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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对李慎之说点真话吧

【博讯2003年5月28日消息】    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被称为中国自由派领军人物的李慎之先生不久前去世了,海内外很多人写文章悼念他,称赞他在传播自由思想、强调说真话方面的贡献。作为一个去世前还享受中共副部级待遇的共产党员,李慎之的认真思考,追求自由,并勇敢地写出他所认识到的真实,的确难能可贵,表现了一个知识人的智能和勇气。但在颂扬“伟大的思想家”、“圣人”、“一代先师”等悼词文潮过去之后,对一个曾在中国思想界颇为活跃的人物、一个对自由派知识分子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似乎也应该开始有一点客观的评价了。李慎之先生很推崇哈维尔倡导的“生活在真实中”,并为中文版的《哈维尔文集》写了序言。那么对李慎之先生的评价,是不是也应该说真话,不仅看到他对自由的贡献,也看到他的思想局限,这样中国的知识人或许能从李慎之的经验中得到启示。

   以我对李慎之先生文章的阅读,觉得大致可以说,他主要有三个贡献、三个局限。他的三个贡献是﹕首先,和绝大多数其它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同,他是共产党的高干,官至副部长级。在这种权力位置的中国人能够思考自由问题、中国的专制制度问题等,是凤毛麟角的。他的思考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推动了中国的开放改革,例如他参与起草的中共十二大报告的国际部份,就最早提出中国要放弃意识形态外交,以国家利益为重。中国外交后来倾向现实主义,也可能与他的这种政策建言有关。包括他数次被邓小平召见,咨询对外政策等,他的倾向自由主义的国际观等,都可能影响中南海的决策者。 (博讯boxun.com)

   李慎之的第二个贡献,是他离开社科院副院长职务之后,把他对专制制度的思考公开发表了出来,影响了许多正在走向自由派的中国知识人。在全球范围内,共产党高层的反叛者很少。吉拉斯是个罕见的异数,他官至南斯拉夫副总统,在没有任何权力斗争的情况下,他从高层反叛,否定那个制度。他的深刻认识,影响了全世界无数在共产专制下思考的知识人。吉拉斯为此不仅丧失了“新阶级”的特权,还入狱10年,被迫流亡18年。南斯拉夫共产政权垮台后,已经回国的他,仍然反对米洛舍维奇的独裁。80岁时,他一只眼睛失明,并有严重心脏病,有时停电,还要十分艰难地爬破旧公寓的楼梯,但绝不妥协和屈服。李慎之虽然是在离开官职之后开始否定中国专制制度的,但他的一系文章也给了许多中国知识人新的启示,而他也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据回忆文章,去世时也年近80的李慎之晚年生活相当拮据,也得爬楼梯,但他追求说真话的勇气却越来越锐。

   李慎之的第三个贡献是,他以自己近一辈子跟随共产党的经历,现身说法来阐述共产主义是错路一条。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风雨苍黄五十年》不仅指出了共产专制的严重问题,更得出共产革命完全错了的结论。这篇文章之所以广泛流传,主要是由于他以亲身体验来说明问题,具有特殊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这对那些和他有同样经历的共产党人、对那些对共产邪恶有些认识、但仍朦胧的中国人,尤其有启蒙意义。而他为《哈维尔文集》写的序言,则更进一步,倡导要以身实践,用说真话的方式,摧毁那个建立在谎言上的制度。

   除了这三点主要贡献之外,从众多追忆文章可看出,李慎之是个性情中人,有股真诚、执着和坦率的劲头,正是这种气质,使他到了晚年,仍不懈地学习新知识、追求真实。他极力主张中国加入世贸,支持经济全球化;他推崇哈耶克,向往自由经济;虽然他曾赞美中国传统文化,但去世前两年,他则撰文总结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专制主义,这使他进入鲁迅、胡适的思想轨道。作为年近80的人,他的思维相当敏捷,捕捉能力和接受新思维的能力都很强。例如,他只是短暂地来过美国,但马上意识到西方不少“政治正确”的东西是颇有问题的。另外,他刚一接触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感觉有问题,持怀疑态度,意识到那位哈佛左派教授在表面的所谓“文化没有高低,应该尊重不同文明”的旗号下,其实有潜在的白人至上意识,认为生活在第三世界各种文化下的人不能、也不配接受西方文明,尤其是西式民主制度。李慎之的文章虽然对西方一些观点的评价还很谨慎,也不太多,但他的思路在自由派(传统自由主义者classic liberal,而不是今天的西方左派)的路子上。

   李慎之先生认识到的问题,他几乎都做到了,他的局限不是勇气问题,而是认识上的某些严重不足,它大致也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他对自己至死都是共产党员的历史缺乏反省和忏悔。和吉拉斯比较,两者有明显不同,吉拉斯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春风得意时,认识到真理,主动放弃特权和个人利益的;而李慎之是在失去社科院副院长位置之后才开始反思的。当然,即使这样也是难能可贵的。但在他的被称为代表作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中,他对共产党有严厉的批判,但很少反省自己作为这架党机器上的重要零件之一的作用。

   李慎之很早就参加了共产革命,在延安整风时就负责宣传,用他自己的话说,比白区的人干得还好。中共建政那天,26岁的李慎之代表中共去迎接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当时唯一的外国贺客),然后他们一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和毛泽东们检阅大游行,可见地位之显赫。不到30岁,他就成为中共高干:行政11级的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负责编辑供高层领导人阅读的“大参考”。李慎之曾作为“外交助理”陪同过周恩来、邓小平、赵紫阳等三位领导人出国访问,他自诩是“三朝元老”。但在李慎之的文章中,对于他近一生做共产机器的螺丝钉,没有做出深刻的反省和忏悔。而事实上,中国的共产天下不是靠毛泽东一个人打下并维持住的,没有千百万个没觉醒前的李慎之们,共产制度在中国是无法存在下去的。

   近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文章,其中对某些流亡海外的老一辈共产党文化人提出批评,因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强调,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是好的,充满理想,因此他们才追随共产党;但党掌权后开始腐败,他们之间有了分歧才分道扬镳。这种说法不仅证明他们对共产主义本身、对共产党作为一个暴力集团的本质没有清楚的认识,而且他们明显拒绝反省和忏悔,拒绝承担传播共产主义的责任,否认自己有过错误的认识;而且为了标明自己的一贯正确性,不惜歪曲历史,美化早期的中共。而李慎之对共产党则已经明显做了全面的否定,这是他比那些流亡的中国知识人更智能和勇敢的地方,但如果他能再向前走一步,有自我忏悔精神,则可能会促使许多党内文化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

   李慎之的另一个局限是,他至死在潜意识中还是个“谏士”。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虽然对共产党专制提出批判,但他的话主要还是说给统治者听的,其核心还是向统治者“进谏”,劝江泽民这位新皇帝能够学习邓小平,“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甚至说,“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这种观点、语气,仍是把自己摆在共产党内的“谏臣”位置,向党的领袖献出“第二种忠诚”,向皇帝说出逆耳忠言。李慎之已经不做高官之后,好象还是习惯于这种角色,还教导他的社科院学生,不要看重学位,要多看书,暗示说,“老人家(指邓小平)不是每年总要找我几次谈国际形势吗”,很有谋士的得意味道。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进谏的传统,这种传统的要害在于,承认朝廷的合法性。李慎之作为朝廷一员的时候,向皇帝进谏,或许能被开明皇帝采纳几条,对社会有些好处。但当他已经离开朝廷的位置,并更看重、也给自己定位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时候,再继续做“谏士”的话,则是在否定自己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而原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对独裁政府则从来不是进谏,而是抗议。他们不是像中国知识人那样动不动就集体签名,请求党和政府释放某个人,改善某项政策,一副恳求皇上开恩状。苏联和东欧知识分子有时也联名,但不是联名进谏或请求,而是联名抗议政府,站在与朝廷对立的立场上。

   他们所以这么做,因为他们明白了起码两个道理﹕第一,从策略和效果上来说,知识分子对专制者进谏和劝说是没有作用的,涉及到任何有关统治者利益的问题,他们都丝毫不会理会和让步,而且皇帝也根本瞧不上谏士。例如李慎之对江泽民的劝说,就毫无效果;知识人们一次又一次联名请求政府平反六四,还有最近请求释放刘荻等,都毫无结果。第二,从原则来说,进谏行为是角色混乱,它等于首先承认皇帝的合法性、权威性。知识分子不能是朝廷的“谏士”,而应该是专制制度的抗议者,挑战者,控诉者,或者说是推翻独裁政权的呼吁者。知识分子的道义原则不是去要求共产党政府“平反六四”,而是抗议共产党屠杀的暴行;不能去请求独裁政府释放刘荻,而是抗议这个政府使用土匪绑票做法的暴虐。

   李慎之的第三个局限是﹕从严格一点的意义上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从他的一系列文章中,不仅鲜见他对个人自由、个体价值重要性的阐述,而且可以看出他把社会稳定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如果说1949年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看重的是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个人自由和尊严的价值,还可以理解的话,那幺在六四屠杀刚过三个多月,他还去参加了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国庆四十周年典礼”,这就很难令人原谅了。在六四刚过百日,无数中国知识人仍愤怒难消,唾弃那个杀人政权时,李慎之仍然去参加了那种粉饰屠杀的宣传活动。

   他不仅参加了,而且在六四屠杀十年之后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中,仍丝毫没有认识到这个行为的严重性。海外也有文化人参加了当年中共在纽约和洛杉矶等领馆举行的国庆活动,人们提起来都蔑视、不齿那些参加者。而李慎之至死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忏悔这个行为。正是这些文化人们参与颂扬、美化那个政府的行为,才使那个杀人政权显得有合法性和统治基础。

   但李慎之为什幺能发生这幺严重的错误呢?就是因为他从根本上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根基,那就是视个人生命、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价值高于一切。正因为没有这个根基,所以他虽然也谴责邓小平主导的六四屠杀,但同时“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口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么办呢?’”并写道﹕“邓小平的遗训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确确实实需要稳定。”如果说李慎之在“革命压倒民主”一文中,抨击了类似抗战压倒启蒙、革命压倒民主这些做法的本质错误的话,那幺他怎幺居然没有意识到“稳定压倒个人自由” 仍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错误呢?在一个独裁国家,当“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就是专制压倒一切,牺牲的只能是个人自由和权利。这种把稳定和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个体生命、自由和权利的价值,则还是“中国社科院思路”,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正是由于这种局限性,使这个向往自由主义的李慎之直到去世都没有退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两个截然对立的角色,是无法统一的。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李慎之已经在理论上否认了共产党,那幺他在形式上还是党员则无关紧要。这是绝对错误的。形式是重要的!否定共产党,首先得退出这个组织。如果几万、几十万共产党员知识分子都退出了这个党,其摧毁这个党统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李慎之不仅被认为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而且在他去世后,从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几乎异口同声的热烈赞美中,似乎更确定了他的这种“领军”地位。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的话,是不是有点滑稽呢,或者说,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太可怜了点吧。

   虽然李慎之有这些局限,但纵观他的一生,他是一个真诚地追求真理的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中国知识人。无论是他的贡献,还是他的局限,都给中国人以宝贵的启示;这两方面的教训,都是值得追求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思的。

   2003年4月29日于纽约(多维)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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