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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监狱管理人员掌控下的越狱——为“6·4事件”15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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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4年5月27日)
    欲从太史窥春秋,勿向有字句处寻。——龚自珍

     我仅希望在我身后留下一个完全献身于某种事业的生命。——马丁·路德·金 (博讯 boxun.com)

    之所以急就章地赶写出这篇我终其一生都不愿提及的真实,是因为我曾吃喝拉撒睡都不得不在不足两平方米的禁闭室里,每日六两杂粮,因没有灯光而不知白天黑夜,初冬的日子褥子却湿得仍能够拧出水的境况下,双手戴着手铐整整被关了53天!这是陕西省所有劳动教养所中唯一的严管队禁闭室。当年那帮凶残的魏振海杀人集团的同伙,就曾被关过在这间禁闭室里,关了两个星期后,就开始拼命大把大把地往下揪自己的头发。而我的所得,则是六颗原本坚固正常的牙齿自由脱落、双手关节因长期戴铐子落下腱鞘炎,犯病时连筷子都拿不住!

    促使我将这件九年前发生在监狱中的“民主中国阵线西北支部”从成立到失败整个过程和盘尽倾的动因,是因为“自由亚洲”电台前几天的一则消息:杨建利被判5年徒刑,甘肃籍的刘水被判2年徒刑,某某,某某各判某年!……这绝非一组普通计量意义上的数位。它的象形文字呈现的将是鲜活的生命面临难以想象的痛苦,人格与精神的凌辱与奴役,甚或生命的消失!妻女的别离伤痛,生活的难以为继……我不禁要询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件是非如此清晰的政治事件公然被颠覆掩盖如此之久,我们这些没有罪责的人,却在十五年里用自己的自由、尊严、恐惧甚至是耻辱的沉默,换来的仍是如此厄与恶的回报!而“64事件”后的执政者和实施者们,作为个体人最基本的天良和悲悯难道已经比既得的实利所锈死?他们是否一直在“我们是用稳定换发展”这类连鬼(假如有的话)都不信的谎言下,在人格标尺与道德审判之外游击?换而言之,我们这个种族还有多少民主的有生资源供牺牲?而中国在与历史向背相悖的锋刃上、在“皇帝的新装”的荒谬境遇中到底能够走多远?在这种几年到十几年刑期反复递增的过程中,会不会坠入以暴易暴的旧巢之中?因为我们不能也不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被判刑者都是人,而人都具备报仇和报恩这两种起码的属性。抑或也相信共产党建立政权前期的那种近乎疯狂痴迷状态的异教徒道式的“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现代之中国,已不可能脱离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或疏离当前世界民主国家政治语境的诸多因素,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力图将中国以新的形象融入全球性的民主化进程之中,在对“6·4事件”的理性评介研究的同时,更应该反省检讨事件本身正负面的双重性。因此笔者以为,对在“64事件”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弊端和复杂性加以反拨和洞悉,尽可能使中国在民主化转型的前夜避开历史的赘疣与现实的阻滞,幷减少民主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代价。

    本文作者是15年前那次狱中组党和越狱的见证人,故就以上所提之问题,我想避繁就简,用症候分析式(symptomatic reading )之方法(即以事件中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对这桩据说是知识份子在大陆狱中第一次组党,即“民主中国阵线西北支部”从成立到失败以及后果作以解析,以资借鉴:

    一、“民主中国阵线西北支部”成立的内外因素及组党成员之身份背景:

    纵观近百年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可以“政治”称谓的突发“事件”,大凡不外乎由两种力量合化而成:纵向的一种新生激进的力量推陈出新、打破禁忌的冲击惯性力与横向与之相对应时期的集权体制为维护其统治体系所不断增加的压制之力。

    1989年“6·4”镇压之后,中国民主人士或流亡海外,或被捕入狱,大陆的民主运动一度沉默,万马齐喑。而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民主运动却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几成燎原之势。中共当局深恐东欧巨变的城门之火殃及自己这条垂死之鱼而疯狂地加强了对狱中民主人士打压的力度和相关消息的封锁,而狱中的民主人士从零星得到的东欧民主运动胜利的信息和中国当局迫于国际压力流放方励之去美国等消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加之自身长期与世隔绝所产生压力的强烈异国反弹力量,急于让国际社会知晓狱中的真实状况,更重要的是尽快寻找突破口,打破这种死水一潭的局面,几乎成了狱中关押的民主人士多数间的共识。

    本文作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结束在西安市公安局五处看守所长达一年多的“收容审查”(公民身份,有选举权,但却关在狱中待审查,内部条例规定收容审查最长期限为3个月),于1990年9月26日,作为陕西省因“6·4”事件关押的所有人犯中最后一个被押送到陕西西部的以盛产西凤酒而闻名的凤翔县枣子河陕西省劳教所投入劳动教养的。此前,该劳教所专门成立的“6·4”事件劳教中队已关押了一百多人。其中有教师、工程师、大学生、个体户、工人、无业的所谓打砸抢分子、“6·4”期间以学生名义非法募捐的青年农民,甚至于真正意义上的乞丐,虽则个人的身份职业不尽相同,但却承担着同一罪名:反革命或动乱分子。成份如此复杂,人数如此庞大的“异类们”被强大的外力强制性地聚合在一起,适应、磨合、紧张和惊惧等情绪无论是对于看守人员还是被看押人员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共同心理境遇。

    当时政治犯中队环境十分恶劣,狱方当局为了加强管理且在管理过当的时候又能推卸责任,特意从陕西省各劳教场所挑出的最难管理的劳教油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在劳改队长大的“娃”),来分别担任政治犯劳教中队的大小组长和劳教积极分子委员会成员,他们都是从严管队中再挑选出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人渣”。这些劳教油子,外有管教干警的支持与默许,内有自己凶残的兽性,因为凶猛的野兽在动物园里关久了,慢慢就会失去兽性而变得温顺,而人若关久了,人性就会退化,而兽性就会泛滥!更何况他们对因“6·4”关押人员表现得愈残忍,就愈能得到减短刑期等实惠,故而他们对待政治犯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白天在他们的监视下,进行超体能的劳动,稍有不如意便进行毒打,身心凌辱,而带队的狱警却在一旁幸灾乐祸的嘲讽。晚上大家都疲惫已极仍要被强令集体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等歌曲,要求唱歌时放开喉咙,反反复复一唱就唱过晚上12点。他们看谁不卖力唱就用拳头猛击其喉结,致使许多人终日声音嘶哑。单“6·4”前因所谓“打砸抢”罪名关进来的不足18岁的少年长期忍辱遭受其牢头狱霸鶏奸就足见一斑!一时间,中队里邪气横行,正气委顿,人人自危,改变生存环境成为每个人的期盼与渴求!

    适值1990年农历中秋节,劳教中队中的年龄稍大的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的工人以欢庆中秋佳节的名义在堆放杂物的库房里聚会,记有:刘从书(原“陕西省工自联”主席,时32岁,某中等专科学校教师),付喻(时27岁,西北政法学院教师),郝若燕(时42岁,西安交大毕业,某中学生物教师),艾东(24岁,北航毕业,某军工厂干部),王近平(23岁,沈阳工学院毕业,军工厂干部),贾顺民(24岁,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国防厂干部),孔辉(30多岁,过去因刑事罪被关,此次曾与刘从书一同关押于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看守所),安保军(28岁,某厂工人),及我本人(时25岁,某刊物编辑部主任)等12人,聚会开始大家分别介绍自己情况加深了解,后经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利用现有的监规条例,借助中队有正义感的狱警打击这些牢头狱霸的嚣张气焰,近而改善生存环境。此后通过周密计划,抓住这些牢头狱霸们经常无视监规条例为突破口,以武力和智慧相结合,终于将这些人渣赶出了中队,环境暂时得到改善。

    而在随后的中队自治改选中又犯了致命的错误——将中队的大小权利交付虽是因“6·4”关押却非常投机的贺国安等人,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关押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自视清高,不愿具体操作实际事务,以致后来酿成祸患,使得狱中本来已改善的环境急转而下,此点印证了余英时先生在论述知识分子的文章中所言:“中国革命史上真正的悲剧在于,总是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传播革命的种子,而收获革命果实者却毫无例外属于反知识分子的人物,只有他们懂得如何为抓权而操纵革命。于是对知识分子来说,革命的种子反成了使他们自身毁灭的祸种”。

    驱逐牢头狱霸的初步成功,使中队的正气得以抬头,原来粗暴的狱警也开始有所收敛,更重要的是象艾东和付喻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因为对监狱中的狱警,不知从何时开始形成这样一种可怕的观念:即受教育越多的人越不可靠!)的人也进入狱方劳教的积极分子委员会等组织,若趁此势头更进一步地团结中队所有难友,在监规条例许可的范围里逐步改善生存环境,同时再给文化程度差的难友补习文化课(此点狱方许可,幷留有专门的时间),扩大有正义感的难友在劳教积极分子委员会中的人数,利用劳教积极分子委员会多数成员同意就可给劳教人员增加百分减少刑期的权利,尽可能使每一个难友早日出狱,此点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但若真如此行事,在当时的环境下就要担当向狱方妥协之恶名,加之初步获胜的侥幸与激情,事情完全朝着更激进的方向发展:一日,刘从书在僻静处单独对我说:“最近从能听收音机的外役号(在监狱外干点服务性零工,晚上仍收押回监,多为刑期将结束,狱警信任的服刑人员)口中得知,‘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开会,我们几个人商量好准备在狱中成立民阵西北分部,以策应他们在海外的行动,你的意见如何?”

    一听之下,我周身惊悚。这幷非我胆小,此前我的劳教通知书中主要的一条罪状就是“收审后态度恶劣,坚持反动立场,在狱中进行新的违法犯罪活动”。更何况我在看守所关押一年多中先后和20多名死刑犯同室关押幷为大家利益与一临处决的死囚大打出手,做过真正意义上的殊死较量(此节日后文字中另叙)!实则是因听罢在我的脑海中的第一反应就是共产党大肆宣扬的《红岩》、《在烈火中永生》和《方志敏》等革命电影的翻版,我们不能将共产党的“革命组织模式”和“狱中斗争经验”翻版!因为此前在看守所关押的过程中已有过一次惨痛的教训。

    我当即回绝幷言明其行为的危险性与难以预料之后果,刘面露不满的同时不置可否。此后,我与艾东私下着手整理因“6·4”关押的陕西省所有人员名单及简单案情,因为大家的刑期长短不一,不断有人释放,加之又是在暗地里进行,因而颇费时日。“陕西省‘6·4’关押人员名单及案情”整理完后,由我交给西安某学院即将释放的某同学秘密带出,幷由他转交给与我同在西安市公安局五处看守所关押过时以释放的西安某大学社科系教授某先生,由他设法带到海外,此件后来由“中国人权”发表在相关的资料上。在此期间,刘从书等人避开我已经开始组党活动,此后事件的发展愈来愈富戏剧性——先是秘密商讨党纲党章,继而选举总书记,召开核心代表大会,接着就是叛徒告密,全军覆没,惩罚叛徒……只可惜没有“迎来胜利”这幕共产党狱中斗争影片中的万变不离其宗的结尾!这也难怪,我们这群“红旗下的蛋”,从识文字的过程就在刘胡兰、江姐、刘文学之类暴力革命的填鸭式强制性教育中浸淫、成长!而引发这场组党全军覆没的导火索,竟是我亲自参加的一次激进行动——越狱。

    二、“民主中国阵线西北支部”的失败及其最终结果

    我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不敢奢望能像在座的诸位那样富有严密之逻辑思维和良好的思辩素养,在这里只有尽可能地将事件的经过梳理清晰,以供诸位作理性的评判和反省,从学理上高屋建瓴,是为我之初衷。

    谈论和评价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不能忽略它的背景,否则就很难有一个较接近事件本身真实性的历史尺度。

    接着再讲我的那次自以为严密实则从头到尾都掌握在狱警手里的可笑越狱,还有我关进禁闭室后仍不知其详、而监狱当局却了如指掌的那次组党过程,谁又能未卜先知地预料到这所有的一切竟是监狱个别想立大功的狱方领导预先设下的一个请君入瓮的圈套呢?事件发生到后来确实有点荒谬和滑稽了——

    1990年11月初,我偶尔听到“新闻联播”上讲要放方励之先生去美国,接着连续几天里,从狱中仅能见到的一份官方报纸上看到的几乎全都是中共当局为争取延长最惠国待遇而喋喋不休地重复“我们的监狱中已经没有因‘6·4’事件关押的大学生”云云。由于信息隔绝,我当时判断国际社会似乎也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因而就有了一种强烈地被愚弄感。加之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极端心理反弹: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软弱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逆来顺受,我要开一个先例——越狱成功后再偷越国境,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人一旦陷入某种情绪之中,特别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下,往往会在偏激的同时更加固执。于是我便开始寻找想越狱的同路人,很快,深得劳教所副所长刘某喜爱、幷且担任中队小组长的贺国安向我透露了他要越狱的理由:他自己是单位开车的工人,找了个女大学生做女朋友,虽然对方常来看他,但也怕天长日久变卦,想找人一块越狱,然后带着女朋友逃往国外。开始我幷不置可否,后来见其言辞恳切,加之他担任小组长,容易同外役号接触上,能方便搞来越狱用的钢锯条等,故答应与他合伙越狱。此间,艾东也同我接触上了,他的越狱理由简单易信:1990年他才被公安局从海南抓回来,一下子判了三年,往后的刑期太长,将来所有政治犯都刑满释放了,留下他自己一个人太难熬了。

    于是我们三个人便合谋越狱,为了便于说明情况,现引用我的加刑材料第四条罪状之一部分:“刚投入劳教一个多月,周就与两个‘动乱’分子艾东和贺国安密谋越狱,周对贺、艾二人讲:解放以后,除了马思聪以外,从未有过政治犯越狱外逃之事,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给当局开个先例,越狱成功后再越境。广东边境较为困难,云南边境已有成功先例,我可在云南搞到‘记者证’等等;越狱的目的是和境外的反动组织取得联系,让对方知道他们在狱中成立的组织”。事后得知贺安国是事先由副所长刘某安排的线人。从开始,艾东的任务就很明确:行前利用我和贺安国越狱,然后甩开我们单独越境;而这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竟是他们组党后的一项集体决议!第一次越狱时间选在劳教中队文艺组赴凤翔县城演出时趁乱逃走,贺、艾均为文艺组成员,而我却不在其列,行前贺信誓旦旦地说:他向刘所长争取,一定会在演出那晚让我以编剧的名义一起去。当时中队的负责干警似乎也同意让我同行,可就在临上车去凤翔县城的时候,我被从即将开走的车上叫了下来,此次越狱计划自然流产。

    当时我若冷静一下,自然就能找出破绽,但已陷入亢奋情绪中的我根本没有细想,立即又实施下一次越狱计划:用贺安国通过外役号藏在香肠里的半截钢锯条,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将监狱库房的钢窗上的钢棍锯断两根,然后又用稀泥在断处糊上遮人耳目,接着我又把自己的被罩和床单拿到库房,趁晚上和艾东一起悄悄撕成碎片,共同拧成一条8米多长的粗绳藏好,准备过几天等到风高月黑之夜三人从锯开的窗户溜出,再搭人梯翻越监狱大墙,然后由先上墙的人放下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其它两人再顺着绳子爬上墙越狱。当时定好某天晚上12点整越狱。

    可不到当晚8点,我们监舍里冲进一大群气势汹汹的狱警,不用费劲就从库房搜出了那条绳子,搬开了窗上锯断了的钢棍,我立即被押到严管队禁闭室关押,中队里一片混乱,他们“民主中国阵线西北部”的核心成员临时应急开会后又作出两条决定:一是马上销毁所有文字性的东西,二是若出事都往周勍头上推。原因是我先关禁闭可能是我告的密,另外是保存组织,牺牲局外人士!前一条尚系果断(哪怕原因荒诞),而后一条既愚蠢,(因他们所有活动都背着我,有何密可告?)又缺乏人性与道德!继我被关禁闭之后,刘从书,艾东,付喻等20人被分别隔离在一栋空楼里,一时风声鹤唳,那位“文革”中“三种人”出身的刘副所长更是得意洋洋,急不可耐地向省以及中央有关当局报功,据说司法部非常重视,派来的项目大员曾说,此乃建国以来首次政治犯狱中组党,是一条大鱼。

    当我单独被关进禁闭室后,方有机会冷静地从头至尾细想整个过程,一旦冷静下来立即明白这是一个圈套,是刘副所长为立功在发现刘从书他们经常聚会时为放长线钓大鱼而布下的一个陷阱,而我们三人的越狱行动,只不过是在他们认为必要逼从刘从书时给其造成心理落差的一个诱饵!等想明白这个道理后,在初冬阴冷的禁闭室里,我仍是冷汗淋漓!

    民主中国阵线西北支部成员安保军交待之后被关在我的隔壁,他告知我他们所有人除刘从书外都招供了,而贺国安却被放了外役号,这更印证了我的判断,我向安保军讲出我的判断,他表示赞同,同意在下次提审时向更高一级的提审员说明真相,狱方为了迫使刘从书尽快招供,以便结案,将刘从书提到我隔壁关押,一则这里条件最差,可逼其无法忍受时就范,二则用我这个待杀之“鶏”儆他那个“猴”。可这次刘所长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因为隔壁而居,我和刘从书有了交流的机会,当刘从书明白事情真相之后,我俩共同大喊,试图让更高层的提审员知道内幕。刘副所长恼羞成怒,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把安保军、刘从书从我这儿调走,又将贺国安从外役号收回关在刘从书关过的号子里,这是他刘某人最失误的一招,因为在我的心理攻势之下,贺国安如实讲出了与我的判断相一致的事情的本质!

    此处只能再引用我的加刑材料第五条 :“周在禁闭室态度十分顽劣,拒不交待罪错,在禁闭室里放声高唱,大喊大叫,干扰审查(我若不这样做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鬼地方非发疯不可!只有在这个特殊的时段,我才真正理解了茨威格在其著名的《象棋的故事》中那些经典的描述。)更为恶毒的是,在禁闭室唆使同案刘从书、安保军、孔辉等建立攻守同盟,让这三人一口咬定是劳教所领导为了立功教唆怂恿他们犯罪,其用心极为险恶”。

    结局与后果:中队其它没有参加组党而知识层次较低的“6·4”同案人员大骂“什么知识分子,干脆改为吃屎分子,啥还没有呢就为了个破总书记争得头破血流,可刚一关起来比谁都推得干净,简直跟贼一样,偷的时候只嫌偷得少,判刑时只怕判得多”!总书记刘从书加刑六个月,副总书记付喻加刑2个月,同时参与越狱和组党的艾东加刑3个月,而我这个“党外人士”,关禁闭室的时间最长且禁闭期间只提审过一次的人却被加了5个月刑!贺国安在此后被艾东等人用凳子砸得保外就医了。

    其它参与组党人士加刑之期限不等。最重要也是现在才显现的后果是当初参与组党的20多人中,事后有的因心理负担沉重而对正常生活失去了信心,有的因之性格发生了变化,而在此后陕西的历次民主运动中,他们20多人中竟无一人参与!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在集权专制的强大外力作用下组党,就如同一柄双刃剑,在挑开专制黑网的同时也会伤及自身的肌体,更重要的是在崇高目的性与少数反抗多数的道义感面前,人格的标尺会变异、道德的审判易缺席。长此以往,将会走向民主的反面——秘密会党或以暴抑暴的历史怪圈。孙中山推翻满清,借重的是民族情结——近乎民粹主义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毛泽东的共产党来得则更为实惠直接——打土豪,分田地。而目前大陆公开组党运动与普通百姓的衔接口又是什么呢?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应该忽视:在东欧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过程中,波兰名为KOR的团体,全名是社会自卫委员会;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一个任何人皆可参加的“平行社会”;而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也是以人们的自卫和以各种保卫人权和公民权的形式出现,他们的工作基于法治原则,公开活动,强调活动不但要合法,而且将尊重法律视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因而所有非理性的激进盲目心态渗入中国的民主运动,都会对其带来内外的双重损害,纵观近一百多年来由主义纷争所引发的中国社会动荡变迁史中,每每到了或融入文明社会或退回封建专制旧巢的所谓“历史的紧要关头”时,使我们一次次错失良机的原因,既非保守主义又非自由主义,而后者不但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从未起到丁点作用,哪怕是小区域的实验性的那种,而恰恰是历次社会变革失败的代罪羔羊和整个社会的喧泄器皿(关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流变史将考文另述)。其真正的祸首就令一代代青年热血贲张的激进变化,从君主立宪为主旨的改良与暴力革命到1989年“6·4”的天安门广场上的“退守”之争,概莫能处!更何况中国大陆目前可供挥霍的民主资源少之又少。

    前东欧的哈维尔等政治犯一般判刑几个月到两三年,而我们的杨建利、胡实根和王有才们则一判就是5到10数年!我反对为实现任何名义上的崇高而牺牲个人自由甚或性命,对于中国这个尚处于民主化进程缓慢的次发达社会来说,拓展新闻自由空间远比空泛的带有表演性质的公开组党重要!一个真正倾心于中国民主进程的政党或个体,有效的方法应该是低调地聚集幷养成目前尚有限的民主力量,克服“圈子行为”所导致的民运非民间化倾向,切实地寻找突破口,“此点捷克的哈维尔、南非的曼德拉和南韩的金大钟所推行次发达国家民主进程”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否则,用“无根的人”或“轻浮的行为艺术表演”来定位今日之公开组党则非常合适!

    在俄罗斯我访问了获过多项国际文学大奖的80岁高龄俄籍犹太作家波夏戈夫斯基,问及目前他的创作状况,答曰:我已放弃文学创作6年多了,眼下唯一从事的工作就是整理前苏联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枪杀者的名单,现在已出版了厚厚的四大本,最近还在《莫斯科晚报》上开了个专栏,专门刊载遇难者的照片与名单,因为到了我这个年岁,再没有什么比面对屈死的性命更重要的了……这位著名的老作家在为20世纪的俄罗斯结帐,而我们呢?“6·4”已过了15年,至今除了丁子霖先生那份名单外尚无一份像样的“6·4”死亡者名单!假若组党仅限于《汉语词典》中对党字定义的“党同伐异”或“结党营私”等的说文解字的延伸的话,我宁愿鄙视任何以政党称谓之团体!

    最后,让我们用南非前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在其著名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文版序言中的一句话来作为结束语——中国若能够妥善处理往昔的痛苦,就会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是的“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可我要强调的是——宽恕必须是建立在自觉的忏悔和罪责明晰的前提之下,在这点上德国统一后处理柏林墙惨案的成熟经验可资汲取!我们决不能再用结束“文革”时那种粗暴的一勺烩式的“粉碎几人帮”来了解“6·4事件”,这是因为当年我们的当事者们若认真负责的清算了“文革”,“6·4事件”就不会发生,而其后的种种恶行也就不会肆虐!我们必须给我们的后代创造一个像二战结束后的欧洲国家一样的环境,让他们也能心直气坦的发出相同的质询:爸爸当时你在哪里?你又在干什么?!这方是我们这个种族避免再陷罪恶之渊的前提,同时也是“64事件”所有死难者和参与者为我们这个种族未来的良性发展所提供的历史性可能。作者周京力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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