年已经出台了环境听证暂行办法，今年还将就一系列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项目举行听证与讨论。

    这个潘岳，在维护中共统治方面，何止仅是个打手？众所周知，NGO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存在，尤其是社会管理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西方国家，NGO已经成为社会综合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力量。所谓的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组织，兴起于西方，是西方民主制的一个产物。它是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盈利性的、自愿公民组织。非政府组织有活动任务、由兴趣相同的人们推动，它们提供多样的服务和发挥人道主义作用，向政府反映公民关心的问题，监督政策执行，鼓励在社区水平上的政治参与。它们提供分析和专业知识，充当早期预警机制，帮助监督和执行国际协议。 有些非政府组织是围绕诸如人权、环境或健康等具体问题组织起来的。它们与联合国系统各办事处和机构的关系会因其目标、地点和任务不同而有所差异。它们扮演着推进联合国目标和宗旨的角色，向联合国主办的会议提供信息，开展和协调发展项目，提供志愿者资源，支持联合国的事业。

    数目庞大的非营利组织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有以下几点。首先，非营利组织有助于填补政府用于社会发展方面的资金不足。非营利组织能够通过社会捐助，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参与社会发展，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边缘问题。其次，非营利组织能够开拓大量就业机会。非营利组织中蕴藏了巨大的就业潜力。如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受薪雇员每年有1000多万人，是其解决就业问题不可缺少的领域。此外，积极参与这一部门工作的志愿人员达到9000万人，形成促进社会发展的庞大人力资源，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第三，非营利组织增加了资源运用的透明度和合理性。由于广大群众参与，这一部门在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下运行，能较好地避免贪污、浪费；而且能较充分利用社会上过去闲置或未能利用的各种资源。第四，非营利组织能推动社会广泛关注与帮助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资金与人力薄弱的某些部门，以及遭遇困难的脆弱群体，如失业与半失业工人、老年人、残疾人、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儿童、妇女、少数民族等。第五，非营利组织对发展滞后的地区与弱势企业的转变有重要作用。第六、非营利组织有利于扩大社会公平，缩小经济发展产生的贫富悬殊，促进社会改革的进程。

    只要仔细地看一下这些作用，就能发现，NGO的所有指向，都有可能与集权体制发生根本性的矛盾甚至是冲突。中国社会NGO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是来自于国际成熟的NGO组织或者其他民间基金。对于这部分“来路不明”的资金，中共是最不放心的。NGO组织往往由于基于人道主义的特点，其道义性很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同。在中国，NGO成为解决就业的一种补充似乎还根本不具备条件，但其道义性却往往能得到很多志愿者的支持,而且成为一出校门就失业的大学生认识社会的一种通道。在民主社会，这很可能是一种社会稳定的力量，因为民主制所形成的相当大的弹性空间允许这种来自于民间力量的搏奕。而在一个集权社会，基于集权本身的不可否定的刚性，这种搏奕就有可能会变成对于权利结构的冲击，NGO力量的自然成长，反而有可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另外，NGO对于知情权的要求，对于民众权利的维护，比如近来大陆兴起的维权热，本身就是对于集权体制的否定式撞击，更由于集权体制对于自身权力的维护，这种维权行为的导向，便会进一步演化为对民主的向往和现实需求。现在，大陆维权活动由一群支持民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支持，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对于NGO组织一直采取抑制措施的根本原因。

    但无论如何，NGO组织作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必然产物，作为民众在除国家权利体系以外维护自身权益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在中国大陆的成长也就带有必然性。换句话说，就是压是压不住的。而且压制本身虽然能延缓NGO的成长，但也必然在NGO和民众中制造反对情绪。

    这也就是潘岳的苦心所在。这个青年理论家的确有过人之处，他率先看到了NGO成长的必然性，知道压是压不住的。于是，他想在环保这个政治相对安全的领域内进行一种实验，想把NGO引导到中共这一边。而且，据新华社报道，他不仅这样想了，还这样做了，潘所担任会长的一个协会2004年每年免费培训高校环保NGO负责人和大学生环保志愿者1000名以上。其实哪里是什么培训，无非就是洗脑，给关注环保的青年人洗脑。

    潘岳是个聪明人，但聪明人不一定就是明白人。虽然他能认识到NGO的重要性，但他却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民主越来越成为大陆社会的重要追求。这个盲点大概也是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的背景所致吧。这个人似乎脑子里总不一根动不得的弦，就是想竭力维护中共的集权统治。于是，他看到了问题，但拿错了药方。实际上，他应该反过来向那些NGO学习，才是真正的识大体，识时务。而不是一门心思想和稀泥，想蒙骗青年人。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