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 [大众观点] .

吴敬琏: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
(博讯2003年8月29日)
    汪丁丁 吴敬琏

      主题一:真正的亮点在哪里 (博讯boxun.com)

      吴敬琏:1998年的经济形势看来的确比1997年严峻得多。许多矛盾纠结在一起,手边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因此,未来的前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最近的将来的经济发展更认为未可乐观。但这是不是说,改革的前景就一定比一年前更为悲观呢?我并不这样看,事情常常是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有变化,出现转机。如果没有"文革"当年的山穷水尽,经济濒于崩溃,也不会有今天的改革。

      改革的前途也是这样,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政府从12月开始依靠自己的动员能力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主要的措施是98年6月以后付诸实施的。绊这就是1000亿元国债和1000亿元银行配套资金,一共2000亿元。这些钱能起到一个开锁的作用。从8月、特别是9月已经看到了宏观经济转机的苗头。但是,要把这种好的苗头发展成为稳定的发展趋势,光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恐怕远远不够。

      现在国家投资上升得很快,但民间投资却没有怎么起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光靠财政是背不动的。更何况像98年这样大规模的财政注入是可一而不可再的。那么,甚么是能够支撑中国经济长时期稳定增长的力量呢?在我看来,是企业,是具有活力的企业。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把不是真正企业的"企业"改造为真正的企业,如果我们能够采取适当的政策把已有企业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1999年乃至今后更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应当是有保证的。

      对于相当多的国有大企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像5'~前十四届三中全会所说的,要把有效的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现在不少国有企业号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挂上了公司的牌子,其实连起码的明晰产权都还没有做到;所有者仍然虚置着,哪里谈得到确立现代公司制度呢?

      看来目前中国国民经济这幅图画上的真正亮点,还是中小企业。在一些地区,经历过"放小"和"改制",一大批真正的企业确实建立起来了。它们具有很好的发展势头。

      我去过太原。太原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整个经济形势当然要黯淡得多。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地方,也不是没有亮点的。有一位本来是私商,现在却做着两个国有企业的厂长。他原来作为一个面临破产的国有企业合资方叁与经营,可是职工说他是资本家,不听他的。主管局就把他聘为国营厂支付薪金的厂长,领导这个企业,很快就把这个厂子搞活了。接着主管局又交给他一个已经三年发不出工资的大厂,由他当厂长。他把这个厂在 区里的厂房改成了灯具市场,出租店面,厂里原来的车队替人运货,下岗的工人们现在当勤杂工。现在这个厂重新开始发工资了。

      可见,"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对于这类具有很大潜力的中小企业和企业家,政府需要做的是端正政策,创造好的经营环境,使他们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我总是说,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不但要采取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扩大需求,还应当实行供应学派式的政策,发挥企业的活力。

      汪丁丁:的确,经济危机对改革也即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影响未必是负面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会发生经济危机或经济的周期波动是否有好处,而在于一个社会是否有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及文化空间。如果技术与制度创新在一个社会里总是受到压抑,那么,当经济萧条来临时,企业就会死亡,失业与企业活力的下降也同时发展,最终导致社会的死亡。

      这正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上次或这次用了甚么精英人物或甚么灵丹妙药使中国经济起死回生,而在于你解救中国经济于水火所依靠的制度是甚么样的。一个鼓励企业和个人在一切方向上进行各种可能的创新的社会制度,是不需要"救世主"的。

      10年前我曾经说过,中国缺的是人而不是钱,现在看起来更是如此。人从哪儿来呢?还要靠一良性的制度,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淘汰一批不那么出色的企业家,让那些更优秀的企业家占据市场。这就是人才。这样的人才选择机制不是"终身制"的;你今天在市场上竞争获胜,明天就可能被更强大的创新者驱逐出局。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带来生机勃勃的市场。当然,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正是这次改革的目标之一。使一个经济变得有效率所要求的必要条件是甚么?其实只是一条;承认每一个个人有为自己谋福利的权利。

      请注意,这里的"谋"字至关重要。谋,追求也。我们以前搞中央计划社会主义,也承认人有自利性那一面,但却通过"全民所有制"来剥夺每个人谋其福利的权利。结果是怀抱着"共产主义乌托邦"理念,生活在效率极低的物质世界里,终于难以为继,不得不改革以图"先富起来"。所谓"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总之,这个谋私利的权利,你也可以不叫它"私有制",但只要你在产权安排上承认了这个权利,你就可以找到"效率"这个东西。承认每个人"谋个人福利"的权利,就是在制度上保护每个人获得创新利润的权利,从而可以造成"生机勃勃"的场经济。

      主题二:复位规则已到时候

      吴敬琏;十五大"放小"的战略确定以后,中小企业产权明晰化的趋势已不可阻档。但在有些地方,原来打着"坚持公有制"旗号力图保持自己对企业的控制的有权有势的人们改变手法,"咸与维新"。不但利用权力不花几个钱就把企业搞到自己手里,还反过来要职工交钱,否则就让他们"下岗"。于是社会公正的问题就突出起来。

      针对着"放小"中间出现的这一类问题,国家经贸委发了一份制止出卖小企业风的文件。老实说,我看了这份文件后,觉得它消极了些,担心会不会影响"放小"。但是据说经贸委得到的反应多数比文件还要激烈;我们企业的谁谁谁,正是他们把企业弄垮了,现在却乘机发了大财,所以早该刹住了。

      体制转轨是一个利益结构大改组的过程。不管采取甚么方法来实现转轨,在利益分配上总会有问题,原来掌握权力人肯定会利用权力把过去的公众财产据为己有。如果官僚们的力量太强大了,就会发生像俄罗斯那样的情况;大部分财富被一小撮人鲸吞,而百姓却变得一无所有,那就国无宁日了。

      我认为中国到80年代后期,或者说1992年以后,改革的主要危险并不一定来自保守力量,而在于是否在社会变革中兼顾公正。不然的话,老百姓不认你这个改革。如果他们因为基本利益受到损害而寄希望于保守力量,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这又回到了刚才讲到的那个问题:改革初期多数人都觉得改革对自己有好处,那么现在到底甚么样的人赞成继续改革,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

      所以单从经济形势的角度,也要寄希望于民间经济的发展。改革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也惟愿中小企业家和其它独立的民间力量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他们不能成长起来,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我常常觉得,改革后10年中,好象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

      汪丁丁:我们说改革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就是说游戏的规则问题变得非常重要,以致若解决不好,整个改革就会功亏一篑。 刚才吴老师说的改革动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益在社会各集团之间比较公正的分配问题。但利益如何分配,首先不是谁应当分多少的问题,而是通过甚么原则和机制来分配的问题。因此这也是个修改社会契约或宪法重新缔结的过程。

      我们的改革从"放权让利"开始。"放权让利"的改革好比在牌桌上赌博,一开始的问题是许多人没有资源的控制权,只是"国家"一个大庄家;为了让市场经济这个游戏能够"玩儿"起来,就必须放权让利,让人们有自己的资源,从而有了自己的利益。

      80年代中期,我们的经济格局里大部分企业已经有了"自己"的利益,但那还不是个人的利益,或者那只是隐蔽着的个人利益。当时有人提出要搞"企业本位"制,有点儿像农业集体化时代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那个"生产队本位"制。那样的制度一是不稳定,二是效率不高。最终只有两个前途,一是稳定在"包产到户"时期的"农户本位"制,一是退回"统购统销"时代的"国家本位"制。市场经济自身的逻辑,一旦展开就势不可挡。所以我们既然以"效率"为目标,改革也就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包产到户"和更进一步的"永佃制"。

      在城市里,"企业本位"也就渐渐变为"个人本位"。但是这儿有一个重大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就是当我们从"企业本位"或集体经济走到"个人本位"时,我们在宪法里对于"个人本位"或个人获取创新利润的权利都没有作出相应的保护,我这里说的宪法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宪法,以及相应的各种法律条文。我主要指的是作为国家精神之一部分的"宪法"。例如当我们说一部与市场经济相应的宪法应当"尊重个人财产权利"的时候,显然不是指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是指这一条文对现实社会究竟有多大的约束力量。因为一个理性的个人是不会只看到有一纸空文对他创新所得的利润作了承诺就献身于他的创新活动的。

      由于缺失了宪法,我们在现实经济社会中认可了的"个人本位"制就开始演变为模糊规则下的"强权者寻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很腐败的,而且足以使任何一个曾经伟大过的社会陷于瓦解。所以我们说:改革到了关键时刻。

      应当强调,单纯的修改宪章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对个人创新利润的保护,要求在宪法之下,有一个执行宪法的政府即整个执法和司法体系要从例如"保护公民就业的权利"转变其职能为"保护公民创造利润的权利"。不经过这一种政府职能转换,人们就总要将自己的企业家能力转化为"依靠强权去寻租"的能力。

      俄罗斯的改革方案过分地依靠改革者"理性设计",而忽略了现实社会中积累的极难扭转的"习惯势力"。改革若要成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要保持渐进的性质。但是"渐进"又不能流于向传统势力屈服的"徘徊"。这两方面的要求,使得各国历史上真正成功的改革极少见。

      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改革的渐进性与决断性可以由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的利益来诱导。这也就是人们说的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阶级的形成。事实上,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里,比较大的"社会流动性"使得社会上、中阶层之间没有确定的明晰的分界。我们说的"中间阶层",它里面的激进分子常常很接近社会底层的利益团体,常常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而它里面的保守分子常常很接近社会上层的利益团体,常常成为社会变革的阻力。正是由于这个"两重性",一个社会才必须要有"中间阶层"来保持其适度的活力;既不要因为缺乏活力而死亡,也不要因为太激烈的活力而炸毁。

      新的游戏规则应当鼓励生成中间力量,这可以治理许多改革中出现的弊病,例如腐败及官商勾结。任何私人资本,生意做大了便产生政治影响力,于是便产生了以经济势力去勾结政治权力以"寻租"的可能。

      吴敬琏:说到这里,我想作一个不一定完全合适的类比,也许可从中得到一点启示。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把农民从地主制度中解放出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伟大力量。但是这次生产力的大解放并没持续得太久,就被足足折腾了20年的所有制升级等"运动"所打断。

      土地改革像任何一次大的社会运动一样,总是有怀着各种各样动机的人叁加。土地改革的有些积极叁与者是所谓"勇敢分子"。这些人往往并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是见过世面,富于社会经验的"乡村政治家"。他们希望在"斗地主,分田地"中得到自己经济上、特别是政治上的好处,在运动中往往采取一些过火的("左"的)行动。麻烦还不只在这里。成问题的是,这些人并不善于、也不愿意在诚实的劳动和经营(也就是所谓的"按照规则进行的经济游戏")中使自己、也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却有一种倾向,总想在不断进行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分一杯羹。如果这些人成了社会的精英,他们就会变成1955年以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革命"的社会基础。

      回过头来看改革,这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为甚么规范的改革往往被视为"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改革",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股民的金融魔术等等却被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瞬息间就风行全国?这些奇怪的现象层出不穷,不是足以发人深省吗?

      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政治报告"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那一段的结尾就提出过"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的任务。后来这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好象没有落实为立法的规定。我看这件事很重要,宪法要有原则的规定,各种财产变动都要循着以基本法为基础制定的规则。

      主题三:"裙带资本主义"离中国有多远

      吴敬琏:不管怎么样,中国再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不大可能的了。但搞得不好会出现一个拉锯战的过程,可能会发展成CronyCapitalism,就像印尼、马来西亚那样。CronyCapitalism这个东亚经济危遨发生后流行起来的词儿被译为"溧裙带资本主义"或者"亲朋好友资本主义",其实这就是老一点的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垅断资本主义"。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东德,好象都没有躲过这种命运。中国在这方面的苗头已经相当明显了。要避免其恶性发展,从经济的角度讲,就是要发展独立的民间经济和民间力量;从政治方面讲就是要确立游戏规则,实行法治。

      汪丁丁:中国问题既有西方人正在经历的"现代性危机",即市场化导致了传统道德共识的瓦解,又有单独属于中国人的危机,即法治精神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人很像现代化以后的西方人,既没有家庭情感的约束,又没有上帝的法律的约束,孤苦伶仃。但是,这类中国人缺少两件东西。一是"现代化",我们尚未走完现代化的主要阶段,物质生产的工业基础和技术进步的自发秩序尚未确立;二是"理性",我们尚未获得西方人自启蒙时代开启出来的个体理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理性不足、难以自立的儿童。

      这两件事情导致我们面临着两个前途:一是返归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二是重新确立集体主义的生产方式,靠"家长制"权威找到各自的位置。但是,沿着这两个前途都不太可能发展出高度信用基础上的金融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中没有必要发展大规模合作,也就没有必要发展金融;而在家族宗法社会中,"信用"缺乏普遍主义的原则,讲信用只是对亲朋好友而言的,对非亲非故者则可以不讲信用。这怎么能使分工与交换从家庭血缘关系所覆盖的范围扩张到全国以至国际间呢?

      吴敬琏:此次东亚危机之后,国内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危机,主要得益于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比较慢,把最难的改革放到了后面。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把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改革往后拖,只是把问题沉淀下来了,这里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必须认真对待。目前国有大企业的问题大多没有解决,那些半官半民的金融单位问题尤其大,好些金融机构经不起查。

      我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继续计划经济,另一个就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这两种力量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公众看不明白,就容易发生摇摆。

      怎么办呢?还是应该做一些比较基础的思想梳理和启蒙的工作。事实上,比较基础的事情虽然看起来平淡,却是比较深刻的。简单地把人们划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已经过于表面了。

      汪丁丁:改革的前20年, 我们总是回避最核心最困难的问题,这终于造成了将近10年的"制度徘徊"。现在我们意识到改革碰到了"深层问题",再也无法回避了。我几年前写过几篇文章讨论改革面临的三个深层问题,现在大致仍存在这三个问题;一、"政企分离"后面的"党政分离"问题;二、国有部门"工人贵族"的赎买问题;三、企业家能力与所创造的利润的合法结合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已逼到我们头上了,改革要么迎上去解决它们,要么掉头回到旧体制去。

      我想起布坎南70年代写的一本书《经济学家应当做甚么?》(What ShouldEconomists Do?)。他的回答很有名,叫做"economoists should beeducators",也就是,"经济学家应当教育大众";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理反 覆讲,在实践中讲,让大众和官员明白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建立信心。我常引用克尔凯戈尔的名言:"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对市场经济也同样如此。若大家都不相信"市场",那么可以肯定,"市场"是没有机会在这个社会里生存的。这也是一种"路径依赖";你越不相信"市场",碰到问题就越会使用其它手段,例如"政府"。于是,你在"依赖政府"方面的经验就积累得越丰富,而这反过来诱使你更加不相信"市场"。这是一个"观念"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

      凯恩斯说,一个好的"思想"要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大约50年的时间。后来弗里德曼说,他发现确乎存在着这么一个为期50年的时差,每一种先进思想大约都超越了它的同时代人50年以上。然后经过人们在失败中总结教训,往往还由于偶然事件的影响,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思想,再由此渐渐传播开来,教育民众,缓慢地发生影响,直至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这全过程是相当漫长的。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大约需要这种持之以恒的思想力量,才可望走到它要去的地方。

    回到目录

    邓大才:论农村土地的新功能

      农村土地的传统功能就是生存功能、就业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衍生出或者正在衍生出一些新的功能。从目前的发展来看,主要有价值功能、财产功能、融资功能和资本功能。文章以农户承包土地为对象,分析农村土地的新功能。

      一、价值功能

      由于长期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土地理论的影响,普遍有一种认识误区,即土地不是劳动产品,因而没有价值。加上建国后,土地长期不能流动,土地也不是资产,而是一种劳动资料,所以土地不是商品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已根深蒂固。既然土地所有权的价值都无从谈起,其派生权承包权也不会有价值。

      农地是商品勿容置疑,按照罗马法典土地是一种商品,按英国法律土地是一种权力束,马克思也认为土地是商品"资本化的地租表现为土地价格或土地价值,以及土地因此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可进行买卖这一事实"。"至于土地产品价值,从而土地的价值,总是在它们的市场扩大的时候,在需求增加的时候……按相同的程度增加,这并不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所以,不论是古代的土地,还是现在的土 ,不论是资本主义土地,还是社会主义土地,不论是城市土地,还是农村集本土地,只要是市场经济,土地就一定是商品,并具有价值,而且在社会再生产全过程有所反映。缺乏价值表现的土地永远是一种自然资源。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的承包土地是否有价值,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按中国土地法规定可以转让,承包者可以获得转让收益。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明确规定,土地承包使用权可以有偿流转,并着手研究承包权长期化的问题。这些都表明土地承包使用权已成为一种新型的物权,这种物权数量的大小如何,必须用价值来衡量,当然这种衡量不是土地自己来衡量自己,而是通过土地资产与货币进行交换来体现。所以我国的土地、农民承包的土地也不能例外,是一种具有价值的物品。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地市场价值体系既要考虑农地的经济价值,又要考虑农地的社会价值。并且在土地产出收益和承包土地使用权转让所获得的收益中都要有所反映,即保证承包使用权价值的贡献份额或补偿额。

      承包土地的价值功能在如下几个方面起着重大的现实作用:一是土地资产的核算。二是土地交易价格的确定。三是土地使用的机会成本的考核。四是通过考核承包土地的价值来核算土地的产出和收入。今后在经营土地、管理土地、交易土地时,要有承包使用权价值意识。在这里必须阐明的是,土地的价值功能,不是指土地用来衡量其他价值形态的参照物。这个价值,马克思认为是劳动,劳动是衡量价值的标准。在西方经济学中,认为物的有用性是价值。这两个对立的观点是否正确,在此不作评述。这不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本文所指的价值功能是指土地本身所具有的价值量和在土地生产经营中所起的作用。按理讲,这种功能是土地所内含的,长期存在。但是在我国有一段时间却被扭曲。因为我们并不在承认土地有价值,所以土地的这种价值功能没有被体现。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承包土地的物权化、财产化,土地本身所内含的这种功能又重新体现和发挥作用。

      二、财产功能

      所谓财产功能是指土地具有财产一样的作用。从我国的实际来看,随着土地制度的变迁,承包权的财产性质渐趋明朗。1978年,通过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集体土地使用权逐渐与所有权分离,形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财产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变革,为土地承包权的财产性质提供了先决条件。1993年颁布的《农业法》明确承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地位,其中13条规定了承包经营者有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处分权和收益权、转包权、转让权和继承权。十五届和十五届三中全会规定,承包权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处长30年,而且还规定30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改变.可见,从总的趋势看,在今后的一个时期中,农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制度将会沿着承包权物权化和拓宽使用权的强度、长度和宽度的方向发展。这将使农民在土地上享有充分的财产权。

      从法律角度来看,承包土地具有财产功能。按照《民法通则》,土地使用权属于"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可见,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独立权利形态的存在,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经得到确认,为集体土地使用权制度在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城镇同类土地的对比来看,承包土地也应具有财产功能。城镇工商企业的土地,所有权为国家,使用权为企业的法人财产,可永久使用(前提是使用者必须交纳土地使用费),既然城镇土地使用权为法人财产,农户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对自己的劳动资料--土地也同样拥有财产权,这是不争之实。

      所以虽然建国以来,我国的土地都是以国家或者集体的名义进行占有,但是改革开放使农民拥有了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土地由一种只能公有的物品变成了一种可以集体占有,也可以私人占有的物品。我们在工作中,要进一步强调农民承包土地的财产性质,进一步稳定农民的承包权,保护农民的权益。在农户承包土地延长30年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推动土地承包权长期化的方式,使农户土地的财产功能具有长期性和可预见性,能够受到法律的保障。

      三、资本功能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土地现在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工具或者生产对象,它现在不仅能象资本一样为承包农户带来收益,还能为投资者带来较高的预期收益,给融资者筹措资金带来利润。承包农户除了用土地来进行直接的生产经营获取土地的产出收益外,还能够利用承包土地的物权性质,用来投资,获取土地红利。所以农户承包土地具有资本的功能。对于土地来讲,其资本化经营,我们不能从典型意义上的股份公司制来进行要求。可以把承包土地资本化经营的范围放宽点,将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出租和承包农户将土地交给其他农户,或者工商企业进行合作经营、合股经营也视为资本化经营。具体来讲有以下三种类型:

      承包土地出租。农户把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者农业企业,保留承包权,农民凭借承包权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这是土地资本化经营的低级阶段。承包土地资本化的形式之一是可以出租,但是并不是所有出租的土地都是资本化经营。如封建资本主义的土地也可以出租,但是不是资本化经营。

      股份合作经营。农户把土地作为资本与其他的农户或者工商企业合作经营,建立股份合作经营企业。农民以土地作为股份。这是土地资本化经营的中级阶段。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责任公司是以农民或集体经济或投资于农业的工商企业为主发起,成立土地股份公司制公司,统一经营农民的土地。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凭承包权拥有公司的股份并获取红利。农民以土地折价额承担公司责任。这是土地资本化经营的高级阶段。

      四、融资(或者证券)功能

      所谓承包土地证券化就是把承包土地或者承包土地所能够能够得到的收益构造和转变成为资本市场上可销售和可流通的金融产品的过程。土地承包权证券化意味着创造了一种能够带来与土地同样的经济性利益的金融资产,其实质就是为农业生产融资,即发挥土地的融资功能,为土地投入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融通资金,以达到尽快、改良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目的,发展农村经济的目的。同时将固定在土地上的资金(凝结在土地中的长期投入)重新流动起来,进入流通领域,以扩充社会资本金的来源。所以承包权证券化具有融资功能。

      土地承包权证券化有以下特点:一是土地是融资的载体。在土地证券化过程中融资载体是将土地承包权或者使用权作抵押,而不是以融资主体的所有的所有资产、信用作为担保。在土地证券化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包含使用权的承包权,不是所有权,这与我国特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相联系。二是承包权证券化主要是以抵押债券或者收益凭证的形式进行。这种收益凭证或者抵押债券可以在证券市场上流通(即背书转让),以保证土地证券的流动性,体现其金融衍生品的特征。三是土地本身的质量和级差地租决定融资的风险。承包权证券化实现了证券本身与融资主体的信用等级分离。承包权证券化的信用等级取决于土地本身,而与融资者的风险程度没有关系。承包土地融资的主要类型:

      申请抵押贷款。抵押贷款是一种间接的社会融资方式,就是以农户或者企业(含土地合作社、土地股份经营公司)所拥有的集体土地承包权或者长期使用权作为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其实这种方式不属于土地证券化。但是由于这种方式,这是以土地承包权作为载体向金融机构筹集资金,是不动产证券化的初始阶段。笔者将这种这方式也划为土地承包权证券化的范畴。因为只有这种形式,才会具有以下两种形式。可见,土地抵押贷款是土地其他证券化形式的基础,其他证券化形式都是通过土地抵押申请贷款而发展起来的。

      发行抵押债券。抵押债券是土地证券化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就是把土地能够获得的收抵押债券是土地证券化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就是把土地能够获得的收益作为担保(抵押品)债券,然后把这些债券卖掉。抵押债券最典型又是地价指数债券。所谓地价指数债券,是把预定偿还额规定为:面额随着地价上升而上升。美国很早这种方式对不动产进行证券化,日本也用这种方式处理有关废旧铁路用地。笔者是建议将农户所拥有的土地承包权作为一种单独的财产来进行抵押发行债券。益作为担保(抵押品)债券,然后把这些债券卖掉。抵押债券最典型又是地价指数债券。所谓地价指数债券,是把预定偿还额规定为:面额随着地价上升而上升。美国很早这种方式对不动产进行证券化,日本也用这种方式处理有关废旧铁路用地。笔者是建议将农户所拥有的土地承包权作为一种单独的财产来进行抵押发行债券。

      发行股票。这种方式就是成立土地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以土地作为资产上市融资。当然土地股份公司也会有其他的资产,但是笔者在这里所指的是以土地经营或者经营土地为主的农业企业(土地资产占总资产的绝大部分的企业)。这是金融业向农村延伸的必然结果,也是土地证券化的高级形式。

    回到目录

    蒋兆勇:价值取向与政府行为

      一.地方政府行为景观

      

      多年来,我发现中国官场的一个有趣现象。大凡有中央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地方诸侯都正襟危坐,洗耳恭听,有的还不停地做笔记,有的只是倾听不做笔记。做不做笔记,却是有一点奥妙。如果你经常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做笔记最认真的往往是不太发达的地方,不太做笔记的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地方。我数十次的观察,发现广东这种地方的官员虽然凝神倾听,但却不怎么做笔记。

      从做不做笔记,其实可以折射出政府官员对中央政府的取态,几乎也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行为的端倪。

      中国之大,无奇不有,有的地方还在讨论姓资姓社,有的地方官员却早与资本家勾结,与黑社会勾结进行权力寻租;有的地方还在倡导为人民服务,有的地方已经是为人民币服务,把当官当成生意来做;有的地方还一直在努力贯彻党的每一个精神,有的地方却早已变通执行,实行"拿来主义",对味口就用,不对味口就抛之脑后。林林总总政府行为的差异,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文化的,有的甚至是政治的。

      2001年的元旦,中央电视台准备直播"新世纪第一缕阳光",当时有好几个地方都宣称新世纪阳光投射到自己的地方是"第一缕",大家都希望用这第一缕来为自己的城市添加一个旅游卖点。本属自然现象,也可见地方政府把自然景观当商品售卖的热情,也可见政府趋利的积极性。浙江温州的温岭大肆炒作,在中央电视台直播前,早已把第一缕揽入怀中。吉林省却坚决不服,紫金山天文台为吉林出具报告称"第一缕"在吉林珲春的长白山脉,对浙江方面捷足先登的做法非常不满,并且以"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名义通电中央高层,最后中央领导批示,确认了吉林省的"第一缕"。作为直播负责人的我,随时能感觉到这背后的博弈和博弈的方式。浙江很市场化,一些旅游利益团体早已打上主意,早已用媒体的传播达到目的,而吉林更多的是寻求上级政府的肯定,有了合法的尚方宝剑但也没完全达到广泛传播的目的,好象也没有争到更多的利益,难道塑造自己的形象也一定要由中央首肯吗?在吉林呆了多天,我感受到这个地方的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市场氛围不够,上级不叫干的事一般不会越轨,吉林可是乖乖仔。这些年,省部级高官出自吉林的真是不少。这也许不是偶然的。

      天津,这个中国的直辖市,曾经是中国经济排行的前几名,当然那是在八十年代。现在的天津可以说是衰落了,经济徘徊在二十来位,真有一点悲壮的色彩。天津这个城市政府行为是有一点民本色彩的。记得八十年代中后期,《新观察》刊登过名叫石坚的著名报人所写文章,文章写到:要理顺群众情绪,群众不满意的事要尽力解决。群众不满意吃水,就有天津的引滦入津工程,群众对暴涨的物价不满意,市财政就有对各种物价的补贴,直到今天,天津的物价也算便宜,不然北京人结婚现在还浩浩荡荡地开到天津大操大办,大吃大喝。我所认识的一个企业老板谈起天津,他说最怕政府开会,一开会经常要赞助,募捐,搞得企业焦头烂额。当年,我为天津的以民为本而兴奋,毕竟那年头对百姓如此关怀,实属不易。现在看来,补贴一多,政府财政沦为吃饭财政,是否有财力去办长远的事,是否能把天津变得更有竞争力。今天,天津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港口又受到大连的挑战。我不清楚以民为本与产品经济时代所演绎出来的政府行为是否也是天津衰落的原因。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民意主导政府行为未必不决策失误。新加坡李光耀认为,长远发展与民意要平衡,政府行为不能只受制于民意。他的话有一定道理,这也许是研究天津问题的一个视角。

      大连,可以说是中国最具美誉度的城市。大连的足球,大连的服装节,大连的广场哪一样都给国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花园化,洋化,绿化,亮化,美化,都令人心驰向往,可以说大连是最善于城市营销的城市。不过有人也注意到花园城市的成本是否过高。前几天,经济学家樊纲撰文指出:某花园城市成本过高,令外商却步。他没有说就是大连,但我想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套在大连身上。

      多年前,朱总理去成都,成都因为花巨资整治府南河而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却遭到朱总理的批评。我想,朱总理也许担心的是作为西部的成都过于美化,耗尽财力,长久的竞争力会削弱。

      四川,曾经有过盆地意识的讨论,盆地意识事实上就是小农意识。仅举一例,七十年代,因为中央计划的原因,四川猪肉调拨到广东,广东再支持四川的各种工业用品,这是中央集权下的"东西部合作",那时候,广东每年都要到四川拜年,慰问四川人民。可能四川人产生了广东有求于四川的感觉,开始"卡拿"广东,最终广东建立了庞大的养猪场,能够自给自足了。那段时间,四川的猪销售困难,甚至出现"爷爷猪",一次东西部合作的机会就这样搅黄了。时过境迁,四川现在又拼命地拉广东"东西部合作",甚至通过中央要卖电卖农副产品给广东。置根于四川小农土壤的干部鼠目寸光,我不只一次听四川的一位领导说过:"我们把中央要求调给西藏的粮食任务完成,就可以给中央交差了",而且他还提出"要象抓农业那样抓工业",我不知道工业与农业能不能简单的等同。即便有如此干劲,四川的农业与山东比,山东农业已变成产业,已变成出口农业,而四川不过还是传统农业而已。为这个问题,我曾访问当过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他认为,交差的说法不妥。他认为,四川有那么好的条件,应该是跨越发展,追赶式发展。我认为,一个地方领导人有什么样的经历,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基本上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行为。曾任四川一把手的周永康他在四川的战略布局就颇有眼光,就少了一份盆地意识。

      最近几天,网上有人批评云南省省长,在云南有地震的时候,漠视灾民,却热情接待"皇马",斥之为"公权追星"。我没有看到云南方面的正面回应,但我翻查云南的有关报道,省政府一边抓抗灾,一边接待"皇马",很明显的是政府力图以皇马吸引公众注意,提升云南旅游知名度,这应该是省长的应有之举,怎会被斥之为追星呢?我颇感莫名其妙,是不是省长呆在灾民的帐篷里才是为民服务,营造城市形象,吸引人气就不是为民服务?这说明,民众对政府行为的理解还停留在艰苦奋斗的年代。

      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总体来说,越来越有现代感,管理科学性也大大增强。比如:重庆近期取消各种路桥费,城市消费,房产销售,私家车消费都旺盛起来。

      我们在研究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时候,也不能小瞧了现今政府官员的专业水准和见识,毕竟精英政治事实上已经在中国渐渐成了气候,与当年工农干部治理政府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好大喜功主导政府行为

      

      中国经济近二十年维持了10%的高速增长,地方官员在经济增长中功不可没。公共选择理论把理性经济人假设用到政治领域。在政治市场中,交易的主体是政治家和选民,内容是权力和选民,媒介是选票,政治家通过管理国家给老百姓福利,以此取得老百姓的支持。中国并不是选票政治,没有西方民主社会的选举制度,所以刺激地方官员的不是选举制度带来的监督。斯坦福大学的周黎安博士认为:中国八十年代以来进行了财政改革,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包干来决定财政权力的分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包干合同一般是五年,而且地方政府有权利对留存的财政收入进行分配,因此,地方政府留存的比例越高,那么地方官员越有激励去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由于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着地方省级政府官员的晋升,因此,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提拔省级官员来激励地方诸侯。而且他还发现:地方官员越年轻,当地的增长速度越快。在同样条件下,年龄越大的地方官员对财政包干中的比例并不敏感,越年轻的官员,较底的财政包干留存比例就可以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我非常赞同周博士的实证研究,但因为有这样的激励制度,在官员绩效考核模式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又出现另外一种情况:政绩最好的体现是经济增长,政绩最形象的表达就是外在的形象,外形的光鲜似乎就成了现代化的标志,有了这些才容易被提拔,所以,才有数字出干部的现状。在这种激励模式下,地方官员才更加主动,以更豪迈的热情抓经济,抓大项目,抓城市形象建设,从而形成了好大喜功的政府行为。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政府行为景观:上海机场到市区应该选择高速轨道交通或高速公路,但为了提升"上海在国际上的形象,就一定会选上百亿打造的磁悬浮列车,虽然这磁悬浮技术还不可靠,虽然德国也还没有商业化。那磁悬浮刚一试完车,因为技术问题,就不能按时运行,看到这样昂贵的城市景观几近瘫痪,真是令人揪心。

      大连严重缺水,政府甚至要限制桑拿这个废水的行业,但是却铺起了更废水的进口草坪。花园城市几乎成为中国各地城市模仿的样板,全国各地的城市一哄而起学大连,种草,种花,修广场,有的地方甚至连乡镇也修起了硕大的广场,连火炉重庆的一些广场也砍掉树木移植上了草坪,不知到老百姓到哪里去乘凉?官员们为何这样做?在他们心中外形化的政绩是第一要务,这样可以留得政绩在人间,博得市民的欢心,这样可以拿到晋升的钥匙,成为更显赫的高官。

      好大喜功的政府行为,除了官员绩效考核的简单化以外,还有历史渊源。君不见,中国历代的地方官吏不一定懂得行政运作,但往往是诗人,诗人官员处处可见。韦伯说:"中国古代的官员一半是官僚,一半是诗人"。北大的贺卫方把它叫做非专业化的统治。

      再加上毛泽东喜欢诗歌,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官员,毛主席"截断乌云云烟,高峡出平湖"就有了三峡工程,今天的地方官员动辄要建"美国的纽约",动辄要建"硅谷",动辄要建一个"北方的香港",哪一个不是豪气干云,气宇轩昂,唾沫滔滔!这等豪迈体现在政府行为上,就会求大,求新,求举世瞩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好大喜功这样的文化左右了地方政府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说,好大喜功也成为中国地方的发展动力。

      

      三.不可忽视中小

      

      好大喜功也罢,异军突起也罢,有一个问题再也不能忽略了:弱势群体。中央越来越重视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但好大喜功者却漠视这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举外国政府管理经济的例子。对家乐福这样的"恐龙式"超市,巴黎市政当局有这样的规定,周末关门,只让小店开门,让小店也有生存的空间。但是,我们的政府行为却是好大喜功,动不动就连锁,动不动就要引进沃尔玛,动不动就鼓励大资本花几百亿建便利连锁店,这样的业态杀伤半径之大,几乎打破升斗市民的饭碗,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使得他们更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姑且不说中小是吸拿失业的容器,就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也应该扶持那些中小企业,应该设计那些让弱势生存的流程。只有这样,才会建成一个协调的,和谐的,没有激烈的冲突的社会。

      我非常推崇浙江政府的做法,既抓大,也抓"小狗",还抓族群经济,为中小营造一个宽松的创业环境。浙江政府的行为模式是:"小企业,大市场,弱政府",浙江政府对县域经济少了一份管制,县对省直接结算,对中小企业更多的是服务,保护,藏富于民,反而"小"变成了大。那些好大喜功者是否也应该从中得到点什么启示呢?!

     (博讯boxun.com)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