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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秉中:李克强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拒不认错应该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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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7月19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陈秉中
    
     李克强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拒不认错应该下台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信
    
    
    
    (参与2013年7月18日讯)多年前被国际社会称之为“河南艾滋病大死亡”事件,不依法查处,一直是全球关注的一大焦点。掩盖真相的人最怕揭老底,因而遭到前两届党总书记百般阻挠。真相是捂不住的。苍天在上,终有一天会将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真相查个水落石出,将肇事者及其后台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成功隐瞒”近20年的惊天大案
    
    发生于90年代初即中共十四大(1992-1997)期间的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至今已近20年。就一般常识而言,发生艾滋病毒大面积传播,必须分秒必争,至迟也应在十五大(1997-2002)期间立案问责,但因有“后台”保护,未能如此,从而给艾滋病这个世界最大瘟疫的肆虐提供了适宜土壤,人为地任其在中原大地扩散传播。到了十六大(2002-2007)期间,泛滥成灾的艾滋病已导致数万感染者死亡,成百上千个艾滋病村已是万户萧疏鬼唱歌了,中国当局仍不顾国际组织和舆论谴责,置若罔闻。在十七大(2007-2012)期间,陷于绝境的几十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死者家属,因得不到国家赔偿与安抚又投诉无门,只能在死亡线上徘徊,苦苦挣扎。到了人们期待颇高的十八大及时至今日,新的党中央未能走出包庇罪魁祸首的怪圈,以至未能成为几十万受害者生命的诺亚方舟。
    
    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的责任,如同癞瘌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可
    
    是此案的主要责任人李长春和李克强,因有后台“一不立案、二不问责、三不给予受害者抚恤赔偿”的“三不政策”,多年来一直坚持“一不认错、二不担责、三不谢罪”的“三不主义”,以致河南艾滋病大流行至今还是一个无人负责的无头案。
    
    更令人惊异的是,以瞒天过海手段掩盖事件真相导致严重后果的二位肇事者之一的李克强,他不仅与李长春长期逍遥法外,而且因有登天之路,竟被带病提拔,爬上权力的顶峰,戴罪擢升为执政党二号人物和国务院新总理,成为震惊全球的一大政治丑闻。
    
    亘古未闻的“以血致富”神话把受骗农民推向死亡深渊
    
    早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河南省一些地区就存在农民卖血现象,后来有“艾滋厅长”之称的刘全喜1992年担任省卫生厅长后,将其作为卫生系统“第三产业”大力推动,使河南农民卖血成为风潮。特别是由于1992至1998年主政河南的高官李长春严重渎职和对刘全喜的怂恿与包庇,卖血成为河南贫穷农民的一种产业和生存方式得到大发展,1995至1996年为“黄金时代”。刘全喜曾放言,“河南7000多万农民哪怕只有1-3%的人愿意卖血,他们平均每年卖1-2次,就能创造上亿元价值”。为此他两次亲赴美国商洽出口血浆事宜。此时河南省卫生厅成立了“开发办”和“中心血站”等机构,并召开现场会,从省一直到乡和村的各类血站,在豫东南遍地全开花。有的血站就是一台小型拖拉机放上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他们宣传“人体血液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你不去卖血,说明你身体有病,不健康。”在这种口号诱惑下,不分男女,争先恐后卖血,甚是疯狂。一天卖二三次血的不足为奇,有的因抽血过多竟当场晕倒,惨象环生。
    
    尤为无法容忍的是,以收购血浆从中获取高额回报的“血浆经济”,采血前不做艾滋病毒检测,采血后除血浆之外的其他血液成分多人混合后,又分别回输给卖血者,以至造成严重的交叉感染,致使艾滋病毒大面积扩散。李克强于1998至2004年接任李长春主政河南后,因他继续前任对刘全喜的放任和隐瞒疫情的做法,并加大了对举报者和上访者的打压力度,严重的疫情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恶化了。如果说卫生厅长刘全喜是始作俑者即祸首,那么李长春则是罪魁,李克强是帮凶。
    
    时任“全球卫生理事会”主席多莱尔针对河南艾滋病大爆炸时说,他们把村民当成提取血浆的源泉,而又不让他们知道其中的危险。从血浆生意中获利的人要提供赔偿和出钱给病毒感染者治疗。我对那里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政策感到震惊。
    
    蓄意隐瞒疫情导致河南艾滋病大流行
    
    河南艾滋病的暴发流行本应在第一时间公示于众,可是河南自血祸发生第一天起,就谎报瞒报,从不说真话。并由于河南省李长春和李克强两届政府都把疫情视为“机密”和“禁区”,其真实情况,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美国发明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何大一博士指出:“河南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疫情在1990年代初爆发,1995至1996年达到高峰,1995年中国政府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但隐瞒不对外公开,世界其他国家直到2001年才得知河南那里暴发了艾滋病大流行。”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2004年9月,河南卖血人群中艾滋病患者大批死亡已无法再隐瞒时,省卫生厅被迫对全省卖血者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全面普查。通过那次普查确认河南全省艾滋病毒感染者只有3万人,还不及河南省知情者和有关专家掌握的有几十万感染者这一数字的零头。
    
    在隐瞒疫情这个关键问题上,国家卫生部因怕得罪二位高官,一直未能揭开掩蔽河南疫情的那层面纱,偏袒和帮助河南说假话。2001年8月,也就是发现河南省艾滋病暴发流行6年后,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国内外记者提问时才说,1995年前后在中国中部的一些省份,一些地下采供血机构为了商业利益,用落后的技术手段违法采血采浆,导致了约3万到5万献血员感染艾滋病毒,其中以河南省为多。河南到底有多少感染者,他守口如瓶。2002年12月,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说,我国1995年前后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的艾滋病传播,涉及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农村供血浆人员的感染率一般为10%—20%,最高达60%,到底河南省有多少人感染艾滋病毒,他也隐而不报。2005年1月卫生部长高强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内通过采供血渠道,包括供血人员和血友病人员,共有7万人感染艾滋病,只字未提河南疫情如何。可见隐瞒河南疫情不单是河南省的错,而是中国政府。无独有偶,当高强接任因隐瞒SARS(即‘非典’)大爆发疫情而落马的张文康一年后,面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疫情问题又重蹈前任隐瞒疫情覆辙。这种眼睁睁地看着疫情不断蔓延的隐瞒,把本可以将灾害降至最低限度的疫情,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完全可以控制的人为大灾难。
    
    泛滥成灾的河南血祸,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罄竹难书
    
    一是灾难严重,导致至少30万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和至少10万感染者命丧黄泉,其受害程度,远比一次大的战役还要惨痛,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绝无仅有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河南柘城县有2880多人的双庙村,当年1227人参与卖血,887人感染艾滋病毒,感染率达72.29%;截止目前已经死亡601人,有33户人家死绝,死亡率高达67.77%,一个生机盎然的村庄就这样满目疮痍。由于从上到下蓄意隐瞒疫情,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绝非天灾,而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人祸,实属一场民族浩劫。
    
    二是以牺牲卖血者健康为代价,以快速致富为诱饵,拿血液做生意,良知泯灭,骇人听闻,是将一二百万卖血大军推进坟墓的反人类行径。上蔡县文楼村3100多名村民中,艾滋病患者达900人,2003年这个村一天就死亡7人。新蔡县东湖村发病高峰期那几年,每年都有几十名青壮年不幸早逝,村边坟冢一天天增加,有的大家庭一个个坟头连成片。有的夫妻一方病亡不久,又将墓穴掘开,让病逝的另一方的棺木与之合葬。艾滋病泛滥的人道灾难,令成千上万农户遭受灭顶之灾,导致一些农村乃至成片村落的凋敝。这些艾滋病村一度成为哭泣的乡土和令人绝望的村庄。
    
    三是突破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零容忍”,并以置人于死地的手段迫害最先报“火警”的知名学者,封住他们的口,堵住他们传递信息渠道,直至撵出国门。1995年卫生检疫医生王淑平根据众多卖血者出现类似艾滋病症状,经检测发现大面积艾滋病毒爆发流行后,当即向河南省和卫生部报告,可是河南主政者不仅没有在第一时间向民众公布疫情和采取紧急控制措施,反而对第一位最先报警人下毒手,免去她的职务,停止她的工作和停发工资。被打入冷宫的王淑平因无法容忍当地的迫害到北京避难5年,李克强执政河南时已无容身之地,不得不避难于美国。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著名医学教授高耀洁,可谓一代女杰,她走村串户调查了上百个艾滋病村和搜集到上万个艾滋病案例,在当局封锁信息情况下,她将采访得来的大量资料公诸于众,并出版成书。因惹恼了河南执政者,多名警察轮流蹲守在她家门口,还安装了摄像头,不许她与外界联系,也不允许她出国领奖,还阻止她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事先约好的会见。高耀洁深感这样下去会被折磨死,无法完成手中尚未出版的书稿,为“保存实力”,以整理出更多的“谁也击不倒”的罪证和取得更大发言权,继王淑平之后不得不背井离乡去了美国,并出版了几本记录河南血祸的新作。第一位于李克强执政河南时甘冒风险向国际社会公布河南重大疫情的多年从事艾滋病教育和著名维权人士万延海,先被国安抓捕,后又被公安拘留。后来因无法忍受警方日以继夜地监控,与离开故土的王淑平和高耀洁一样避难美国。如果李克克强稍有一点宽容心,完全可以把可敬的三个“第一位”的学者留下来,可是因为那位高官人性与良知的缺失,与之失之交臂。被迫害的这三位是令二位高官闻之丧胆的“大克星”和河南血祸的历史见证人。
    
    四是以历代奸臣惯用的颠倒是非,栽赃陷害,倒打一耙手法,抵毁罪证,嫁祸于人,打击迫害无辜受害的上访者,演绎了对成千上万蒙冤者的群体大迫害。艾滋病毒感染者经过5‑8年潜伏期,在李长春当政河南时感染艾滋病毒的几十万卖血者,于李克强1998年主政河南期间陆续发病并相继死亡的险象发生后,大批感染者因得不到及时治疗和死者家属得不到抚恤,纷纷到省会郑州和北京上访。然而当局不是引导上访者依法表达诉求,而是以“聚众闹事”“敲诈勒索”和“冲击国家机关”等莫须有罪名,进行残酷打压。上访“危害轻微”者被截访,“屡教不改”者被拘留或关进黑监狱久敬庄,“影响恶劣”者则被判刑,俨然是第二个“马三家”。李喜阁住院分娩输血感染艾滋病毒,自己和出生的女儿同时被感染,其后出生的二女儿也被感染,致使一家4口人3人罹患此病。2004年大女儿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不幸离世,她的小女儿又因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被当地幼儿园拒绝入园,多年上访因得不到说法,要求与卫生部长高强对话时,当局对她以冲击国家机关罪被拘留21天和一年的监视居住。9岁因外伤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田喜,长大后多年上访无果,因被拒绝赔偿一时冲动,将医院的电话等物推到地上被判坐牢一年。因分娩住院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后又传染给孩子和丈夫,丈夫后死于艾滋病的赵凤霞,去年再次上访时,县里为了堵住她的嘴,付给她几千元生活费,谁知暗藏杀机。当地司法机关竟仿照二千多年前项羽给刘邦大摆“鸿门宴”的诡计,对一位没读过几年书,也未出过远门的农家妇女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徒刑二年。河南当局就这样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和过人谋略“诱敌上勾”,如此阴险毒辣,让历代奸相闻之都会自叹不如。也远比历史剧“生死恨”“荒山泪”和“窦娥冤”更具悲剧色彩。在罪魁祸首还拒不认罪的今天,有哪位高官说句话,能让仍在蒙冤服刑的赵凤霞恢复自由。
    
    五是延误确诊和治疗导致高死亡率的草菅人命,衍生的触目惊心的“次生灾害”,乃严重渎职的“罪中之罪”。1995年艾滋病毒爆发流行后,众多感染者出现了发热、咳嗽、口腔溃疡、腹泻和消瘦等艾滋病典型症状后,因迟迟未进行艾滋病毒检测无法最后确诊,河南只将其称为“无名热”当感冒治疗。这样不该发生的大面积误诊误治的玩勿职守让卫生界蒙羞。绝大多数感染者是在2004年河南进行的所谓全省艾滋病毒大普查时进行检测才得以确诊,有的比这还要晚,一拖就是8至10年,对这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性疾病白白丧失了早期非常宝贵的最佳治疗时机,任凭病情由轻变重,由重变濒危,导致一些本可以活下来的数量可观的濒危患者过早死亡。与其说他们是病死,实际是未得到及时治疗的冤死。更不可理喻的是,当有了检测结果又不及时主动告之感染者,先是隐瞒疫情后又隐瞒检测结果,连连造错,说词是怕引起群体性恐慌,真乃荒谬至极。由于确诊太晚和进行抗病毒治疗太迟,再加上舍不得投入,早期未能尽早提供当时各国普遍认为疗效甚好可以令重患转危为安的抗病毒药物拉米夫定,一连串的过失,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世界不多见的高死亡率。又因对艾滋病患者的岐视和有些感染者怕承受不了天降大祸的压力,拒绝病毒检测听天由命了。还由于有了检测结果又不及时告知的信息封锁,一些感染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引发了夫妻间和母婴间新一轮艾滋病毒传播。这一幕幕惨剧,让命悬一线,危在旦夕的世界上最不幸的群体连遭重创。
    
    六是以卑鄙至极的手段控制舆论,全方位封锁艾滋病大流行信息,令国人在来势汹汹疫情面前丧失警惕,掌控宣传的部门成了任凭疫情任意蔓延的另一帮凶。第一时间公布疫情,如同火警,是不可抗拒的国际惯例。由于河南当局下达的层层封锁疫情的指令和中宣部关于河南艾滋病疫情不经批准和不按统一口径不得随意报道的禁令,以致事件真相,特别是在这场草菅人命以血致富运动中有多少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和有多少感染者死亡的惨烈后果,至今并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知,至于是何人从中作梗,阻挠案件的查处,就更鲜无人知了,造成了全国性的信息真空。2000年在李克强于河南当政时,河南记者张继承第一个冲破阻力报道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疫情,国际间此时才得知河南爆发了艾滋病大流行。不幸的是,这位有功之臣因违反了不得擅自报道的禁令,被河南省委宣传部下令“开除公职”。中宣部与河南省紧密“配合”,就这样剥夺了国人知情权。他们通过封锁消息企图捂住人们的眼睛和耳朵,却没有捂住艾滋病魔的发威。
    
    七是河南艾滋病爆发流行后,不仅河南当局谎报瞒报,卫生部因折服于二位高官也助其说假话。当接任因隐瞒SARS(即‘非典’)大爆发疫情而落马的卫部长张文康一年后,时任卫生部长的高强面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疫情问题又再次隐瞒疫情。又因怕疫情外泄,拒绝省外知名专家进入河南救援。不仅如此,卫生部一位副部级退休高官近二年竟亮出河南艾滋病泛滥成灾的所谓“无过错”论,妄图为李长春和李克强“金蝉脱壳”大翻盘,并把国家对受害者的“赔偿”建议改为为性质非罪的“补偿”。他们也借此为袒护血浆经济始作俑者省卫生厅长刘全喜和对河南血祸处置失当洗清身。
    
    八是为灾难的肇事者因是政治局常委网开一面,享有不立案问责的法外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是一句空话。近些年对隐瞒真相导致严重后果的河北三鹿毒奶粉案和山西等地矿难以及多起重大交通事故,都进行了处理,唯独更严重的河南污血案例外。众所周知,1980年代法国发生的2500名血友病人因输了受艾滋病毒污染的污血,1700多人染上艾滋病毒一案,在舆论压力下进行了审理,主要当事人被判刑,法国政府对受害者给予了赔偿。2011年台大医院误植艾滋器官案发生后,台湾地区各有关方面迅速做出反应,公开透明,做出了查处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包括追究事故责任者直至刑责和对受害者给予赔偿等多项决定。这些与河南血祸一不立案、二不问责、三不给予受害者抚恤赔偿漠视生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更不可容忍的是,后来又由血液生意发展到人体器官,做那些普天下的人都认为是伤天害理的事,在13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面前,这让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脸面往哪搁。
    
    以上所列,仅是冰山一角,仅以其中一条就可以对河南血祸案的罪魁祸首问罪,数罪叠加,十恶不赦,罪不容诛。
    
    李克强投怀送抱赢得了日后青云直上良机
    
    河南1992至1998年期间鼓励农民卖血导致的艾滋病的发生与蔓延,原本与李克强无关,当李长春在那场严重危机中已无法在河南维继时,执政党高层临危受命,委托他于1998年前去河南“灭火”,以保驾李长春安全撤退,转任广东省委书记。此时李克强进入河南如能一反前任掩盖疫情的做法,会令灾情朝着好的方面转化成为另一种局面。但为了仕途和不辜负李长春后台对他的信赖与重托,一心投入李长春后台的怀抱,在隐瞒河南严重疫情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前任同流合污,以至深陷河南艾滋这个漩涡而不能自拔。
    
    李克强负罪责逃避追究并非第一次。他在当政河南期间的2003年3月,河南焦作一家录像厅发生火灾,造成74人死亡;同年10月洛阳又一家歌舞厅大火,造成309人死亡,是建国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第二桩大火,但他那时就有后台保护未被问责。这与北京市长孟学农2003年因北京RSAS(“非典”)爆发流行落马,2008年已是山西省长的孟学农又因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再次落马相比,李克强真乃是特别走官运的幸运儿。
    
    耐人寻味的是,李克强今年5月还煞有介事地指责13个省市上报的数据造假让他“六不信”。这位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难道不晓得,在隐瞒真相造假这一点上是你和李长春传授给他们的,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涟漪效应。如今竟打肿脸冲胖子,当上了“打假英雄”。在党内造假比李克强和李长春地位更显赫,造假更胜一筹者大有人在,而且涉猎身世等各方面,一假到底,没有“真货”。如果整党,纯洁队伍,不整造假和掩盖真相这些,还整什么。
    
    利用丰厚人脉资源美化“车马”刘全喜,以保驾“将帅”暗渡陈仓
    
    刘全喜不仅是大办血站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还是一个打头阵的参与者。他多方融资让自己的妹妹在自己的家乡建立血站,火爆时达到六个采血点。1995年2月卫生部因河南艾滋病泛滥紧急下发“关于加强血液管理的通知”打击非法采血行为后,河南省公安厅在一次抓捕“血头”行动中,虽然保密,但因省卫生厅参与这一行动的处长通风报信,唯有当血头的刘全喜妹夫逃离现场。1999年7月12日晚,警方抓到一伙转移血浆的血贩子,省公安厅 “要员”打电话叫秘密放人,放的就是刘全喜的妹妹。又有,河南省从卫生部得知,新疆有3-5吨来自河南被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浆,一位专家听到后腿都吓软了,究竟有多少患者输了这种血浆就不得而知了。2000至2002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陈奎元对此拍案而起,“这是天下第一案”,严厉表示追究刘全喜的责任,但因有李长春撑腰,查处遇阻。如果时任省长的李克强支持陈奎元,那次追究不会无果而终。自1995年河南爆发艾滋病毒流行以来,一直是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艾滋病专家曾毅在内的多位学者,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达着这样的警报:河南艾滋病流行是真实的、严重的,有可能演变成国难。可是,河南省卫生厅长刘全喜那时拍着胸脯说:河南没有艾滋病。专家哀叹道,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2000年出现艾滋病患者大批暴死后,专家们的预言不幸而言中。据有专家推算,那时河南至少有50—7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他们义愤填膺,现在已经到了揭盖子问责的时候了。当时河南省和地市级数百名领导干部联名向中央举报,但被贺国强和王刚等政治局委员给压下了。就在各方要求严查刘全喜风声强烈之时,河南为李长春效力的官员明白,如果真的要查处刘全喜,必然要查到李长春和李克强头上。受到李长春大力提携先后任省委组织部长,后为省委副书记的陈某和黄某,而黄某后又被提拔至为中组部副部长和后来的全国妇联副主席一职的操盘,罪不可赦的刘全喜竟当选为十六大党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退休后还被任命为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二位操盘手深知,刘全喜头戴两顶耀眼的光环,表明他政治清白,河南省艾滋病的大流行本就不是问题,不然他怎么能得到如此殊荣。既然刘全喜没有问题,李长春和李克强就更没有问题了。他们就这样通过保“车马”来达到保“将帅”的目的,以此平息一波又一波的举报风潮。因朝中有人,至今无人敢碰刘全喜一根毫毛。
    
    良知和人性泯灭、诚信丧失者最怕事件真相
    
    河南血祸发生后,因有一言九鼎的后台保护,不论有多少人上访和多少人举报,谁都告不倒河南事件的罪魁祸首,执政党宁可置几十万受害者死活于不顾也要死保二位高官,明目张胆地徇私枉法。我在十八前,曾向前总书记胡锦涛和前总理温家宝进行六次实名举报,十八大召开前再次向大会主席团和全体党代表举报,今年两会前又先后投书中纪委王岐山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但都石沉大海。然而北京警察却不请自来登门造访,后又被警局传讯。由专政机关出面对我这个已列入“被控名单”的实名举报者的“关爱”,是一种明白无误的警告:你要适可而止,再多嘴多舌绝无好果子吃。史上开明之君臣可从谏如流,实举报者却“因言获罪”。我深知一不留神,可能被干掉。80岁了,又身患重病,死又何妨。不管山高水深路艰险,我将高举普世价值旗帜,为河南几十万受害者争得公平、正义和人权视死如归。
    
    李长春和李克强因为做了亏心事,他们及其后台最怕的就是揭老底。如此心虚,毫无底气,又何来“三个自信”。把执政党“党建”的重要武器即“实事求是”,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又何谈“理论创新”。对这种自相矛盾现象,再怎么辩解也无法自圆其说。
    
    李克强和李长春为了逃避追究不顾一切后果的隐瞒,丑态百出,诚信无存。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二位圣贤强调的就是人无信不立。小学生有篇作文是:“诚信是永远不熄灭的灯塔”。作为总理的李克强,其品德不是一般地差,而是过于恶劣。河南血祸至今连个责任人都没有,李长春和李克强谁也不站出来承担责任,瞧这德行。可悲的是执政党竟把对河南血祸死不认账的李克强看成是不可多得的千里马,推举他为党内二号人物和新总理的最佳人选,还弹冠相庆。所有这些,归根结底是执政党体制的产物。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政治改革。不反躬自省,讳疾忌医,必然导致无可招架的危机四伏,病入膏肓,走向灭亡。
    
    面对河南血祸案,执政党高层最关心的并非什么立案问责,而是如何捂住盖子保护李长春和李克强逃避追究的问题。所谓“三个代表”只不过是代表李长春和李克强及其后台与权贵集团。如果对河南血祸一查到底,同要求查处前10多年和20多年前人人皆知的那两起事件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避地“翻船”。拼死阻截对河南血祸案的立案问责,无疑是体制决定的以确保既得利益的一种本能。正义拷问着人类的良知,每个人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在河南问题上现在是正不压邪,正义彰显则邪恶胆寒。
    
    眼下,党内两派龙吟虎啸,左右对抗,你死我活,激战正酣。我期待龙虎斗中龙方生擒恶虎。李长春和李克强各在一边,两边都不干净,只期待习总书记力挽狂澜,不管哪一边,苍蝇老虎都应一齐打,绝不可投鼠忌器,养虎为患,助纣为虐,让明摆着的苍蝇老虎成为漏网之鱼。
    
    6月3日吉林德惠大火,习总书记和李克强批示后当即成立了“国务院特别调查组”,可是河艾滋病大流行近20年了也不调查,前两位党首和现任总书记难道就不觉得良心受遗责?李鹏、朱镕基和温家宝三位前总理对河南血祸的发生与恶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多年不对其不立案调查,你们不觉得愧疚?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欠下的这笔“血祸债”何时还?继续赖下去,必然息政人亡。
    
    期待全国人大将河南事件一查到底做出公正司法判决
    
    鉴于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的严重性和国际影响的恶劣性,亦出于对全国人大的尊重和期望,依据宪法和党章,并鉴于由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已无资格对河南血祸案的立案问责,只能由全国人大全权受理。为此特就此案的查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如下建议和要求:
    
     (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门的《河南艾滋病泛滥成灾事件调查委员会》,对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血浆经济”感染艾滋病毒人数和死者人数;“艾滋儿童”和受艾滋影响的儿童数;受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流向和使用该污血导致感染艾滋病毒人数,彻底揭开隐瞒艾滋病大流行导致严重后果的真相。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河南事件问责,追究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罪魁祸首的责任直至刑责,追究阻挠该案立案问责和对罪魁祸首包庇者的责任;追究国家和省级卫生部门在救治艾滋病患者中,特别是延误艾滋病毒检测和治疗导致严重后果的玩勿职守和严重渎职行为;追究因封锁疫情信息导致严重后果的责任;追究中央纪检部门硬的不敢碰,“专拣软柿子捏”,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熟视无睹,不予查处的责任。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河南血祸事件中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死难者家属依法给予国家赔偿方案;出台给予艾滋病现患良好而妥善的治疗方案;出台“艾滋孤儿”和受艾滋影儿童的健康与生活保障方案;出台因上访被非法拘留和判刑的应予赔礼道歉和赔偿物质与精神损失方案。全国人大还要对上述方案的实施进行检查,做到件件有着落,给全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待。
    
    河南血祸几十万受害者还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他们的诉求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感动上帝;他们多年做的“一立案,二问责直至刑责,三出台给予受害者国家赔和妥善的医疗救助方案”的中国梦,能否园,何时园,迟来的正义还遥遥无期。路漫漫,梦长长,时不我待。如果当局2013年国际艾滋病日前对受害者的诉求仍无任何表示,忍无可忍的几十万受害者必将作出强烈反应。“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进!!”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原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 陈秉中
    
    原北京医科大学 兼职教授
    
    2013年7月8日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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