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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畹町:贺“黑手”陈子明光复研究所
(博讯2004年2月27日)
    

     2月20日,外电称六四“黑手”陈子明被关十三年今已复职,悄悄重返工作。 (博讯 boxun.com)

     这种集权下的“进步”,是陈子明13年的刑罚换来的。15年前,他创办的研究所就很气派。一夜之间被捣毁。

     曾经作为一所之长的陈子明是“半体内改良派”。因为,他创建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及其他机构所从事的,就是探索“国家体制内改良”的工作。

     同时,作为非共产党人的陈子明还是成熟的“自由知识分子”。民间研究所为他的这种生活角色的分离提供了媒介和载体。 这正是我国目前许多“体内文化人”的生存写照。有的在民间会所挣钱,大部分还在国家“鸟笼”里吃食。

     真正自己挣钱的人才可能有“独立意识”。看吃哪碗饭,就知道,他“独立”不“独立”,“独立”几何?

     今年一月开通的“改造与建设”网站开篇辞反射了陈子明一贯的政治维度和思想立场。

     开篇辞认为:我们赞成一些朋友所提出的观点,中国的第二次转型应“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政治民主制度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

     开篇辞还认为:不论是说“解放”还是说“改造”,都是在申明对现体制的一种批判态度。当然,这种批判是理性和建设性的,这种改造是渐进和分阶段的。

     15年前的陈子明就是这样。人们难以想象,对于如此温和的“建设主义”“渐进主义”,

    他的厄运是空前的。

     专制司法的逻辑是,“打着合法的旗号”从事非法活动。在统治者那里,“合法”与“非法”在主观领域完全被混淆。没有民主政体,专制司法的一切“改革”均属做样子。

     我和一些朋友交流过一种感受。那就是,当你手接“反革命罪”“颠覆国家政权罪”宣判书的那一刻,会涌上一股强烈地陌生感震惊感:“这是我吗”!?“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给出一个词,叫“评价反向”。

     “判决书”满纸的“诋毁词”,“荒唐言”使你愤懑。这是每一个没有“犯罪主观”的人共同的自我感受。如果你没有这种“陌生感震惊感”,那么,你就具备“犯罪主观”,对你的判决则是适当的。因为,对你没有“评价反向”。

     “四五英雄”的王军涛曾经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

     民主墙时,“中国人权宣言”打响后,他两次约见我,表示赞赏,只是不同意“人权”的帽子。他还说,“北京之春”的立场是在“人民日报”和“港台刊物”之间。当年18岁的他,就开始玩政治了。

     “北京之春”之所以没有遭到整肃,是因为那里聚集的主要是当局“四五精神”的拥有者。他们的生命一直延续到89年。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是国内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1986年8月经国家科委人才中心批准成立,拥有专职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49人,兼职研究人员100多人;拥有社会学部、经济学部、政治学部、心理学部等学术研究部门和办公室、研究处、计算机室、编辑部、公共关系部等科研和行政部门。

     在成立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共开展了29项学术课题的研究,举

    办了9次大中型学术讨论会,撰写和编辑出版了社科著作和译作100余种,在国内外学术界、

    舆论界赢得了好评。88年的“河殇”全国研讨会就是这个研究所在“北京图书馆”承办的。

    我也抽空去参加讨论,并知道了苏小康、谢选骏、远志明……

     研究所的宗旨是:倡导知识分子的良知、客观性、公正性和历史感,维护学术的尊严和信誉;目标是:通过具有独创性、超前性、批判性和实证性的科学活动,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89民运之后,研究所被作为自由化的堡垒被彻底摧毁。

    陈子明处刑13年,94年以保外就医软禁在家。95年因在家纪念6、4,再度送回北京市第二监狱,与我临楼相望。

     陈子明,1952年1月生于上海。1968年北京八中初中毕业后,去内蒙古牧区阿巴嘎旗插队六年,任赤脚医生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北京化工学院。

      1975年因与插队同学通信批评时政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定为反革命性质。1976年4月2日开除学籍、团籍。随即在四五运动中,担任与官方谈判的群众代表。4月6日即被送往永乐店农场劳动改造。

     1977-1978年,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抨击当时掌权的中共“凡是派”和吴德领导的北京市委。 任民办刊物《北京之春》编委。

     1980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后改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读分子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同时任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会主席。1980年底至1981年初,为北京市高校竞选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当选海淀区第七届人民代表。

     陈子明事业的成功,不能不写何家栋。在今年光复“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筹划里,何家栋老先生还是“顶梁柱”,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何家栋1923年9月生。1938年7月参加抗日战争。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出版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连降四级。之后又陆续执笔写出《赵一曼》、《方志敏战斗的一生》及《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等书。1959年被指派为《刘志丹》小说责任编辑,1962年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该书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又被打入"习仲勋反党集团",成为"反党分子"。1965年,经康生点名,下放到山东成武县,交地方管制,长达14年之久。"文化大革命"又被揪回北京批斗,殃及家人,致使母及二子非正常死亡。

     何家栋没有成为“反叛共产党人”,这是一些人的选择。陈子明被甩到“体制外”13年,没有完全脱离“半体制内”,算是“归队”,也是一些人的选择。

     承蒙乔治·索罗斯的邀请,我和陈子明相识在“中国开放与改革基金会“的成立冷餐会上。并认识了严家其、胡平等人。

     基金会的美方主席由量子基金会主席乔治·索罗斯担任。

     就是一九九七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基金会由时任赵紫阳秘书的鲍彤代表中方授权体改所所长陈一咨操作,中方主席为梁从诫。在基金会成立的冷餐会上,刘再复、李泽厚等出席。

     “六四”之后,中国政府认定“中国开放与改革基金会“为美国和平演变打入中国内部的一根楔子,是着力培养中国和平演变政治精英的“第五纵队”。

     一九八九年的五月,北京宣布戒严之后,美方则宣布,鉴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不再向中方注入资金。这样,“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停止活动。

     如此说来,今天常驻中国名目繁多的如“福特基金会”,外国“慈善基金会”难道就不是“打入中国内部的一根楔子”吗!?当局的派系权力之争就是“你方唱罢我方唱”而已。

     89民运的一个主要成果是“体内力量”大分化,体内外力量的自然整合,它的直接结果是海外民运的壮大。国内表现为93-96“上书运动”。

     陈子明“重归”“半体内”的“北京经济社会科学研究所”,是不是意味着“体内半体内力量”的“回归”流来临?对于民运来说,是福,还是祸?是进,还是退?

     陈子明一家关心人,乐于助人,有口皆碑。祝愿他事业顺利,马到成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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