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总统的“神来之笔”：是橄榄枝还是烟雾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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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5月13日)
正当联合国安理会正就制裁问题进行激烈争论之际，伊朗总统内贾德（Mahmud Ahmadinejad）突然写了封信给美国总统布什。这是1979年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后，27年来伊朗领导人首次给美国总统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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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外交官形容，内贾德给布什写信是一次“战术上的神来之笔”。美国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反应是对这封信嗤之以鼻，指它不过是通篇充斥着“哲学性”长篇大论，并无“正面处理问题”。但布什也许会对信中所触及的宗教内容，以及背后呼吁“宗教信仰间的对话”有感觉。
据赖斯透露，“信中根本没有提到国际社会正在讨论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办法”。赖斯这样说令人感到诧异，因为内贾德在信中提到了一大堆国际问题，包括第三世界的贫困、超级大国的军国主义、跨国企业剥削、为巴勒斯坦人请命，当然还有伊朗发展民用核技术的权利。
赖斯或许对伊朗就上述国际问题表达的观点不敢苟同，但她真的能质疑内贾德声称“美国的全球政策，尤其是对中东的政策已经日益引起该地区人民的强烈不满”此一说法吗？
内贾德在信中说，“我要提的问题很简单：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与世界其他国家沟通？”美国总统打着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的旗号，拒绝排除动武（甚至用上核武）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内贾德当然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
通过这封信，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伊朗如何看待自己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先锋的角色。此一事态发展，实际要求了布什总统认真考虑甚至作出回覆，阐述他自己怎样看待美伊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恰当解决它们。
人们将此信与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1989年初写给时任苏联总统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港译戈尔巴乔夫）的相提并论。霍梅尼在信中说，“我公开宣布，作为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基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以轻易填补你们体制中存在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样，内贾德在信中夸耀伊朗伊斯兰政治的精神力量，又一次抨击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这令人回想起霍梅尼对西方物质主义的尖刻批评：“物质主义不可能将人类从信仰危机中拯救出来。”
不过，内贾德没有像霍梅尼在致天主教教宗的一封信中谴责时任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为“伪基督徒”那样，对布什冷嘲热讽，而是引用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谓的文明之间的“人同此心元素”（elements of commonality），肯定了布什的末世最后审判价值观。他说：“我听说，阁下谨遵基督的教诲并相信正义必将统治世界的神圣诺言。”某些政策分析家，例如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波洛克（Kenneth Pollock），忽略了信中这些积极正面的地方，只将内贾德的姿态，解读为“对白宫的极大侮辱”。
内贾德在信中说，“我没有要给任何人带来痛苦的意思。”信中亦无任何有关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煽动性言论，而只是提到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以及大规模迫迁巴勒斯坦人的事实，他写道：“人们也在谈论，为什么（安理会）所有谴责以色列的决议都被否决？”
内贾德在信中虽然抨击美国以拥有大杀伤力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但也承认“该地区人民为萨达姆（Saddam Hussein）政权被推翻欢呼雀跃”。当然，他也许有一句没说，即萨达姆独裁政权垮台使什叶派领导的联合政府掌权，伊朗人为此感到高兴。毕竟，伊朗和美国都支持新伊拉克政府，伊拉克内部稳定对两国都有好处。
假定布什有兴趣回信，他也许会有兴趣指出，甚至在阿富汗，可怕的塔利班政权（Taliban）被推翻，由跟德黑兰友好的政府取而代之，伊朗也因此得益，并缓解了其国家安全忧虑。布什的回信，可能会批评“政教不分”，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教分离原则作辩解，同时又积极正面地回应内贾德的挑战性提问：“难道你不认为相信这些原则（一神论、正义、尊重人权、相信最后审判）可以促进并保障和平、友谊和正义？”
当然，这些原则及其含义－─各种信仰共存共生有助促进世人对彼此的宽容、聆听心声与互助互惠，但只靠这些是否就足以保障和平、友谊和正义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内贾德这封完全否定自由主义的信，其实自我解构了。他在其中一段质疑美国政府的“自相矛盾”政策是否符合其“自由主义价值观”原则。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存在一些自由主义，例如宪法的监督制衡体制，允许政治和宗教多元化。将很多现实政策，跟其背后的政治哲学原则的合理性并合比对，往往会发现有许多问题，这正是内贾德在信中所指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内贾德在信中批评美国政府侵犯人权，预算分配本末倒置──重国防轻民生（指华府不关心因为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灾民），是对美国论者和立法机构最近以民主人权之名干涉伊朗内政的及时而有力的还击。
既然美国认为自己有权对伊朗国内事务评头品足，为什么伊朗不可以也反过来这样做？事实上，内贾德的批判评论，跟美国一些民权领袖今时今日所作的批判其实如出一彻。在当今地球村中国与国之间前所未有地互相依存下，任何政府的政策和优先考虑事项，都不可能躲过国际社会的点评，伊朗和美国也不例外。
内贾德的信里还有一个要点，即重申了伊朗强烈谴责九一一袭击的立场，这似乎是在驳斥华盛顿某些亲以色列人士指伊朗是事件帮凶的言论。内贾德说：“九一一袭击令人发指。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滥杀无辜都是令人愤慨和震惊的。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那些丧心病狂的作恶者，并向死者的亲友慰唁以表同情。”
内贾德这话似乎并不是为了博取世人好感的虚伪外交技俩。2001年9月，总统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及其外长哈拉兹（Kemal Kharrazi）均致函联合国强烈谴责恐怖分子的残暴行径。后来，联合国安理会一个负责调查阿尔盖达（al-Qaeda）、塔利班及其党羽的委员会曾称赞伊朗与该组织合作，提供有关塔利班和阿尔盖达分子的重要资讯。
内贾德还重申伊朗有获得民用核技术的权利，驳斥西方的反对是开倒车回到中世纪。他反问：“就因为有人批评科技成就可能被用作军事目的，就足以成为反对伊朗掌握科学技术的理由吗？”伊朗有向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提出如何密切监管该国核活动的具体方案建议，这当然不成为理由。正如伊朗外长最近指出的，仅仅怀疑伊朗可能把核计划用于军事目的，不足以对伊朗进行制裁以及限制国际核合作。
很遗憾，国务卿赖斯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John Bolton）选择完全无视内贾德伸出的橄榄枝，博尔顿甚至将这封信形容为企图蒙蔽外交官眼睛的沙尘。其实这封信更像是一剂能驱散外交迷雾、妨碍外界了解伊朗的宗教─政治世界观的眼药水。
内贾德在信中大量引用《古兰经》（Koran）的句节，实际再次提醒了人们：美伊关系的一个症结，其实在于两者有两套截然不同的世界宗教观，导致沟通上出现扭曲误解；只有进行文化间的对话，才能“缩小两者之间的政治鸿沟。
此外，美国应该开始密切关注伊朗宗教领袖发表的反对制造并部署核武器声明的政治意义，而不该习惯性地认为这些仅仅是伊朗为欺骗世界而放出的烟雾弹。
内贾德写信给布什，被伊朗强硬派政客批评为是对美国作出不必要的让步。这封信犹如自1979年美伊外交中断后，画破漆黑夜空的一道闪电。且看美国决定是否接过内贾德伸出的橄榄枝，抓住机会与伊朗展开对话了。
《亚洲时报》Kaveh L Afrasiabi撰文/本文作者Kaveh L Afrasiabi博士是《霍梅尼之后：伊朗外交政策新动向》(After Khomeini: New Directions in Iran's Foreign Policy)一书的作者。他还写了《伊朗的核计画：论证事实与假像》(Iran's Nuclear Program: Debating FactsVersus Fiction)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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