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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法夸爾:赵紫阳錄音回憶《改革歷程》讀後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6日 转载)
     “苦难的中国”: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教授是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国际权威!他的结论就是历史结论!
    
     来源:动向 (博讯 boxun.com)

    
    
      我只見過趙紫陽一次,那是一九七九年六月,我走進他在倫敦下榻的酒店。他當時是四川省訪英代表團的團長,房間裡擠滿了他的同事,他們對我的突然出現有些驚訝。我知道,趙當時是四川省第一書記,率先進行農村改革,聲望正在不斷上升,這次國外之行是為了汲取經驗。但當時我研究的興趣比較側重於歷史。我問,如果我到四川,能否請他談談一九六○年代在廣東省主政的經驗?他說他很樂意。我向他的助手遞了一張名片,就離開了。
      那次短暫的接觸,使我形成了一個膚淺但又堅實的印象:這位共產黨的老幹部,開放,詼諧,有生氣。遺憾的是,我以後再也沒有機緣進一步加深這些印象。當我下一次到中國進行學術之旅的時候,趙紫陽已經是國家總理了,我知道,試圖通過北京層層官卡(去見他)是徒勞的。
    
      高層風雲險惡的特寫鏡頭
    
      這本書的內容,是趙本人作為總理,之後作為總書記,直到最後被軟禁的經歷。這些文字給我們提供了北京高層風雲險惡的特寫鏡頭。在那一段時間裡,總書記胡耀邦和總理趙紫陽,作為鄧小平的佐助,正在為他的改革事業努力奮鬥。雖然很多事件已有西方學者著文論及,但趙紫陽的記錄使我們有可能對撲朔迷離的內部鬥爭有所認識。
    
      趙顯然非常喜歡他的總理生涯,其中涵蓋著探索和思考,失誤與失望,以及中國加速發展所帶來的喜悅。在元老中,他有對頭,陳雲和李先念。一九五○年代,每當毛澤東出軌的時候,陳雲總在經濟方面發出理智的聲音,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央集權的五年計劃制度是個好東西,只要改掉毛主席的錯誤就行了;畢竟是計劃經濟把蘇聯搞成了超級大國,所以陳雲建議中國回歸正統。他提出了「鳥籠經濟」的模式:就是說,計劃經濟是籠子,市場經濟是籠中之鳥。這樣一來,市場經濟就不會失控。趙很尊敬陳雲──(除了鄧)陳是此書中唯一被趙稱之為「同志」的元老。趙總是去訪問他,同他討論新的政策,希望贏得他的支持。即使達不到目的,好在後面還有鄧小平去制約陳雲。
    
      李先念的性格就大不相同了。趙似乎從來不大喜歡此人。李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是唯一同周恩來共事(沒有被打倒過)的高級文職領導人。當華國鋒在毛的黃昏歲月中崛起之時,李成了華在經濟上的最高顧問。如果華繼續擔任領袖,李一定能大權在握。李對此念念不忘,也沒有忘記是趙取代了他的位置。李經常念叨自己在華的短暫過渡期間的成績,認為應該被承認為當前進步的起點。「經濟工作的成績不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搞的,過去也有成績嘛!過去打下了基礎嘛!」其實華的「洋躍進」──大量購買外國生產線──極大地超越了中國經濟的承受能力。因為李是元老,沒有人直接反駁他,趙當然也不會。所以李繼續念叨,說趙喜歡而且學了太多的「外國的東西」,亞洲四小龍的東西,甚至西方的東西等等。後來得到國家主席這個安撫性席位的李,是改革最著名的反對派。如趙所說:「李先念之所以對我仇視,主要是因為我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這一套。他不便公開反對鄧,所以集中目標在我身上。」
    
      鄧胡趙的「三國演義」
    
      除了他與李先念的問題以外,趙其實比較幸運,因為在鄧的上述兩員大將中,是胡耀邦接收了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的攻擊。如趙所說,這是因為胡是總書記,主管政治與理論工作,而保守派們發現胡對他們心愛的東西毫無興趣。趙在寫到胡的時候,流露褒揚之意,他認為,部分原因是胡同情知識分子,不願意像文革時那樣整他們。胡心直口快,不計較影響。實際上,胡與趙之間主要的分歧之一在於,胡有鞭策經濟快速發展的傾向,而趙主張寧可慢些,但要穩些。兩人都有將市場經濟帶入中國的決心,但看起來胡還沒有忘掉毛式的依靠運動發展經濟的方式。一九八三年,鄧召集兩人開會,直截了當告訴胡,不要干預政府的經濟工作。趙認為,在一九八六年學生示威事件爆發以前,鄧就已經對胡失去了信心。學生示威只是(給鄧)提供了搞掉胡總書記職位的機會罷了。總之,在這種情況下,胡能夠繼續留任政治局委員,已經很不容易了。
    
      除此之外,胡還有一個趙所不能比的優越條件,那就是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中央機關度過的,也就是說,他有人脈,有老關係。正因為如此,趙告訴我們,胡被他的很多敵人指責扶植團派,因為胡自一九五○年代就領導這個組織。相形之下,趙一直在不同地區的省級機關工作,只在一九八○年才調到北京,沒有什麼老關係,或者,像他自己所說:「渠道不多,消息比較閉塞」。除此以外,趙只有一個支持者,那就是鄧小平。當然,那是一位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即使是鄧,面對元老們的強烈反對,他也必須左顧右盼,權衡折衝。因此,每當鄧表示隱退之意,趙就堅持請留。據趙所知,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份──離他政治生涯最後被毀只有一個月──鄧還在向趙重申,他已經取得了陳雲和李先念的同意,讓趙做兩屆總書記。(總書記這個職位,是趙一九八七年一月從胡耀邦下台後接過來的。)但是,在講到趙的悲劇之前,值得關注的是他在改革當中所起的作用。
    
      改革的設計師不是鄧,而是趙
    
      人們常把鄧看成改革的設計師。當然,沒有他當初對改革和開放的強有力的推動,就不會有改革。後來,在中共諸老中他一直是推行改革的教父,隨時準備臨陣督戰,或者抵擋反對者從四面八方發出的進攻。但讀了趙關於他苦心探索改革這篇樸實無華的報告之後,事實就明朗了──改革的設計師,實際上不是鄧,而是趙。是趙,在進行了無數次的基層調研之後,才最終認識到鄧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復出以後仍在堅持的農業集體化已經過時。是趙,支持了全國範圍的農戶包產責任制,用以發展農業和提高農民收入。誠如趙所敘述,沒有鄧的支持,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成功。但鄧自己並沒有做出概念上的突破,作出這一突破的,是趙,不是鄧。
    
      也是趙,制定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沿海發展戰略。這和改革早期實行的經濟特區政策不同,這是動員全部沿海省份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努力:進口大量原材料,加工生產,然後再同樣大規模地出口所得產品。趙要應付很多不同的反對意見,但是,一旦他取得鄧的支持,事情就比較順利了。趙在一九八七─八八年制定的政策,在他政治生涯結束後繼續存在,只是在那以後,沿海發展戰略同趙聯繫太緊密,因而這個名稱被棄置不用,不再把成績歸功於他罷了。
    
      對失敗,趙也承擔了責任。一九八○年代後期的大事之一是價格改革,但在後來的討論中,鑒於當時的經濟形勢,趙同意暫停。那是很罕見的:他居然同他的兩個主要對頭李鵬和姚依林取得一致,但是李鵬和姚依林利用了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排擠趙。鄧的態度很明朗,趙在擔任總書記之後必須繼續主管經濟工作,但李和姚越來越不理會趙的意見。作為中國政治體制裡的老手,他們很快就感覺到了趙的權力在減弱。
    
      趙的成績是很可觀的。更可貴的是,在他的級別上,他幾乎總是孤軍奮戰;他擁有一批忠實的擁護改革的官員為他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至今仍被軟禁的助手鮑彤。但是,是趙,需要在第一線去說服或同元老們展開周旋;也是趙,必須自己去防備身後氣急敗壞的「同事們」李鵬和姚依林等人的冷箭;還是趙,必須說服中央或省裡的官僚們,而這些人的思路,可能還是文化革命以前的那一套,他們念念不忘保衛固有的領地,堅持老一套的管理方法。但是,趙,在整個一九八○年代,直到他離開政治舞台,都在為下一步如何工作,而思考,而探索,而調研,而討論,而爭辯。在選擇趙作為他的改革的設計師上,鄧表現出極佳的判斷。
    
      成了保守派眼裡比胡更大的敵人
    
      趙從來沒有想當總書記。他喜歡做事,不願意捲入爭論,不管是政治方面的,還是理論方面的。如果鄧有總書記的其他人選的話,趙會非常樂意繼續做總理。但是唯一的人選來自耍陰謀詭計的保守派,趙天真地信以為真,鄧卻看破了他們。趙只好勉為其難,他也因此被迫處於困境。
    
      他很快就認識到,前些年有胡耀邦在前面護航是多麼幸運。趙現在接收了兩個主要敵手,胡喬木和鄧力群(「小鄧」,但同鄧小平沒有親戚關係)。胡喬木是筆桿子大王,以前曾是毛的秘書和得寵的捉刀人。鄧小平已經同此人幾年不打交道了。鄧力群長期以來是左派理論家,同保守元老們密切聯絡。他掌控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以製造反對改革的觀點和評論為業。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小鄧」非常倔,像頭「湖南騾子」。但是他的支持者們無疑認為,他是在光榮地為真理而鬥爭。
    
      趙以前對胡耀邦和胡喬木與「小鄧」之間的思想理論鬥爭根本不感興趣──他們也認為,趙態度中立,只關心別讓思想理論問題影響經濟發展。但是當胡耀邦被迫下台以後,他們原以為可以大張旗鼓推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卻遇到了趙的反對。在很短的時間裡,趙做成了胡沒有做到的事情:他解散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瓦解了「小鄧」的權力基礎,關閉了《紅旗》雜誌等左派刊物。
    
      作為補償,趙建議「小鄧」在下一次黨代會擔任政治局委員,給他一個說話的地方。這些都是經過同意了的,當走到程序的第一步時──選舉中央委員,然後從中選出政治局委員──小鄧沒有被選上。鄧本來曾經表示同意提升小鄧入政治局,但鄧現在主張維持選舉結果。支持小鄧的元老們對此十分惱怒,從此把趙看成了比胡耀邦更大的敵人。
    
      但是趙還是取得了進一步的勝利。他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貫穿整個改革年代的揮之不去的問題:如果說中國在一九五十年代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為什麼現在反而採用資本主義的一套做法呢?他決定使用一個現成的說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是賦予它以全新的理論地位。這樣,既不至於否定社會主義的成就,又可以使中國從社會主義教條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他還試圖使所有的人滿意,因而強調了「四項基本原則」的地位。這是鄧一九七九年強調的,即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趙把一九七八年使鄧恢復權力的那次中央全會解釋為,實際上既包含了四項原則,也包含了改革開放,二者同等重要,它們是兩個要點,共同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這一論述,被鮑彤及其同事表述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口頭語。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之敬禮,但鄧小平喜歡,因而就成立了。這一論述,構成了趙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十三大政治報告的理論基石。
    
      鄧小平李鵬促成了學潮升級
    
      當我們說到一九八九年四至六月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四月十五日逝世的胡耀邦時,也可能西方讀者接觸到的材料比趙紫陽當時所能接觸到的還要多。這是因為有一本在海外發表的共產黨秘密文件,其中有些文件,也許趙從來沒有接觸到,特別是元老們決定趙下台以及選擇接班人的會議記錄。趙在這裡提供的,是他對學生運動的分析,以及他對之採取的政策。
    
      趙因為對學生運動持寬容態度,使李鵬等保守派同事惱羞成怒。趙認為在初期的抗議活動以後,使用說服的手段可以使學生回到校園。李鵬曾保證根據趙的意思去做,趙就啟程前往北韓,進行早已安排好的訪問。對趙不幸的是,李鵬找到了機會,背棄了他(向趙做出)的保證。趙一離開,李鵬趕緊召集北京市委的幹部,先向政治局常委,然後向鄧小平匯報。他們的報告驚心動魄,預言如果不立即控制形勢,將會有全國性的動亂。鄧的腦子裡有文革時兒子被鬥殘廢的記憶,這樣的報告肯定會使鄧小平深受感觸。他將事件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趙在朝鮮,沒有任何其他信息,在無奈中,只有同意鄧的說法。李鵬做出安排,把鄧的語言和情感立即寫成《人民日報》社論,在四月二十六日發表。出乎李鵬預料的是,社論不僅沒有使學生們屈服,反而激怒了他們,因為他們的愛國行動被誣衊了。二十七日,學生們衝破了警察的攔阻,再次到廣場遊行。在鄧的幫助下,李鵬促成了學潮再次升級。
    
      趙回來以後,他看到,不管如何化解,除非把社論裡面那些刺激性的言論收回,學生運動就不可能平息。但是他通過諮詢得到的結論,同他已經感覺到的情況,是一樣的:鄧根本不願意否定社論。李鵬最大的勝利在於他終於找到了一件可以離間鄧與趙的事情。趙試了其他方法向學生顯示善意,但到了五月中旬,他已經沒有選擇,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抵制戒嚴歸於失敗。趙的時代結束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參加中央會議,接受被廢黜。
    
      逝世於二○○五年的趙,在軟禁當中度過的時間比主持改革的時間還要長。在這個期間,他只偶爾被允許出行到經過謹慎選擇的地點,偶爾打打高爾夫球,偶爾會晤被仔細篩選過的來訪者。趙的許多時間只能用來抗議那些使他身陷囹圄的無聊的禁令。作為一個有良知的黨的官員,他向他的監視者援引憲法和黨規。看來他真的相信──也許出於天真──在他義正詞嚴的壓力下,某一天,他的敵人就會退卻。然而,不然。在處理趙紫陽一案中,合法與否根本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有權力和穩定。也許,趙從鄉下來到北京,不知道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根本沒有法律的地位?不過,也許,如果他出現在街頭,如果被發現後在人群中引起騷動,如果領導集團因此發生出自內心的恐懼,也許他能從中得到某種安慰?
    
      幽禁中繼續思索政治民主化改革
    
      在幽禁中,趙想過政治改革,想到鄧的想法,胡耀邦的想法和他自己的。他認為鄧其實並不相信什麼政治改革,只是想收緊國家管理的機制而已。胡還沒有一個全面的想法,但是根據他在政治運動中溫和的態度,和他堅持平反以往運動中的全部冤假錯案,使趙認為,如果胡能繼續執政,他一定會把中國的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化。
    
      趙承認一直到一九八○年代中期,他是經濟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逐漸體會到,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會遇到災難:比如大規模的腐敗就會不斷蔓延。到了一九八九年,他已經可以告訴來訪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中共的執政地位可以不變,但執政方式必須改變:法治必須取代人治。他想提高透明度,建立同社會各方面力量對話溝通的渠道。他認為,各種社會力量應該有權組織自己,而不是從屬於黨國領導之下的機構。趙希望,縱使選擇有限,在全國代表選舉中也應該有選擇的餘地。
    
      之後,趙的觀點又進了一步:「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這種制度的現代化,包括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在中國,這意味著一個長期的過渡階段,這需要共產黨做出兩個突破:允許不同政黨的競爭和新聞自由。而且,黨內也要民主。法制改革和司法獨立也要先行。在簡短的分析後,趙根據他的經驗,講了推行這樣的改革在中國會是多麼的艱難。
    
      趙紫陽被囚禁的故事引發了(我的)兩個想法:一個熱愛國家的官員,如果只有在多年賦閑全力反思的條件下,才得出了中國需要民主的結論,那麼對於日理萬機的官員來說,又有什麼休閒時間,或者有什麼(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能夠在當朝當政的條件下,得出同樣的結論來呢?如果他終於能夠得出這種結論,他又如何能在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黨內反對力量之下,來實現這個結論呢?中國之所以能夠擺脫斯大林式的經濟模式,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大災大難動搖了這種模式。中國不需要再來一場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中國的領導人想去實現趙紫陽最後遺言中的結論,這個黨就必須從根本上有所變革。
    
      如今的中國,趙紫陽是不允許存在的。到了不再偏執的未來,也許他將進入華夏先烈之列──他們為國?力,功勳卓著,但不見容於最高統治者。當他們腐壞的政敵早已灰飛煙滅的時候,他們的英名將久遠長存,受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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