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族民俗民风的诗意记忆 <font color=red>(图)</font> 博讯新闻，简体中文新闻

[推荐此文给朋友] [加评论] 去除广告，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博讯主页]->[社会万象]

满洲族民俗民风的诗意记忆 (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30日转载)

    ——读《正红旗下》

    北京教育学院初等教育系严　革

    【摘要】老舍是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满洲族作家,他的作品生动真实地展现了满洲族的生活画卷。小说《正红旗下》从八旗制度、宗教祭祀、规矩礼节、饮食习俗和娱乐消遣等几个方面体现了满洲族文化特色。

    【关键词】老舍;满洲族;民俗


    美国研究老舍的著名学者宁恩承先生在一篇纪念老舍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作家可以按民族分类,三百年中满洲人有三位杰出的小说作家,可称为满洲三杰。第一个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第二个是《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第三个当推老舍。”[1]且不说曹雪芹和李汝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有明显的满洲族民族特色而又成就卓绝的满族作家,当非老舍莫属。老舍是满洲族人,他热爱、熟悉本民族,有着刻骨铭心的民族情结。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老舍用他如椽的大笔浓墨重彩满洲族的民风民俗,写于60年代初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本文仅以老舍《正红旗下》为例,谈谈小说中描绘的一些满洲族文化及习俗。

    (一)八旗制度——旗籍与旗地

    满洲族是个历史久远、勤劳勇敢的民族,原聚居于“白山黑水”的神圣满洲。史称肃慎、女真、女直等。十七世纪建州女真伟大的汗Kundulen Han把分散的女真统一起来,其子Bogda cecen Han于1635年改族名为“满洲”。一说满洲系“满珠”转音,梵称“曼珠师利”,汉语为“吉祥”。老舍写于1962年的《正红旗下》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小说之所以取名为《正红旗下》,是因为老舍隶属于“满洲八旗”的“正红旗”。八旗是大清国满洲族的一种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满洲族实行八旗制,始自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Kundulen Han为了扩大军事力量,改牛录制为“固山制”(即旗制),设黄、白、蓝、红四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又重新建立了八旗组织,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蓝、正红,又增设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旗,合为八旗。凡满洲族成员都隶属各旗,有固定的旗籍。即如皇帝,也要编入镶黄旗满洲旗第一甲喇第一牛录。这是“满洲八旗”,以后又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八旗成员统称“旗人”。满洲族人有时不说自己是满洲人,而只说自己“在旗”。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正红旗下》写的也是北京,而且是以北京西北角,以护国寺小羊圈胡同、新街口、积水潭等为主要地点。范围再扩大一点儿,还包括西直门到德胜门外北土城一带。这与老舍所在的旗籍有直接的关系。崇祯17年(1644年)五月初二日,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统帅大清八旗军队进入北京,第二天就开始设立营地。这一天将内城作为八旗驻地。镶黄旗住在安定门内,正黄旗住在德胜门内,都在城北;正白旗住在东直门内,镶白旗住在朝阳门内,都在城东;正红旗住在西直门内,镶红旗住在阜成门内,都在城西;正蓝旗住在崇文门内,镶蓝旗住在宣武门内,都在城南。老舍的父亲是正红旗的护军,住在西直门内,老舍就诞生在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他的童年是在小羊圈胡同度过的。护国寺、积水潭都是老舍小时侯最喜欢玩儿的地方。老舍的母亲是德胜门外土城一带的旗人,老舍也经常到姥姥家来玩。后来他在《我的母亲》一文里这样描述这个地方:“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漫,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2]。老舍家的祖坟在西直门外大钟寺南边,离姥姥家不远。德胜门外、西直门外是老舍小时侯,母亲带他去的最远的地方。幼年时的生活给老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老舍提笔写他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时,他出生的小羊圈胡同,他喜欢去玩的护国寺、积水潭,他经常路过的店铺,以自制黄酒出名的“柳泉居”、茶馆“天泰轩”、满洲饽饽铺“英兰斋”、卖酱鸡酱肉苏式盒子的“便宜坊”,他和母亲一起去过的德胜门、西直门外便一同呈现在他的小说中。老舍最熟悉的地方就是他的族籍所在地。老舍说:“我闭上眼想起的北京比睁着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更真实,更有感情。”[3]因为这一切都是渗透在他的血液里,永不褪色的。

    (二)宗教祭祀与年节习俗

    老舍是旧历腊月二十三,送灶神——“灶王爷”升天的日子出生的。在《正红旗下》里老舍用幽默的笔触写了满洲族人祭灶和对神佛的态度。小说写“那的确是良辰吉日……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每家院子里都亮那么一阵:把灶王像请到院中来,燃起高香与柏枝,灶王就急忙吃点关东糖,化为灰烬,飞上天宫。”满洲族原是狩猎民族,作为满洲族主体的女真人在金朝建国以前处于氏族部落社会,氏族在满洲语里称为“哈拉”。俄国学者史禄国论述说“满洲族氏族组织是这样一群亲属,他们靠父系血统组成一个联合体,承认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和一组为这群亲属所特有的神灵。”[4]女真人信仰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流行于亚洲、欧洲的极北部等地区的原始宗教。萨满(萨玛)是跳神作法的巫师,被认为具有掌握神灵的能力,可以降伏害人的神灵,去病消灾等。满洲族入关后,自皇家以至官兵家庭皆依旧俗,不断跳神以求福祉。满洲族各氏族都有本氏族的萨玛。萨玛多由年长的老祖母担任,称为“萨玛太太”。凡朝祭、夕祭、求福等各种祭祀都在家里举行。跳神时萨玛唱神歌,众人打板象伴奏一样。满洲族家中有佛爷匣、祖宗板、祖宗架木条,供奉在西屋房梁上,内珍藏着本族祖先王爷像,宗谱上记载着家族历史业绩,每到龙虎年要修宗谱,举行大祭时将佛爷匣拿出来供上,杀猪祭祀祖先。满洲人原只信仰萨满教,不祭灶不拜佛,后受外族人的影响,在信仰萨满教的同时也祭灶拜佛。但祭灶、敬佛时的崇拜虔诚心情自与汉族不同。

    《正红旗下》写“姑母对灶王的态度并不十分严肃,她的屋里并没有灶王龛。她只在我母亲在我们屋里给灶王与财神上了三炷香之后,才搭讪着过来,可有可无的向神像打个问心(拜一拜)。”小说也用幽默风趣的笔触写到“我”大姐的婆婆对神佛的态度:“在她的堂屋里正中是挂着黄围子的佛桌,桌上的雕花大佛龛几乎高及顶棚,里面供着红脸长髯的关公。到春节,关公面前摆着五碗小塔似的蜜供、五碗红月饼,还有一堂干鲜果品。财神、灶王,和张仙(送子之神)的神龛都安置在两旁。”可是,当这位老太太对丈夫或儿子不满意的时候,她就把神佛都骂在里边:“‘你们这群’,她会指着所有的神像说‘你们这群!吃着我的蜜供、鲜苹果,可不管我的事,什么东西。’”这位老太婆竟然连灶王、关公也敢骂,毕竟这些神佛原不是满洲族的崇拜物,大姐婆婆对他们自没有汉族人的虔诚与敬畏。“我”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出生,过了洗三,就该“过年”了。满洲族人的先祖原没有过新年的习俗,后来过年过节也非常热闹。小说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民间过年的景象。北京过年人事来往有“辞岁”、“拜年”之说。大臣给皇帝“辞岁”,“府包衣”、“府哈喇”(本府属姓,虽不是包衣奴才,也是半奴性质),给本府王公辞岁。本族晚辈给本族辞岁,有杆子、板子、影堂(均为供奉祖像的装置)的族长家,族人应往辞岁。从大年初一开始,旗人各亲友之间互相拜年。

    《正红旗下》中写第一个给“我”父亲拜年的是福海二哥,父亲也穿起那条枣红缎子套裤,出去拜年。小说还描写了正月的庙会,十五的灯节等等。

    (三)规矩礼节

    老舍在《正红旗下》写到:“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样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满洲族人的有讲究说白了就是“规矩礼节”和“玩”的艺术。满洲族人极讲“礼”,各种礼节,至为繁复。请安为满洲族通俗之礼。男子街市相见,距离甚远,就互相请安。年轻一辈见到老人须请安致礼。

    《正红旗下》中的福海二哥因为请安请得漂亮,“懂规矩”,处处受欢迎。妇女们也极讲“规矩”,“大姐”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既不敢多说话,也不能老在那儿呆若木鸡的侍立,“她须精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恰当的间隙,说那么两小句,使老太太们高兴,从而谈得更加活跃。”旗人妇女出门或者回来之际,看到年辈稍长者,甚至小叔子,也都要请安。女子请安为“双腿儿安”,以双手扶大腿根,两膝前屈,作下蹲之状,臀部几触于地。徐下而徐上,讲究“四平八稳”,身子不歪,而两腿不打颤。在祭祀、婚丧大典之时,旗人妇女还要行磕“达儿头”的一跪三叩的大礼。由于满洲族的祭祀多,所以满洲族人经常请客吃饭。满洲族人极好面子,为了在各种亲友聚会的场合人前显贵,小媳妇要光鲜水灵,老太太要干净利落,旗人连笑声的高低、请安的深浅都表演得恰到好处,有板眼、有分寸。在安排宾客的席位与入席的先后次序上,办理婚丧大事的主妇更要有绝妙的本领,她们必须象一部活书一样,知道谁是二姥姥的姑舅妹妹的干儿子的表姐,谁是谁的小姨子的公公的盟弟的寡嫂,记住所有亲友的生辰八字。这样,安排得亲疏妥当,长幼有序。客人们的席位各得其所,心服口服,吃的痛快。否则,就有闹得天翻地覆的危险。在传统上以渔猎为生的满洲族社会独尊姑奶奶,这是满洲族文化的一个独特之处,从小说中可以得到佐证。老舍在《正红旗下》中写“我”的姑母是个中年居孀的寡妇,搬回弟弟家居住,不但没有寄人篱下之感,更是以大姑子的名义支使“我”的母亲给她沏茶灌水,擦桌子扫地,名正言顺,心安理得,甚至动辄发脾气、甩闲话。大姐的婆婆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对儿媳妇——“我”的大姐极其苛刻。把一个小媳妇当作十个女仆使用。大姐要独自承担全家的饭食、茶水、清洁卫生等各种活计,腿老是肿的。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甚至“两把头”好几天不敢拆散,就那么带着那个小牌楼似的家伙睡觉,怕的是梳头费时间,耽误给婆婆请安。但是一回到娘家,大姐就成了姑奶奶,说话有地位,受娘家人尊重。满洲族社会里,姑奶奶在娘家地位很高,尤其是大姑奶奶,说话更是不同凡响。笔者认为这与母系社会的影响遗留有关。满洲族的氏族在某个较早的时期并不是以父系关系为基础的,而是以母系关系为基础的。

    俄国学者史禄国论述说“氏族组织按其制度来说,保留了妇女及其血亲曾经拥有巨大影响的踪迹,例如,女性的主宰地位,母亲的兄弟的独特权力和义务,母亲始终保持的保护女儿的特权(尽管女儿已经出嫁),诸如此类……在以前的时代,满洲族人有另一种社会组织系统,与现在的情况相比,它给予妇女较大的权力。”[4]从《正红旗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遗存。如大姐的婆婆可以向四品官的丈夫示威,把日子不好过,债务越来越多,统统归罪于他爱玩票,不务正业,闹得没结没完。而武将,四品顶戴的佐领一声也不出,只等到她喘气的时候,他才用口学着三弦的声音,给她弹个过门儿:“登根儿哩登登”。在满洲族已婚夫妇的生活中,丈夫与妻子母亲的氏族总是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一氏族也总是受到高度的重视。满洲族人有一句很有民族特点的谚语,意思是说,即使母亲氏族的一个人戴着狗皮帽子来,他依然是母亲氏族来的客人。[4]满洲族人原始信仰敬狗,不杀狗,不吃狗肉。戴狗皮帽子的人意思是冲犯神灵的人。但对这样的人还要给予近亲的礼遇。母亲氏族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母亲的氏族是其成员的当然保护者,保护作用是由母亲的兄弟承担的。

    《正红旗下》中“我”大姐的婚事是由大舅做的媒。按照上下森严的等级观念,四品佐领家是不会要一个骑兵的女儿作儿媳妇的,尽管“我”大姐模样俊秀,手脚利落。个中缘由是大舅的亮蓝顶子起了作用。大舅是三品的参领,而大姐的公公不过是四品。在大姐结婚那天,由大舅亲自出马,以二蓝二红, 都戴花翎,组成的送亲队伍,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以四位五品官儿组成的接亲队伍。受了这个打击,大姐婆婆才不能不管我母亲叫亲家太太。居孀的姑母回到娘家的小院里,有大家公认的霸权。姑母经常出门:玩牌、串亲戚、听戏,若是去赌钱,母亲便须等到半夜,若是忽然下了雨或雪,她和二姐还得拿着雨伞去接。除夕之夜,姑母因母亲做月子不能为她做年夜饭而大为不满,每当她骂到满宫满调时,“我”的父亲就含笑着问她:“姐姐,我帮帮您吧!”,在遭到拒绝后,就象与佐领或参领告辞那样倒退着走出来。姑母虽然厉害,但疼爱大姐,还不时资助大姐,自己是老姑奶奶,自然要援助小姑奶奶。“我”出生后的第二天,二哥福海搀着大舅妈,声势浩大地来到,母亲明知娘家嫂子除了咳嗽之外,并没有任何长处,可还是微笑一下。大嫂冒着风寒,头一个来贺喜,实在可以证明娘家人对她的重视,嫁出去的女儿并不是泼出去的水。

    (四)饮食习俗

    老舍在小说《正红旗下》中,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满洲族人的饮食习俗,写了北京的一些菜肴和小吃:姑母招待客人时,叫便宜坊的苏式盒子,过阴天时可以买头号大羊肚子或是烧羊脖子。大舅妈看望母亲带着食盒与蒲包儿,内装破边的桂花“缸炉”与槽子糕。大舅与大姐公公见面时,激烈地反对变法,说起“赛梨耶,辣来换”,“半空儿多给”。然后,一同到“天泰轩”去,要了一斤半柳泉居自制的黄酒,几个小烧(烧子盖与炸鹿尾之类)。大姐夫骁骑校偷了大姐的两张新红票子,很早就到街上吃了两碟子豆儿多、枣儿甜的盆糕,喝了一碗杏仁茶。母亲和二姐为了省钱,决定“多端点儿豆汁儿,少吃点儿硬的。”另外还有什么“炒麻豆腐”,腌小螃蟹,猪头肉,酱鸡、酱肘子等等。北京做为帝王之都,食文化极为丰富。旗人聚居北京,在原有饮食传统的基础上,又对各系菜肴和各民族小吃兼收并蓄。下面把这些菜肴和小吃简单介绍一、二。

    1、烧子盖与炸鹿尾。

    满洲族先祖以狩猎为业,鹿肉为日常食物,人们尤其喜欢吃鹿尾。入关之初,满洲人仍吃鹿肉和鹿尾。油炸鹿尾是最平常的吃法,制作简单,味道鲜美。到了清代后期,鹿肉鹿尾这些“关东货”来京日见稀少,满洲族人生活日见其艰,炸鹿尾就不是炸真的鹿尾了,而是在肠衣内灌肉末,以后肉末又改为灌鹿血,猪血,最后又改用淀粉,形成北京风味小吃——灌肠。北京砂锅居“烧碟”七十二种,其中有“炸鹿尾”一味。这道菜取名“炸鹿尾”,实际是炸肉末血肠。上文已经介绍过,满洲族崇信萨玛,一般满洲族人家,上起显宦,下至八旗兵丁,一年四季举行不少次祭祖,祭神祭天、送祟还愿、求福医病等都请萨玛跳神。每次祭神时,杀猪后将猪各部位的肉各取一部分,放在椭圆形桦木大盘(槽)内,称为“摆件子”。祭祀后煮肉全家吃,而且亲友、邻居也来吃。满洲人入关后,仍然喜欢吃白肉血肠。后来一些在京的满洲族大户人家常将肠、肚、肝等祭肉下货廉价卖给饭馆或小贩。

    由此产生了“砂锅居”的白肉、胡肘、烧碟等。“烧碟”实则是干炸法,用油炸“下水”,可以炸心、炸肚、炸肺等。大舅和大姐公公吃的“烧子盖”即是其中一种。卖给小贩的祭肉下货又增添了一种北京小吃:炒肝儿。这个小吃与满洲族直接有关,甚至连名称也是由满族而来。满洲族原没有“炒”字,后把这个“炒”字借过来,这是音译汉字。满洲族人用此字很广,凡是烹、炒、烧等皆谓之“炒”。炒肝儿实为烩猪肠,从前真有几片猪肝,后来纯为猪肠,但名称依旧。

    2、烧羊肉。

    羊肉因味道鲜美也为满洲人所喜爱,京城的羊肉馆也很多。有以白煮羊头闻名的饭馆,也有以滋味深厚,赢得众多顾客的酱羊头作坊。比较有名的烧羊肉饭馆有月盛斋、成三元等。烧羊肉除羊肉外,尚有羊脖子、羊头、羊杂碎、羊腱子等许多种。羊肚子也是美味。“我”的姑母,一个寡妇,却吃着几份饷银,所以在阴天的时候她可以买头号的大羊肚子或是烧羊脖子。

    3、豆面糕。

    老舍在小说中写大姐夫拿了大姐的钱去吃盆糕、杏仁茶,这盆糕是豆面糕的一种,也是满洲族人的食物。豆面糕还包括驴打滚、炸糕、爱窝窝、豌豆黄儿等。它们都是满洲族人萨玛祭祀的供品。满洲族上供的祭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家畜家禽和野生禽兽,另一类则是糕类。祭品中的糕类有打糕、搓条饽饽、豆面糕、苏子油炸糕等。满洲族人居北京二百多年,这些糕类制品逐渐流入民间,从而形成北京小吃。

    4、豆汁儿与麻豆腐。

    豆汁儿是地道北京风味,是麻豆腐作坊在乾隆年间发明的。据历史资料研究发现,乾隆皇帝听说北京民间新出现一种食品叫做豆汁儿,就下谕派人去了解,说如果“洁净可食”,就叫几个人进宫当差,做豆汁儿。[5]豆汁儿和麻豆腐的原料是绿豆。老北京喝豆汁儿成癖,有两种喝法,一种是买来生豆汁儿,自己家里熬;另一种喝法是到庙会和街头的豆汁儿摊儿和豆汁儿挑子上去喝。小说中“我”家里去端的就是生豆汁儿。麻豆腐也是老北京不可缺少的食物。旗人喜欢用羊油、羊肉末儿、黄酱炒麻豆腐,再加点儿青豆嘴儿,炒好后撒些青韭末儿。这是旗人家冬季常吃的家常菜。同治光绪时代,清宫膳房为适应慈禧太后的口味而增加了数种旗人家常菜,冬季的菜单中就有这种羊油、羊肉末炒麻豆腐。

    5、“赛梨耶,辣来换”和“半空儿多给”。

    “赛梨”指的是水萝卜,“半空儿”指的是花生,这两种都是北京冬天晚上,穷人喜欢吃而且买得起的食物。北京冬天天气寒冷,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这时候就会听到胡同里有人吆喝:“萝卜赛梨来,辣啦换唉!”水萝卜很便宜,但是卖水萝卜的把精心挑选出来的萝卜洗刷干净,并且把水萝卜切成花形,放在木制筐子里,挽在胳膊上,夜晚时分沿街叫卖。在寒冷干燥的冬天夜晚,脆生生、水灵灵的萝卜吃起来别有风味。“半空儿”是未长好而半空半瘪的花生。小本生意人以低价买来,用火炒熟,串胡同叫卖。卖“半空儿”也是在晚上,穷人为给孩子解馋,花一个铜元买来一大堆半空儿,倒在炕上,让孩子们抓着抢着,生活贫困倒也充满家庭的温情。“我”降生前的几个月,发生了戊戌变法,大舅和大姐公公都激烈地反对变法,他们怕失去钱粮和俸禄,沦落到去卖水萝卜和半空儿花生。

    (五)娱乐消遣

    满洲族实行八旗制,旗人的兵饷是钱粮与俸米,饷银每月领一次,俸米每年领四次,钱粮即被旗人称为“铁杆庄稼”。满洲族入关以后,尤其是在清朝鼎盛时期,旗人衣食无忧,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娱乐消遣上。老舍在《正红旗下》中写到了旗人玩牌、提笼架鸟、走票唱曲、闻鼻烟等娱乐消遣。以大姐的公公来说吧,他是四品的佐领,但他为官如何,会不会冲锋陷阵,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养四只靛颏儿。所以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冬天,在他的怀里,至少藏着三个蝈蝈葫芦。不会骑马的骁骑校大姐夫不养靛颏儿,而玩鹞子和胡伯喇,后又改为养鸽子。他不仅满意“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俘获一只别人家的鸽子,对他来说,实在是最大最美的享受。提笼架鸟是满洲人从关外带来的满族习俗之一。满洲族先世以狩猎为生,终日猎于山林,顺便捕捉鸣禽,养鸟听音是满洲族人传统的爱好。

    满洲人进关,把它带到北京,并传到各地。二百几十年间,满洲族人和汉族人密切相处,养鸟听音的爱好也渐为汉族人所接受,成为老北京的一项民俗。大姐公公说起红、蓝颏儿们怎么养,怎么遛,怎么“押”值得写一本书。养与遛自不必说,什么是“押”呢?鸟的鸣声称为叫音,鸟学叫音,即称押音。老北京满洲族人每天清晨即起,提笼去“遛”鸟,遛就是摇着笼子步行。每天走多少路,鸟已成了习惯,如走不够那个里数,鸟就不歌唱。遛鸟走到一定的地方,寻找目的中的鸟在林中鸣叫,笼中的鸟听了就模仿其叫声。日子久了,笼中的鸟就“有了”那种鸣声,这就叫“押”。捕鸟养鸟本是满洲族人的习俗,至于养鸟用的器物,如鸟笼子、鸟食罐等,则是在北京慢慢发展起来的。当时旗人生活富裕,工商各业、手工作坊以旗人为最大买主,想方设法投其所好,竹编的鸟笼,磁器的鸟罐越作越精。四品顶戴的佐领不谈怎么带兵与打仗,不谈是否会骑马射箭,说起那四个鸟笼子的制作方法,也够讲半天的。他鸟笼子里的小磁食罐,小磁水池,以及清除鸟粪的小竹铲,都是那么考究,谁也不敢说它们不是艺术品。满洲族人入关后热衷于享受,戏曲和曲艺也成了满洲族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先从京剧的形成来看,1790年乾隆皇帝八十寿辰时,征集全国各地著名戏曲班子赴京作庆贺演出。以后,以西皮调唱腔为主的汉剧和以二黄调为主的徽剧,吸取当时流进北京宫廷和民间的秦腔、弋腔和昆曲等戏曲的精华部分,同时又根据北京观众的要求和北京的语言特点,逐步形成了京剧这一剧种。同治、光绪年间,京剧盛行全国。慈禧太后就是个最大的戏迷,她命人在颐和园搭戏台,过生日时连唱几天。八旗贵胄以至子弟,他们不但爱去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有的王爷会唱须生,有的贝勒会唱《金钱豹》,有的满族官员由票友而变为京剧名演员……他们也创作,创作岔曲、快书、鼓词等等。

    《正红旗下》中“我”大姐的公公也是个票友,他会唱几段连珠快书、鼓词等,每逢献技都能博得亲友们热烈喝彩。“票友”一词最早出现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一些八旗子弟常常凭着朝廷发给的“龙票”,到各地演唱“子弟书”,为大清王朝作宣传。“子弟书”又叫“清音子弟书”,是一种曲艺形式。八旗子弟自然是业余演唱,于是人们就把业余演唱戏曲、曲艺的人叫做“票友”。票友演戏叫做“玩票”,票友转为职业演员叫做“下海”。满洲族人普遍喜好戏曲与曲艺,连“我”居孀的姑妈高兴时也会低声地哼几句二黄,福海二哥会唱几段单弦牌子曲,会唱几句汪派的《文昭关》。而有足够财力的票友就会组成自己的票社,以便在亲友家庆祝孩子满月,或老太太的生日时,自备车马,清茶恭候地唱那么一天或一夜,耗财买脸,傲里夺尊,誉满九城。民间流传说,东北有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这三大怪纯系满洲族传统习俗。满洲族不但男的吸烟,女的也吸烟,连大姑娘也吸烟。烟草自明代由吕宋传入中国,后在传入满洲。大清入主中原,烟草公开,于是出现了各种吸食方法。

    小说《正红旗下》写大姐在长辈面前,须随时:“看着水烟袋与旱烟袋,及时地过去装烟,吹火纸捻儿。”满洲族人吸烟有水烟袋和旱烟袋之分,烟的品种也众多。老北京话说“老爷子烟儿,关东杆儿;老太太烟儿,潮烟袋儿。”也有说“老太太烟儿,兰花籽儿”的。这话是说老头儿喜欢抽关东烟,老太太喜欢抽潮烟或者兰花烟。兰花烟是用一种菊科草制成的,柔和清香,吸者若要带点儿“兰花籽儿”,香味更烈。“我”的姑母是吸兰花烟的,她就经常拿燃着兰花烟的烟袋锅子敲“我”的脑袋。再有一种水烟,以烟丝为主,是较为贵族化的。“我”的大舅妈是三品参领夫人,她吸的就是水烟。“她一到冬天就犯喘,咳嗽个没完。咳嗽稍停,就拿起水烟袋咕噜一阵,于是咳嗽再起”。水烟袋象个铜制的盒子,上设吸烟管,盒内装水。吸烟时,烟通过水而被吸出,好象是把烟经水滤过一样。满洲族人也有闻鼻烟的习俗。小说写福海二哥不动烟酒,在友人让烟让酒的时候,就拿出鼻烟壶,倒出点茶叶末颜色的闻药来,抹在鼻孔上,也就够了。这鼻烟是满族人在狩猎活动中发现的。人们在山林中狩猎,不便于燃火吸烟,烟火气味也容易被动物闻到而逃跑,于是想出用鼻子闻烟末儿的方法。入关后,也将这习俗带入关内。鼻烟由烟梗轧成,经过茉莉花、桂花等窨制成了窨花鼻烟。迎合旗人闻鼻烟的需要,鼻烟壶的种类很多,工艺也非常精巧。以质料分,鼻烟壶有瓷壶、洋瓷壶、玛瑙壶、水晶壶、玉壶、料壶、药瓶壶等。鼻烟壶的内画堪称一绝,许多烟壶上的内画彩篇巧夺天工,成为我国工艺美术品的佳作。除吸烟外,北京旗人多喜欢嚼槟榔和豆蔻,把这两种热带植物作为饭后消遣之物。槟榔分为生、熟两种。“熟槟榔”即是用盐水炒过的,也称“盐炒槟榔”。生槟榔苦涩,但据说能消食化积,也颇有人嗜爱。“我”的大姐已经学会了嚼槟榔,她还不敢吸兰花烟,但这离吸兰花烟也就不远了。

    作为满洲族作家的老舍在小说《正红旗下》中,用亲热温情的笔触对满洲族的民风民俗作了诗意的描绘,给世人展现了一幅生动真实的满洲族社会生活画卷。他在叙述本民族的社会习俗与历史变迁时,在亲切形象的描绘中也伴随着冷静的对民族性的批判与反省,老舍痛惜本民族的衰落,为满洲族人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的文化而痛心疾首,热忱地呼唤民族文化的新生。作为记录满洲族民俗的一部著作,无庸置疑,《正红旗下》是当代满洲族文学的瑰丽珍宝。

    参考文献

    [1]　〔美〕宁承恩.老舍研究资料(上).老舍在英国[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2]　老舍.老舍研究资料(上).我的母亲[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3]　老舍.我热爱的新北京[Ｍ].北京出版社,1979年.

    [4]　〔俄〕史禄国著,高丙中译.满洲族的社会组织——满洲族氏族组织研究[Ｍ].商务印书馆,1997.

    [5]　爱新觉罗,瀛生,于润琦著.京城旧俗[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满洲族民俗民风的诗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