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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年反右背景及其“章罗同盟”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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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02日转载)
    来源：中华博客
     一九五七年的转折，是新中国命运走向下行曲线的肇始。因为至此以后，作为执政党的TG（注：网络语言，指土共，是网络上对共产党的戏称。）和东哥（注：应该是指毛泽东）本人都逐渐异化为不可批评的权威，一个不受批评的权威是必然要犯错误地，而这条原理应用到政治领域，错误会延伸为灾难。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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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导致后来万马齐喑的“反右”运动，其初衷恰恰是东哥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在土共党（注：指共产党）内进行的整风运动。当然，理发师的头发不可能自己来理，土共的整风靠自己来执行，力度不够，于是，东哥将目光投向当时的民主党派，请他们来帮忙，给执政党提意见。于是，潘多拉大娘的盒子被打开了。

    在说民主党派给土共提意见之前，我们先要确认一点，那就是当时作为执政党的土共里面，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是普遍存在地。 -----因为很简单，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里面，领导阶级应该是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来自城市，接触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又富有组织纪律性。----然则，土共，虽然在抗日战争里面，加入了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但是，就其成分的大部分而言，都是“连抽水马桶都不会用的农民”，（这是陈毅的话，不是俺说得。）但问题是进城以后，大部分的工作还是要依靠这些前农民们去做，---当然，在这部分“土共党员”里，有很多人都很努力地学习知识，使自己尽量满足工作的要求，比如，有名的“将军做大使”，红一方面军的名将，曾经和陈明仁同睡一床，后来的国防部长耿飚，就成了一个很牛的外交官。----但也有一大批“土共党员” 在进城后依旧保留了他们先前的一些较为落后的缺点，习惯，-----举个例子：

    聂荣臻元帅不仅在军中是红一军团，和华北野战军的旗帜，他同时也是晋察冀模范根据地的“特首”，这个人脉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可不谓牛也，但聂帅搞两弹一星，把各部门头头叫过来，要求从他们处调出专家来搞这个绝密工作，却一时无人响应，个个都是推托本部门任务重，专家金贵，不能调出，-----只有哈军工之父，大将陈赓站出来，表态把他初创的哈军工最好的四个专家献了出来，（陈赓草创哈军工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专家，曾经把周公堵在厕所要签字的，但他非常识大局，知道聂帅的任务有多重要。）---但纵然如此，陈赓作了表率，开会的其他单位还是没人吭声，---陈大将咬咬牙，又站了起来，提出再给聂帅两个专家，就这样，其他部门才开始哼哼唧唧，说回去商量，给聂帅调人，但后来会后有些单位还是很不痛快，好比打虎将李忠被鲁智深募捐似得，最后，负责项目的钱学森怒了，向聂帅撒娇，聂帅只好找党内疑难问题最终流向---周公那儿，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把人调来凑齐。------这是当时各部门只管自家一亩三分地的写照之一。

    另一个例子，周公的办公时间之长，令人心酸。----他老人家常常是上床睡觉的时候都抱着一大堆文件的。有一次，来给他护理的护士看到周公带着老花镜，用计算尺一个一个校对下面报上的数据，甚为痛惜，不禁进言，：“总理啊，这种事儿您老人家就不用亲自查对吧，”，但周公不过是谢谢她的好意，然后依旧如此，-----做为当时的中国人民，当然为有这样细致，负责的总理而庆幸，但作为后来的历史评论者，我们未免要为周公所带领的队伍的职业素养而担心了。 ----事实上，当时即使是高层的中央干部，其职业素质的水准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周公主持的国务院会议，被罚站的部长是常有的事儿。-----中央如此，何况地方，下级部门乎？----尤其是这些前农村干部碰到职业素养较好地“小资产阶级分子”时，他们又如何能让那些被领导者心服口服呢？

    因此当时的党内整风运动，无疑是必要的，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有意识地要提高执政水平。-----但对于小媳妇和如夫人似的民主党派而言，他们并没有理解执政党的本意，把装潢理解为改建，把建议理解为质询。------所以，除了大部分仅仅是提意见的好心人士外，有一些野心勃勃的人物，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后来著名的“章罗同盟”的两位首脑，就是一个代表。

    举一个例子，1956年11月，彭真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在中共刚刚于匈牙利事件里助苏共一臂之力之后，所以温迪叔叔们很高兴，也很隆重地接待了代表团。赫上官亮同志专门在部长会议的办公室会见了代表团，合影之后，赫鲁晓夫和彭真开始就刚刚结束的好多大事交谈，（比如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等），这时，突然有一个中国代表团的家伙站了起来，大声说：“见到赫鲁晓夫同志我很高兴，我想对赫鲁晓夫说几句心里话。”------是谁在这种外交场合说这样的话呢？------就是代表团副团长，章伯钧。他说到：“我想讲讲压在心底多年的一句话，过去没有机会，今天听了赫鲁晓夫讲话，我非常高兴，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有些同志不一样，就遭到排斥。后来我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是个悬案。。。”----所有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很吃惊，料不到章伯钧竟然在这个场合说出这样的话，-----而赫鲁晓夫对这个事儿既毫无所知也毫无准备，他扯个淡让在座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发表意见，费德林也不知道，所以章伯钧只好讪讪地坐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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