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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河南艾滋病不是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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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23日 转载)

河南艾滋病不是突发事件
    
     并不是说某个记者或者某一群记者很牛很有力量,而是因为记者作为监督这个世界运行的力量,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而非个体性的。

    
    文/章敬平
    
    “你最得意的新闻报道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一个美国中学生问我的。四年多以前,2008年秋天的某一天,我随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亚太组的记者同行,访问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一所中学,遇到一个新闻兴趣小组,十来个同学,各种肤色的孩子都有。
    
    一个肤白发黄的漂亮女生,在回答我们的提问之后,反过来问每个来宾一个同样的问题:听说你们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记者,你们能告诉我,你们每个人最为得意的新闻报道是什么?
    
    坐在我前面的同行开始回答,留给我思考的时间委实不多。从业十年间的采访报道,一篇篇在脑海中疾速翻了一遍。
    
    轮到我了,孩子们的眼睛都盯着我,我说:我最得意的新闻报道,是我在2000年的夏天所做的中国河南艾滋病村的调查性报道。
    

封面报道:《国难当头》
    
    那一年,我在中国新闻社下属的《中国新闻周刊》做记者。8月的一天,一个同事给了我河南艾滋病的新闻线索,问我愿不愿意去采访。我乘坐一夜火车赶到了郑州,依照别人给的电话号码,寻觅到反艾滋病英雄高耀洁医生的家,她告诉我,河南省上蔡县的艾滋病比较严重。她又给了我一个电话,请我去找当地一个公务员。
    
    当天下午,我和中国新闻社河南分社的两个同事,乘一辆武警部队的车,前往上蔡县。中午到达县城,简单吃了个午饭,就和那个公务员一同赶往发现艾滋病的村庄。高耀洁医生和那个公务员朋友说了好几个乡镇和村庄的名字,我也不知道,就这么赶到了文楼村。
    
    村庄里的寥落孤寂超乎我的想象,我和两个同事推开了一家人的柴扉,零落破旧,没有生气,邻居说,丈夫得了艾滋病,死了,妻子改嫁他乡了。
    
    我惊呆了,我问:贫寒的乡村哪来的艾滋病毒?
    
    这里的人们究竟怎样得上了艾滋病?
    
    公务员和村民们说,卖血感染的。事先,高耀洁医生也说过这样的话。
    
    为了证明他们的说法,有人去田地里喊来一个中年男子,他的妻子死了,他说是卖血得的艾滋病,他从房间里找出一个献血证。我的同事、摄影记者慎重,拍下了那张献血证。
    
    慎重还拍摄了一张我怀抱一个孩童的照片,家长说,检测结果表明,孩子因为母婴传播而感染了艾滋病。我给了那个孩子五十块钱,尽力抚平内心的哀鸣。
    
    当晚,我们住在周口市,和若干知情人的交流,内心变得异常压抑。
    
    次日,我们回县城采访官方机构,碰了些钉子,县里的官员竭力回避见记者。武汉的医学专家桂希恩教授对河南艾滋病有自己的结论,北京的专家对记者同样如此。他们对记者的态度比上蔡县的官员好多了,为了呼吁,为了防治,他们跟记者开口了。
    
    稿子很快发了出来。可能是由于《中国新闻周刊》喜欢概念的毛病在作祟,我将文楼村定义为“中国艾滋病村”(2000年8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第18期封面报道《国难当头》)。有人说,我是最早公开报道河南艾滋病的记者。事实不是这样的。当地媒体的记者比我更早调查了上蔡县的艾滋病,我去过的文楼村,当地媒体的记者好像也去过,他们调查并在当地媒体上作了公开报道,只是将地名用“某村”作了模糊处理,将艾滋病写作“怪病”。
    
    除了河南艾滋病调查,我还专文报道了高耀洁医生。印象中那个标题叫做《高耀洁:与艾滋病孤独作战》(2000年8月26日见刊)。
    
    河南艾滋病报道的影响之大,是我没有想到的。中国新闻社是一家面对海外的通讯社,他们根据我和另外一个记者的报道编写了一则短讯。我的同事告诉我,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拿着那期杂志,向观众谈了河南的艾滋病。海外媒体也注意到了这条新闻,他们去找高耀洁医生,追踪这条新闻。
    
    后来,河南官方对艾滋病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文楼村”成为中国领导人频繁造访向艾滋病人表达爱意的一个村落,高耀洁医生也因为防治艾滋病获得了国际大奖,成为“中国的德兰修女”。
    
    一位致力于艾滋病防治的名流表扬了我的报道,并将良好结果的出现与我的报道作了一定程度的牵连。但我清醒地知道,将良好结果夸耀为自己的报道的结果,无异于愚妄,客观地说,我们所看到的良好结果源自多重力量的合力,媒体的力量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媒体的力量亦非来自哪一篇报道,而是国内外诸多媒体诸多报道合力的结果。我的报道仅仅是诸多报道中的一篇,不顾事实地吹嘘自己的报道,是不自量力的,是无耻的。
    

新闻报道的力量
    
    回头看,无论是写上蔡县艾滋病还是写高耀洁的报道,从技术上看都乏善可陈,粗糙得很。当时的我,做记者不过两年,对什么样的新闻是好的新闻,什么样的调查报道是好的调查报道,缺乏认识。我能写出这样的新闻,完全是因为运气,因为撞上了。
    
    如果我再成熟一些,我一定会去追踪卖血的过程,血浆的来源和流向,我会从多个视角去追踪去观察因为贫穷因为卖血因为管理不当而导致的艾滋病感染事件。
    
    然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样做。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审视自己十年的新闻报道,在回答美国中学生的时候,依然会将艾滋病调查作为自己最得意的作品?这是因为它的题材好。我在人们对河南的艾滋病还不太知情的时候,揭开了盖子的一角。这样的新闻突破了地域、种族、文化的差别,天然地具有全球传播性。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新闻媒体上,河南艾滋病几乎都是可以刊载的题材。
    
    我对这篇报道感到得意,还因为它承载了我作为一个记者的新闻梦。在那个谈艾色变的世纪之初,我几乎不知道一丁点防艾知识,我只知道艾滋病是危险的不可治愈的,是新闻记者的理想驱散了我的恐惧。我为我曾经年轻的心灵曾经热切地拥抱过新闻理想而感动,哪怕它仅仅存在于很短的一些年月。
    
    如今,我已经离开了新闻界。回想四年多以前面对美国中学生的回答,我觉得自己其实不应该得意。
    
    更为重要的是,新闻报道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记者本身的力量。我们说,记者在这个世界很有力量,并不是说某个记者或者某一群记者很牛很有力量,而是因为记者作为监督这个世界运行的力量,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而非个体性的。
    
    在我回答那个美国女中学生前后,我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见到了水门事件中的鲍勃,一个改变了美国历史,书写了世界新闻史的著名记者。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个记者,职业生涯中能够曝出水门事件这样的猛料,进而让总统黯然下台,都可以骄傲一生,他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足以让我们学习一生。
    
    然而,我认为,创造这个神话的不是鲍勃本人,而是美国的宪政制度,如果没有保护报业老板、爆料人、新闻界的制度性力量,鲍勃是不可能成功的。换句话说,鲍勃的成功,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成功,不如说是包括媒体在内的宪政制度的成功。
    
    反过来说我所做的艾滋病报道,所谓得意,实在可笑。河南艾滋病不是突发事件,它在中原大地上已经潜伏了挺长时间。试想,如果河南当地的媒体可以自由报道新闻,还有我和《中国新闻周刊》什么事。
    
    (作者2000~2002年供职于《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国难当头》的报道者之一)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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