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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吴祖光的真话和钱理群的底线——悼念吴祖光先生

【博讯2003年6月10日消息】    吴祖光先生终于没有见到他痛恨的共产党在中国垮台就去世了,这真是令人难过和遗憾。我没有看过他写的剧,无法评论其文学成就,但我知道,在偌大的中国,他是极为少见的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之一。他14年前的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那是1989年4月底在旧金山的一个文化讨论会上,由于八九民运刚刚爆发,人们不约而同谈起学潮,但在正式发言时,多都比较谨慎。只有吴祖光的讲话独树一帜,他居然在台上大声说:“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里应外合推翻共产党!”全场几十名与会者鸦雀无声,被吴祖光的话“震住了”,大概没人想到这位中国剧作家敢这样大胆直言。当时在座的不仅有中港台及美国学者,还有《纽约时报》记者等,而且吴祖光开完会之后还要回到中国。

   最近看到青年作家余杰写的追忆吴祖光的文章,其中也专门谈到这位剧作家敢说真话这一特质,文章说:1999年冬在北京的一个环保会议上,吴祖光当众痛批毛泽东、邓小平,他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对于邓小平,吴祖光也毫不留情:“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博讯boxun.com)

   余杰回忆说,吴祖光的这番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后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

   也许有人说,吴祖光并没有讲什么深刻的道理。但他的可贵就在于真实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戳破了虚假。当今中国的知识人,有的兜售灵魂,做专制的辩护士;有的用各种理由推诿说真话的责任;还有的以建构什么“后现代、后后现代理论体系”等各种伪深刻来回避严峻的真正问题,其结果都在直接或间接地维护着那个谎言制度。

   假话是对做人底线的出卖

   吴祖光是个勇敢的异数,更是清楚专制本质的异数。因为在中国知识人中不仅像吴祖光这种敢说真话的太少,而且在是否要极力推崇、强调说真话这个常识问题上,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竟还有争论。北大教授钱理群曾撰文提出“说话的三个底线”: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

   对于这种“三底线说”,北京作家刘晓波在《动向》上撰文批评说,“这三条做人底线,从说真话的立场一退再退,最后退到为说假话辩护……主动说假话和被动说假话,心安理得地说假话和良心不安地说假话,无论怎样都是说假话……这决不是做人的底线,而是对做人底线的出卖和践踏。”

   北京的另一位作者张耀杰则在《动向》上撰文捍卫钱理群,并以他自己曾有过的向当局说假话的经历来反驳刘晓波的“说真话是做人底线”之说,指责这个标准定得太高,等于是“存天理灭人欲”。在张耀杰看来,向当局说点假话,包括被迫做点政治表态,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并引证了一些名人如何没说实话,来证明“说真话是底线”的标准高不可及,强调宽容比说真话更重要。

   事实上,宽容和说真话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今天那些在一系列问题上呼吁宽容的人,多数都是在认同放弃原则、放弃人类最重要价值的做法。从吴祖光和钱理群的无形分歧中,从刘晓波和张耀杰的有声辩论中,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钱理群和张耀杰的提法都是明显错误的:

   真实和虚假不能共存一个价值底线

   第一,所谓说真话,就是强调诚实。它完全不是复杂的理论问题,而是常识,是人类千百年都存在、认同的价值。你不能由于自己或别人做不到、或很难完全达到这个标准,就来否定和降低这种高贵的价值,以及别人对这个价值的倡导和肯定。

   没有谁能保证一生不说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绝对诚实。但如果由于做不到,就否定“诚实”这个价值,和对说真话价值的倡导,那就从根本上错了。正如“不自由勿宁死”一样,也是人类世世代代在追求的。但世界上千千万万生活在专制社会的人们,绝大多数并没有去自杀。你不能根据这个现象去批评这个“不自由勿宁死”的价值标准定得太高,是“存天理灭人欲”。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里,说真话很不容易,要付出很大代价;但这种情况下恰恰更需要强调说真话,推崇说真话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像钱理群和张耀杰那样以各种理由为说假话开脱,降低说真话的标准。那种降低说真话底线的做法,最后损害的一定是说真话这个价值本身,因为真实和虚假不可能共存于一个价值底线下。正如“如果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很快就会发现上帝没有了”一样,如果一再降低说真话标准的时候,很快就会发现,真话没有了。

   “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活中的胜利”

   第二,即使是不伤害别人的假话,也有伤害,它首先践踏自己的尊严,其次维护谎言制度。

   张耀杰强调,他自己在升学等需要填写政治表格时,向当局说了假话,以此来反驳刘晓波,证明说假话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有时是必要的,没什么了不得。到底怎样看待用敷衍性假话附合当局的行为,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对此有专门的讨论,他说,在共产捷克时代,某个经理在他的蔬菜店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哈维尔认为,大多数商店经理对标语中的意义是不关心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是照贴不误,这样做等于向当局表示,我是顺民,我服从你们的权威。而共产党当局对蔬菜店经理不过问标语内容的行为也不很看重,他们看重的是你贴出标语本身,因为这个形式已证明,你是“唯命是从的”,你是服从我们的权威的。在这种心照不宣的“交换”中,蔬菜店经理用敷衍性的假话,首先践踏了自己的尊严;其次帮助政权巩固了标语所代表的谎言制度。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也探讨过同样问题,小说中男主人公托马斯医生曾在报上发表过暗讽苏联的文章,后来医院领导人劝他写份“检查”,并保证不让其它人知道,只是放在档案里做个记录,事情就可了结。但托马斯坚决拒绝了。他知道违心写这份检查,说点假话,按照钱理群的三底线,不会伤害到别人;按照张耀杰的理论,敷衍当局,可以保住自己的利益(对于张耀杰是考学;而对于托马斯来说则事关他的饭碗,是否丢掉外科医生的位置)。但为什么昆德拉要安排托马斯拒绝,宁可失去医生职业,去擦玻璃,去乡下种地呢?就是因为昆德拉明白了:即使别人都不知道,也不可以拿自己的尊严做抵押,不可以放弃原则。原则和尊严是人生最宝贵的价值。正如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在《洪堡的礼物》中所说,“人生的价值在于一个人的尊严,而非生活中的胜利。”但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从来都是羡恋生活中的胜利——当了教授,进了政协——而不看重,甚至蔑视那些为了尊严而付出巨大牺牲的极少数人。

   “中国人个个都是好演员”

   台湾作家柏杨在六四屠杀之后批评说,“中国人个个都是好演员”。因为仅仅两个星期前,北京有百万人上街支持学生;但屠杀后却个个写检查,承认自己错了。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写检查的人都在说违心话,当局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那为什么还一定要这种“形式”呢?关键就在这里,通过这个形式本身,就可以完成共产党想要的“你服从我”的权威。正像那个捷克的蔬菜店经理挂出共产党的标语一样,这个形式意味着你必须服从我,你仍是我们谎言制度的基础。

   近10年前我曾就海外异议人士用给中共领馆写检查、说软话的方式谋求回国的行为,写过一篇题为“有尊严地回家”的文章,抨击这种用尊严交换利益的做法。从表面上看,向中共领馆说几句附合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违心话好象不伤害别人,又可获得个人回国的利益;而中共方面即使知道你不是说真心话,也不深究,因为他们要的就是“你要顺从我”这个形式。而接受这个形式本身,你就成了哈维尔描述的那个蔬菜店经理,成为维护谎言统治的一个组成部份。美国黑人女作家玛雅.安杰洛(Maya Angelou)则把人的尊严强调到这种程度:“有人持枪威逼,不服从就开枪。而你在服从的剎那间生命其实就结束了,因为你不再有自己的生命。”

   “生活在真实中”

   第三, 要想结束专制制度,只有从说真话开始,摧毁每个人参与说谎、贴标语、写检查的谎言基础。不少智者早已经指出:谎言是一切暴力统治的最根本基础,没有谎言,暴力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早在30年前,索尔仁尼琴就在“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中明确指出,“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它与虚假相互依存,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获得了支持。”因而这位俄国作家发出呼吁,“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一步,就是说真话,不参与虚假!”因为“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露出它的一切丑恶,暴力就会变得老朽,将会死亡。”因此他提出,“唯有人们停止说谎,才能从共产制度的枷锁中解放自己。”

   在捷克,知识分子反抗组织“七七宪章”的主要诉求是“Living in Truth”。它被直译为“生活在真实中”,但中国社科院学者李慎之在评介哈维尔的文章中做了更好的解释,他说,如果用大白话来说,无非就是“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

   为什么强调“做一个说真话的人”?哈维尔认为,“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真话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真话,将逐渐浸透到谎言生活的躯体中,最终导致谎言制度的风化和瓦解。哈维尔强调,真话的力量是无法用几个师、几个团的兵力来衡量的,它是喊出“皇帝光着身子”,给了人们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之后,人们在心里一瞬间对真实的共鸣和共识,这种力量是潜在的、无形的、巨大的,“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这种现象在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的垮台中都可明显地看到。当年叶尔钦振臂一呼,俄国人揭竿而起,72小时结束了70年历史的苏联帝国。这不是叶尔钦手里有魔棒,俄国也没有成熟的民运组织和反对党,而是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众多俄国知识分子一直坚持说真话、把“皇帝光着身子”的真实播种到了人民中间,在无数的民众心里转换成了力量,一旦机会来临,有人振臂一呼,人民就群起呼应,一举结束了专制。

   世界上再暴虐的政权,都无法单靠暴力维持,就连强大的纳粹德国,也要有戈培尔;不可一世的萨达姆,也需要萨哈夫。最近获奥斯卡奖的电影《钢琴家》的原书中,那位救助过犹太人的德国军官说,希特勒发动二战前,德国已进行了为时十年的谎言宣传,“谎言是所有邪恶之最。所有恶行都由谎言开始。我们一直被灌输谎言。公众一直被欺骗,没有一张报纸不说谎……工人们都跟着纳粹走了,教会沉默不语,中产阶级吓得不敢有任何表示,知识分子同样。在过去十年来,任何个人都无法自由表达任何意愿。”

   上述这些事实都可以看出,专制社会其实是个貌似强大的暴力气球,暴力只是一个外壳,靠里面的谎言气体维持。因此只有用真话的针头去戳破那个巨大的谎言气球,让它不断跑气儿,最后才会有一天气球轰然倒塌,摔落地面。因而索尔仁尼琴把说真话强调到这样极端的高度:“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当然,钱理群和张耀杰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说真话要付出代价,可能失去升学、当教授等很多个人利益。但比这更严重的代价俄国和东欧的知识分子早就付出过。天下没有白得的自由。索尔仁尼琴说,“当然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会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气,失去莫斯科的户口”的危险。他本人就为说真话被关进集中营,克格勃曾想毒死他,后来遭驱逐在海外流亡20年。哈维尔则被剥夺剧作家的写作权利,被迫到啤酒厂打杂,后又被关进监狱四年半。七七宪章的第二个发言人、布拉格大学哲学系主任、70岁的著名哲学家简.巴参卡被抓到警察局连续审问11个小时后倒地昏厥,三天后因脑溢血去世。第三个发言人基瑞.哈杰克在苏联入侵布拉格时,是捷克外交部长,曾在联合国严词谴责苏联入侵,结果因为说真话,不仅被免职,还一直遭迫害。有一次跟踪他的便衣警察竟把强烈刺激性液体喷入他的眼睛,使他的视网膜出血症更加严重。

   但这些智能、勇敢的知识人并没有退缩,更没有像钱理群、张耀杰那样,提出在一定环境下可以说假话,降低说真话的标准。索尔仁尼琴说,在这种谎言世界,“我们的人性已经被剥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为了一点食物,我们就准备牺牲一切原则,牺牲一切灵魂……”但我们必须选择“是继续有意识地当谎言的奴仆,还是摆脱谎言,做一个值得同辈和子孙都尊敬的老实人,”“对于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那位在警察局被连续审问迫害致死的捷克哲学家,在去世四天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还强调,知识分子“越是奴颜婢膝满心恐惧,当局就越不把你当回事。你只有让他们明白,不公正和专横并不能畅通无阻,你才有希望使他们有所收敛。人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尊严,不怕威胁,不低三下四,只讲真话。这样做才能造成一种压力,因为这一切与当局的所作所为尖锐对立。”

   吴祖光们代表着中国的希望

   当然,没有人要求中国的钱理群和张耀杰们一定要做反抗专制的智者和勇士,他们有扮演任何角色、选择各种活法的权利。在中国那种专制条件下,像张耀杰那样在填写政治表格时向当局敷衍性说几句假话,既可以理解,也根本不值得批评和谴责,但你最起码不能把这种行为理直气壮地合理化、正常化、美化!不能强调说假话没有什么了不得,更不应批评那些对说真话价值的推崇。在俄国、东欧的知识分子几十年前就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这些人类常识,维护追求真实的原则之后,今天还有中国知识人,竟把勇气放在了敢于公开站出来挑战这些常识,降低这些人类价值的标准上,这实在是太具讽刺意味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毕竟还有吴祖光这样敢于说真话的剧作家,还有刘晓波、余杰等一批强调真话价值的知识分子。吴祖光因为说真话,丢了党籍,被赶出了“全国政协”,至死都遭到当局排斥。刘晓波和余杰因为说真话,一个北师大博士,一个北大硕士,都无法获得钱理群那份教职,并冒着随时付出更大代价的危险。但吴祖光们所体现的这种知识分子的骨气、人格和精神,代表着中国的希望。从这些知识分子的真话中,人们可以听到那个专制的气球被戳破、正在跑气的嘶嘶作响声;可以憧憬到,那个谎言的底座轰然倒塌,自由和真实携手来临的时刻!正因为如此,人们永远感激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吴祖光先生会被珍惜自由和真实的人们铭记。

   2003年4月20日于纽约(载《争鸣》2003年6月号)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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