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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宜三:自由主义火种不会熄灭
(博讯2005年1月07日)
    
    
     假民国和假共和国 (博讯 boxun.com)

    
    脚步匆匆又一年,二○○五年元旦来了。看到街头巷尾「新年进步」的灯饰,我不禁心头升起「我们是否在进步」的疑团。
    
    大约六十年前,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的大会上,引述了孙中山先生的「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副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来批评国民党和民国政府。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声色俱厉地谴责国民党:「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十八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
    
    当时民国政府正准备制订宪法,实行宪政。周恩来代表中共向国民党提了三个「先决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受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这段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演说,引自笑蜀先生所编的《历史的先声──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之前对中国人民作出的庄严的民主承诺》(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香港博思出版集团2002年5月版,当代历史研究所2000年4月版)。
    
    现在讽刺的是,不但这本《历史的先声》被查禁了,笑蜀先生也被强烈要求「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的周恩来的党──中国共产党抓到监牢里去了。国民党执政十八年「还没实行民主」,周恩来就批评为「假民国」。可是中共执行五十五年了,不但不实行民主,连讲讲民主也不成,但它却不承认自己是「假共和国」。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宣部的书面汇报上,作了如下批示:「一段时期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和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针对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在胡看来,民主、自由、人权固然是洪水猛兽,「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也是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砍之而后快。
    
    于是笑蜀即陈敏(《中国改革》杂志主笔)和诗人师涛被捕,独立作家刘晓波、余杰、张祖桦被扣查,《同舟共进》杂志主编萧蔚彬被革职……
    
    海外舆论惊呼:中国知识界又面对寒冷的冬天!
    
    讳疾忌医的二十九号文件
    
    寒冷的阴风是从中宣部刮出来的。中宣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发的第廿九号文件说,目前新闻出版工作由于缺乏把关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宣扬了西方的错误观点,做了西方新闻媒体在政治上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问题不少,险情不断,有的鼓吹西方政治制度,有的鼓吹西方司法制度,有的鼓吹民间维权,有的鼓吹新闻出版自由,有的扩大历史阴暗面,有的将刑事案件政治化。(《亚洲周刊》2004年12月19日)
    
    鼓吹西方政治制度最卖力气的是谁?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毛共不但在建政前大肆鼓吹西方包括司法制度和新闻出版自由在内的政治制度(《历史的先声》),建政后仍然对西方政治制度赞不绝口。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不久,李慎之就听到胡乔木讲述毛主席的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还说:「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李慎之文选》,明报出版社)
    
    邓小平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证实了上述说法。邓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
    
    可见西方政治制度是个好东西。那为什么不用呢?就是怕被分权,怕被监督,怕被赶下台,怕失掉手中的权力。毛泽东如此,邓小平如此,江泽民、胡锦涛也如此。只要能抓住权,哪怕十年浩劫、八九风波、贪污遍地、民怨沸腾,他们都可以不管。
    
    今天胡锦涛们为了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非法统治,不惜颠倒黑白地把「资产阶级」的标签贴在「西方政治制度」上,再把鼓吹西方政治制度的罪名扣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头上来为整肃和镇压制造藉口。
    
    公共知识分子魂兮归来
    
    中共上海市委喉舌报《解放日报》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奉命发表吉方平(解放(日报)评(论员)之谐音)文章,胡说公共知识分子是「从来也不存在的」。
    
    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欺骗,「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竟然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且不说二千年的中国文字史中「舍身取义、为民请命」的士(知识分子)代不绝书,仅这一百年来,既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质素,又关心社会公义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真是成群结队,蔚为壮观。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傅斯年、丁文江、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马寅初、张东荪、梁漱溟、张奚若、殷海光、吴祖光、李慎之……不是如群星闪耀吗?陈独秀既不屈服于蒋介石的法庭和监狱,也不软化于蒋介石的高官和厚帛;他顶着斯大林、毛泽东和康生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在贫病交加中写出揭露苏俄黑幕和无产阶级专政欺骗性的《我的根本意见》等文章。
    
    胡适一生坚持「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的独立精神,不靠政治吃饭却公开批评政治、批评政府。一九二二年他和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丁文江等十六人共同署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政治改革,要求建立「好政府」(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他发动人权问题讨论,反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一九四一年胡适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所作的题为《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演讲,至今仍让独裁极权集团胆颤心惊,以至于要把这篇文章从《胡适全集》中抽掉(见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整理说明》)。
    
    「胡适终其一生都未曾放弃过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和自由民主的理想」;「他在晚年为《自由中国》和雷震案呼吁奔走就是明证,他劝蒋介石放弃总统三连任,不要修改宪法而就权宜之计」(程巢父:《思想时代》),就是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写照。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界开宗立派的人物。青年时代是五四学生运动领袖,任事之后仍秉持传统读书人志节,为民请命,评论时政。一九四五年轰倒了孔祥熙,一九四七年让「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傅以言论将前后两任行政院长(国务院总理)赶下台,岂是今天这个比国民党更腐败、更黑暗的中共政权所能容忍的?「明明是男盗女娼,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胡适全集》第一卷,600页)这就是中共分赃集团今天的心态。他们害怕真话,害怕一切讲真话的人;他们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曰公共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恐惧,有着先天的仇恨。
    
    上帝要他灭亡,必先叫他疯狂
    
    为了剥夺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中共当局一面否定、丑化和迫害他们,一面更加严密地控制舆论,严禁擅自报道的事件竟达二十九类之多。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吉炳轩最近一次的讲话,又一次给传媒宣布了许多清规戒律,进一步强化思想警察和文化特务在思想统制、文化箝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达到舆论一律,万马齐□的局面。
    
    吉炳轩将把好关、把好度当作新闻宣传中的头等大事:「要在政治上把好关、把好度;要在政策上把好关、把好度;要在导向上把好关、把好度;要在热点上把好关、把好度。」还要「该热的要热,该稳的要稳,该冷的要下来,不该热的坚决不能热起来。突发事件、重大事故、重大案件报道要稳,按照要求进行报道,不能任意炒作和渲染。」甚至「多报什么少报什么,先报什么后报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什么」也要卡得死死的。「对那些容易诱发情绪、影响社会稳定,以及一时不明确、拿不准的问题就要少报,甚至不报。」请问,在这数不清的框框和套套之下,媒体还剩下多少新闻,人民还有什么知情权?
    
    上帝要它灭亡,必先叫他疯狂。中共当局疯狂推行政治独裁、文化专制的结果,也许会使中国人民迈向自由、民主的步伐稍有阻滞,但一定改变不了中共法西斯主义的虚妄和脆弱的纸老虎本质。
    
    自由主义的火种不会熄灭,新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队伍,正在中国大陆日益自由化的经济环境中不断壮大并顽强地抗争着,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不会永远沉沦的希望。
    
    胡适一九六○年送给正在坐牢的雷震的宋人杨万里《桂源铺》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得到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在今天仍有强烈的象徵意义。
    
    值此元旦来临,让我向在铁屋中从未停止过呐喊的朋友们送上良好的新年祝福!
    
    
    《争鸣》杂志2005年元月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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