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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必要建立校园反性骚扰制度?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4月10日 转载)
     来源:FT中文网
    
     自4月5日开始,来自海外的指控让一桩20年前的旧事暴露在聚光灯下,并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一波对于校园两性伦理与法律问题的讨论热潮。已故北京大学学生高岩的同学举报曾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目前的“长江学者”沈阳教授曾性侵高岩,导致高岩自杀。尽管在各方介入的情况下事实碎片正在不断浮现,但20年前的旧事,要重新还原所有真相已经不可能,同时嫌疑人责任的认定还需走严格的正式程序。然而无论如何,此事以及近年来不断出现的类似事件,的确给中国校园的性骚扰问题敲响了警钟。

    
    如何应对校园性骚扰与性侵问题?一个直觉的反应是展开相应的机制建设。据报道,北京大学近期也开会讨论反性骚扰制度建设。这个直觉的反应也是正确的做法。所谓机制建设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设立一定的机构来听取学生对于教师性骚扰与性侵指控的举报,并对所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和处理;另一方面是对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与恋爱关系进行一定的干预和管理,禁止或者限制所谓的“师生恋”。
    
    这些建议当然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疑虑和反对。比如有人会说,禁止“师生恋”会不会构成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其实所谓保护个人自由,涉及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而学校作为教育机构,作为对学生的健康成长负责任的组织,显然有权管理在本机构之内任职的教师,要求其遵守一定的伦理义务(当然仅限于是本校员工或者与本校有聘任合同关系的教师)。这与个人自由并不冲突。当然,全国范围内一刀切式地禁止“师生恋”可行性并不高,因为此类事件的认定和处理需要很高的成本,所以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法律来解决,而应该由学校制订相关行为守则,并要求教师执行,并以一定的惩处措施作为后盾。
    
    有人会说,教师和学生之间产生自然的感情进而发展到恋爱,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权力、可以动用的资源以及社会经验是绝对不平等的,而且在学生的成绩、毕业、就业等方面,教师拥有一定的干预权与主宰权,教师可能滥用这种权力而在情感和性方面对学生进行胁迫。众所周知,两性关系必然伴随各种矛盾和纠葛,正确处理这些矛盾需要双方地位平等并都有成熟的心智,这样的条件在校园的师生之间并不具备。所以很可能即使是一开始自然的、非强迫性的师生恋情,最终也会发展为强迫性、宰制性的关系,而这对青涩的学生可能构成毁灭性的打击。鉴于这种高风险性,禁止这种恋情,或者要求相关教师和学生向学校的伦理委员会报告相关情况,由学校对教师进行监督,才应当是正确的做法。即使教师和学生真的两情相悦,双方都等待一段时间,等师生关系结束后再发展恋情也未为迟晚,这其实才能真正考验是双方真正的恋情还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胁迫。
    
    有人认为性骚扰这种现象在官场、职场都很严重,只盯着校园不公平,但这一观点忽视的是学生的特殊情况与极端弱势地位。尽管对于其他领域的性骚扰也需要重视和防范,但这些领域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防范机制。而且,成年人假如在公司中遭遇性骚扰,可选择的余地相对较大,可以联合其他社会力量来进行控诉,至少拥有一定的“用脚投票”的权利。而学生通常无法选择去其他学校或者换老师,而且学生缺乏这方面的社会经验,在遭遇侵害时第一反应往往是沉默和隐瞒,这也是性侵者把学生视为可趁之机的原因。大学固然不是官场,但导师等手握大权的大学教师主宰学生命运的能力,可能比官场上的控制还要强烈。因为中国大学的体制问题,很多教师在面对学生时拥有的是实打实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当然需要制约,而不是放任目前这些行政化气息浓烈的大学成为中国反性骚扰斗争的盲点。
    
    还有人提出另一个问题:假如建立校园反性骚扰举报机制,会不会被一些人滥用,必须学生故意诬陷教师,导致不公正的处罚。这样的疑虑没有必要,因为举报后还有受理机制。受理机构应当根据学生提供的事实陈述或者证据进行深入的调查,而对于相关调查和相应处理,也应赋予当事教师充足的抗辩权利,以及向上级申请复议的权利,何况假如处理真正不公,当事教师还有向司法机关起诉这一条路可走。任何举报机制都可能面临“滥诉”问题,而当前的重中之重是要赋予学生顺畅的举报权利,让受侵害的学生勇敢地站出来,若因本可解决的疑虑而不建立相关机制,无异于因噎废食。何况举报的学生也要承担相当大的压力和成本,担心出现“滥诉”乃是杞人忧天。
    
    应该强调的是,建立相关制度并不是要监控教师,而是要形成一种威慑机制,加大违法犯罪成本,彻底扭转潜在性侵害分子的心理驱动机制,让他们不要再把学校当成性侵害的乐园而为所欲为,而是自知收敛,从而改变校园风气。这并不是说要学校花费很多时间去“抓师德建设”,那是舍本逐末,其实只需要以完善的机制为后盾,把学生的反性骚扰、性侵害积极性调动起来,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建立相应的机构和制度不仅不会增加学校的行政管理成本,还会大大降低行政成本以及学校爆发丑闻、声誉和利益受损的风险。
    
    事实上,大学和教育行政部门有充足的资源和能力缓解校园性骚扰和性侵问题。之所以问题愈演愈烈,主要原因是相关方面“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学校没有把反性骚扰制度建设视为工作重点,而是放任作为弱势群体的学生利益被牺牲,出了事之后又只顾控制舆情,学不会亡羊补牢。可以说,当前的中国大学若能把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小部分精力拿出来建立相关的防范制度,并对性侵害责任人毫不留情,惩一儆百,这种丑陋和令人发指的现象都会大大减少。
    
    总而言之,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是在提供一种“制度增量”,虽然不一定能扭转大局,但能使事情朝着正向的方向转变。当然,假如学校行政化的长期弊端没有得到改善,大学的风气依然像“官场”、“商场”一样,这种“制度增量”能起到的效果也是有限的。最根本的出路依然是赋予大学更大程度的自治权,培育更自由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和教师自发成立各种自治组织,一方面促进教育质量提高,另一方面齐心合力减少校园违法悖德恶行。此外还需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增加教育服务供给者数量,让教育机构形成更激烈的竞争关系,让真正重视教育、关怀学生的教育机构脱颖而出,而不是让官办大学继续一手享受源自于纳税人的财政支持,另一手包庇纵容性侵害分子、危害中国的未来,这种悖谬的状态必须结束了。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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