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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锋:蔡小洪等中共高官为什么当外国间谍?
(博讯2004年2月04日)
    中联办办公厅秘书长蔡小洪等多人涉嫌充当外国间谍被扣查,香港谍影幢幢,引来媒体的追逐。香港的确是“国际间谍中心”,但是有多少真实,又有多少是冤案?香港不如筹建间谍博物馆来吸引游客。

       在香港七一大游行,市民的民主诉求给中共和特区政府造成困扰之时,香港却又爆出幢幢谍影,使气氛更加诡谲,问题更加复杂。 (博讯 boxun.com)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香港《太阳报》披露中联办(即九七前的香港新华社)办公厅秘书长蔡小洪因怀疑被外国情报系统收买,出卖国家机密,涉及款项四到六百万港元,于七、八月期间,被有关当局扣留在北京接受调查和问话。蔡小洪是前司法部长蔡诚(1988──1993)的儿子。高干子弟沦为西方国家的间谍,自然更引起关注。香港媒体连著多日追踪这则新闻。

      蔡小洪背景与他的同伙

      这个蔡小洪可是“根正苗红”的人物,他是广东普宁人,一九八九年就调来香港工作,于去年七、八月间被捕,但是由于七一大游行刚结束,香港政局动荡,所以当局秘而不宣。

      根据香港《苹果日报》提供的资料,蔡小洪本姓伍,祖父伍治之、祖母蔡楚吟早于一九二零年代已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一直都与周恩来有来往,伍治之早年曾替中共从事秘密工作而被捕入狱,其妻蔡楚吟在上海表面是教师,实则也是中共谍报人员;四十年代两人被周恩来派来香港协助廖承志工作。蔡小洪父亲蔡诚原名伍毅鸿,年幼与父母失散,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在中共革命圣地延安长大。四九年前曾任侦察队队长,为掩饰身份而改名换姓,跟从祖母的姓氏。中共建政后蔡诚在公安部门工作,八八年官拜司法部长,其后转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退休后出任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会长。出身于中共间谍世家的蔡小洪最后成为外国间谍,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中联办办公室秘书长号称是“大内总管”,自然掌握不少国家机密。收买他的据说是英国的谍报机构,因为当时也只有英国对中共的香港政策有兴趣。但是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拒绝评论此事。而蔡小洪的妻儿早已经去了英国,可能是作为他充当间谍的交换条件。

      冰山一角引发人心惶惶

      中通社很快的在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发放题为《中央驻港联络办有关负责人谈蔡小洪案》的新闻稿,引述中联办负责人说:“蔡小洪因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等违法犯罪行为,现由内地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审查。有关部门近年来破获的多起间谍案件显示:外国间谍情报机关长期针对和利用香港从事征募、策反、窃密等间谍活动。蔡小洪案只是外国间谍情报机关在香港进行间谍情报活动的案件之一。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

      十二月十九日,中联办官员首次公开就此事作出回应,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告诉记者:“香港这个地方,外国情报机关做了很多事情,蔡小洪只是其中一个,还有很多其它事情,你们都应该知道。冰山一角嘛,是整座冰山,蔡小洪只是一角。”

      “案件之一”和“冰山一角”,都表示还有其它间谍案件或还有余党,而且为数不少,因此难免引起中联办内部人员惶恐不安,部知道还有哪些人是外国情报机关“征募”和“策反‘的对象。果然,亲北京的《东周刊》在二十三日报导,除了蔡小洪,至少有三名于一九九七年回归前任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高官涉嫌参与间谍活动,包括办公厅主任刘林、前任台湾工作部处长魏平元,和前任副社长郑华的秘书陈瑜林,三人先后在大陆遭扣查盘问。报导说,刘林于一九九零年从深圳市政府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办公厅副主任,后升为主任,接触大量国家机密,包括北京高层人事变动、重要决策和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中的中方意向等。一九九三年,当时的办公厅副主任蔡小洪穿针引线,诱使上司刘林同流合污。

      香港政局动荡与此有关?

      报导还说,负责代表英方收买该等中方官员,并把情报传送到英国政府的中间人,是一名警方前政治部警司,同时是英国军情六处特工。他在回归前退休,先加入香港一家保安顾问公司,后与魏、陈等新华社官员合伙,在深圳经营地产生意,以生意上的利益收买两人参与间谍工作。

      据悉,除了金钱利益外,由于当时港英警方政治部亦掌握了这些新华社高官的“黑材料”,威逼利诱双管齐下迫他们就范。这名警司在回归后继续以商人身分穿梭中港两地进行情报工作,去年八月经文锦渡返回深圳时被捕,拘押在广东省国安厅接受盘问。

      另据香港《太阳报》引述消息人士说,香港回归初期,西方国家在香港的情报活动确实有所收敛,但近年却再度转趋活跃,更发现个别亚洲国家亦加强在港的情报搜集活动,情况确如中联办负责人日前所言,蔡小洪案其实只是冰山一角,香港近年政治势波谲云诡,与此不无关系。

      这最后一句话可圈可点。看来,中共上下如果要推卸责任,最后会将七一大游行也归咎于国际间谍的煽动,那就镇压有理也。

      就在这敏感时刻,英国外交部次官韦明浩于十二月十八日抵香港港访问,他是访问北京以后到香港的。他接受传媒提问时,拒绝评论蔡小洪案,亦拒绝评论任何与情报活动有关的问题,声称这是英方惯例,今次没有例外。他反而表示,较早前他在北京访问曾向中国外交部官员表达对香港政制发展的看法,即以符合广大市民意愿的步伐,尽快达至《基本法》规定的最终目标,以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全部议员,香港特区政府明年将就政制进行咨询,英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香港市民应借此机会表达意见。

      过去几宗重大的间谍案

      长期以来,香港就是国际间谍中心,更广义来说,是情报中心,特别是中共锁国政策时候,各行各业都到香港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间谍更不要说了。但是除了西方国家的间谍,中共自己的间谍在香港也一样活跃。中共建政后在香港发生有关间谍的重大案件和风波大致有以下几件,哪些真实,哪些冤案?

      “起义”投共以后的香港《大公报》,其发行人周榆瑞于一九五三年被中共诱回大陆后在苏州的火车上被捕。理由是他在国共内战期间担任大公报记者时常常进出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军事代表团,并且同一名英国记者关系密切。中共认为该记者是英国情报人员,因此认为周也是间谍。周被扣押到一九五七年,到他答应充当中共的间谍以后才被释放回香港。周榆瑞于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逃离香港到英国,并且出版《彷徨与抉择》披露真相,一九八零年周榆瑞在英国病逝。

      周榆瑞逃离香港的第二个月,香港爆发另外一宗间谍案,这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关系就不得而知了。十月六日,港府新闻处宣布,华籍助理总警司,警察学校副校长曾昭科被当局扣留。事件轰动全香港。因为曾昭科是英国人培养提拔下当时级别最高的华籍警务人员,并且送到英国受训。十一月三十日,香港政府再度宣布,曾昭科涉及间谍行为,经罗湖递解回中国大陆。曾昭科后来出任广州暨南大学外语系系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董事会名誉主席,一九八三年开始出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今已经二十年了。中国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以后,曾昭科已经多次“衣锦还乡”回香港。

      一九八二年,中共把香港《新晚报》总编辑,《大公报》副总编辑罗孚诱回广州开会时将他逮捕,以间谍罪判刑十年。罗孚在香港长期从事新闻文化工作,在中共港澳工委中负责统战,接触许多文化界右派人士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人员。在他“失踪”后,反而他的右派朋友为他鸣不平,但是当时作为他副手和培养对象的曾德成(刚刚去职的民建联主席曾钰成的胞弟,董建华内阁中央政策组的成员)却趁机在报社内开展夺权斗争,扩展自己势力,令人为之嘘唏。次年六月,主管港澳工作的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病逝,罗孚立即被假释出狱,但是不能回香港而只能住在北京。一直到“刑满”才回香港。他的间谍案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有真正解开。九七前他移居美国旧金山,后又回到香港。

      无处不在的谍报人员

      除了这些间谍案外,八十年代还有“黄贤案”,这位在哈佛修读法律的道地香港人,抱著满腔爱国热诚,在中共改革开放初期就到北京贡献自己的才能。但是不幸没有多久就被以间谍罪判刑十年。有报导原因是他曾经复印若干经济文件而被同事所告发。黄贤获释后非常低调,似对“爱国”无悔。

      三十多年潜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而在八零年代被揭露的中共间谍金无怠,去年在洛杉矶被揭露的美中双面间谍陈文英,都曾经多次在香港同中共间谍接头,可见香港“国际间谍中心”的地位。

      除了这些大案以外,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谍报人员,例如九七前中共通过每天放出一百五十人到香港,渗入一批谍报人员,有些编制内,有些编制外,遍布香港各角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广种薄收,不一而足。

      当然,中共派大批谍报人员到香港,不止是决定收回香港以后的事。笔者在七零年代中期从上海移居香港以前,就常常听说中共在香港的间谍如何厉害。特别是那些在香港有亲友的资本家,有个别人还可以往返沪港两地,更是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例如他们在香港的私人活动,中共公安部门都可以拍下照片等等。

      日常生活笼罩间谍阴影

      七零年代初期,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侨离开中国到香港,有关的流言也越来越多在华侨圈子内传播。例如文革初期逃亡国外的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某次在发表反共演说后,立即被一个杀手开枪打死(到香港后查证才知道是谣言)。另外,从中国出境到香港的人士在过香港罗湖海关时,会被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官员带到小房间盘问,带有收集情报性质,华侨之间也相互转告要小心说话。因为有些华侨在国内被迫害与长期言论受压之后,一到香港就大吐苦水,大骂老共,但是一到居住地,就会有人打电话来,责问在海关说过什么话,警告以后不准乱说话。这是表明即使在港府的人民入境事务处,也藏有共谍在内。为免“言多必失”,笔者在过海关被盘问时,因为文革在工厂做过八年工人,所以没有暴露大学毕业的身份,以免被问许多问题而难以回答。因此当时主要问工厂的产品和产量,大概也可以从这些具体资料中分析出中国的经济情况。还好笔者是普通工人,只能谈泛泛的数字。他们还关心唐山地震的情况。因为出境前公安人员已经警告“报纸上没有说的,你也不许说,否则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也只能用报纸上的新闻来说。

      笔者到香港不久,出于良心的驱使,开始写揭露中共的文章,但是害怕中共报复,所以稿费都是别人代领,避免暴露身份,以后要登记身份证号码就没有办法了。有一次给司马璐的《展望》写稿,刊出后也不敢去拿稿费,因为觉得司马璐“政治面目不清”,会不会是“苏修特务”?香港地铁通车后,我排队等地铁也很小心,人多时尽量不站在第一排,以免被人推下轨道内。可见香港谍影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这也是九七后离开香港众多原因之一。

      如今香港又是谍影幢幢,希望别影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才是,也不希望往日众多的冤案再现。更不可将它作为反对推行政治改革的借口。如果香港学习美国,也筹办一个“间谍博物馆”,或者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繁荣香港经济。只怕围绕董建华周围的地下党(变相间谍)会坚决反对。

    --转自《新世纪》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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