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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监狱里的奶粉没有三聚氰胺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21日转载)
    1990年6月中旬，狱中又一次调号。这次，我是一人单独呆在20号牢房。很快我知道，熊文钊于6月5日走出20号，走出秦城。6月14日，人民大学的杨松鹤也从20号走出秦城。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在秦城的人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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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单关，没人说话。怎么办？当然，可以敲管子通信息。但那和说话是两码事。好在20号和21号的卫生间是紧挨着的，两边可以通过洗漱池的下水管说上话。不过，话音瓮声瓮气，不易听清，得另外想辙。当时，21号关了三个人，他们是《经济学周报》的郑棣、北大的周建和安徽的高峰。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他们很快找到一个办法，并成功实施了。办法是：用断裂的铺板将卫生间通风口处的铁篦子撬开，两边的人设法登在下水管接口处，或墙上某个部位，就可以清楚地说上话了。不仅可以说上话，还刚刚可以惊喜地握上手！而既然能握上手，那就能递东西。于是双方传书，传字条，他们还给我传来了半袋奶粉——当然不是加了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这是我在狱中第一次见到奶粉。按规定我们只能限量买两样食品，一样是0.26元一包的方便面，另一样是0.15元一袋的榨菜。他们是通过管教另外又买了一些东西。

    对于在狱中关了大半年的我，奶粉可真是大补啊。说实话，凭监狱里的伙食，不仅根本不可能锻炼身体，连认真看书都成问题了。常常会觉得读了一会书，脑子就会转不动，读不进去了。如今有了奶粉，我就下了决心，要把《红楼梦》从头到尾读一遍。三卷本的《红楼梦》我耐着性子读了头两卷，再硬着头皮读了一点第三卷后，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不想读了。不知为什么，如同插队时第一遍读《红楼梦》时一样，就愣是读不完。（2008年6月8日晚，我在广州中山大学附近一家咖啡馆中，将我读不完《红楼梦》的事说与袁伟时先生听，他说，恐怕是不对脾性，他也没办法读完《红楼梦》。）

    我一人单关两个月后，8月中旬，高峰从21号调过来和我搭伴了。高峰是安徽省来水县水口镇人，那时在滁州师范学校学习，八九民运时到了天安门广场。高峰过来后，除了给我绘声绘色地讲了许多新鲜、有趣的年轻人的青春故事外，还和我一起，进一步将仅仅和隔壁号之间的“物流通道”扩展到一层和三层的监号。为了把想象通道物化为真实通道，我们先将多余不用的床单撕开，搓成绳子，长度约为一个楼层高度；再将绳子的一头系在卫生间里的下水管上，另一头绑上一块肥皂，从通风口慢慢往下送；遇有障碍时，则将绳子提起，再松手让肥皂砸下去捅开；估计绳子到了楼下卫生间通风口铁篦子处，就发“电报”让楼下人去察看，是否见到了我们派出的探险者——肥皂。楼下回电说见到后，我们就再发报，叫他们取下肥皂，换上他们的书，然后通知我们提上来。和一层建立通道之后，我们就敲管子告知三层的伙伴照此办理，和我们之间实现秘密“物流”。与我们类似，21号则和他们的楼上、楼下号共同构建了“胡志明小道”。这样一来，依托卫生间的通风道，就在6个号之间形成了“物流”网，字条、书、方便面、奶粉、榨菜就在中国的巴士底狱中破天荒地暗中自由传送和流转开来。

    当时三楼两个号中关的是谁，我现在记不起了。一楼的两个号中，一个号关的是张前进、李成焕，另一个号关的是钮铮。楼下的钮铮给我上传了他的书：萨缪尔森写的三卷本《经济学》。我记得自己读得津津有味，完全是在享受一顿美妙的精神和智力大餐。有时读到特别精彩处，则物我两忘，击节大呼：朝闻道，夕死可矣！

    后来，钮铮提出了一个令人动容的建议，说可以办一份报纸，他愿意当编辑。几经“上网”商议，大家将报纸取名为《窗外》，稿件汇总到钮铮那儿，由他抄誊后编辑成报，在其余5个号中传阅后回到钮铮处存档。18年前，我和高峰拿到钮铮精心编辑的《窗外》时的情景，真是终生难忘。试想一下吧，在戒备森严的铁窗之中，在监管人员的眼皮底下，我们居然办成了一份说真话的囚徒自己的报纸！这怎能不让我们心潮澎湃，并油然而生一种可贵的成就感呢？

    自从开展信息流和物流业务后，坐牢就有点像上班了。为了不被监控摄像头和筒道值班武警看出异常来，两人必须分工合作，密切配合；而每完成一次传送，我们都会有一种难于压抑的喜悦和欣慰。然而，不久以后一次致命的操作失误将物流通道暴露出来，并被当局设法堵死了。记得那是中秋时分的一个下午，我和高峰突然听到了物件坠地的声音，随即从三楼传来了信息：由于他们没有将书捆扎妥贴，在下传一楼的过程中，书掉了下去，砸在与一楼地面相平的通风道底部。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可想而知了。听到响声的武警在筒道内打开了小门，取出了书。不久，脸色十分难看的管教就带领众多武警进屋“清监”，并重新安装通风口的铁篦子。之后，武警还隔三差五进来检查新装的铁篦子是否又被撬了。从此，物流通道就被掐断了。不过，让大伙觉得多少有点奇怪的是，狱方只是将管教调离了秦城监狱，而没有因此惩罚我们中的任何人。当时，我们想，恐怕狱方没敢向上汇报狱中竟发生了如此令他们难堪的事。

    小住秦城暂作客

    在204监区，高峰是第一个被当局由收审转为逮捕的人，在1989年6月份，他就填了捕票。我清楚自己面临着随时被逮捕的命运，于是就问高峰，他被逮捕之后是怎么想怎么做的。他告诉我，就是四个字：“跟他们斗！”他说，我知道自己是好人，但他们非要整你，不放过你，你也就只有和他们斗，才会有好心态，好心情，否则日子会很难过。这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的话，我觉得很在理，也挺对我的路。我活了40岁了，四十而不惑，我太清楚自己是好人了，但人家却偏要把你当坏人——如此黑白颠倒，这口气我能咽下去么？

    1990年10月7日下午，久违了的预审员和书记员终于来了。在预审室坐定之后，预审员开口缓缓地说，今天我们来，是告诉你检察院已批准了对你的逮捕，这是逮捕证，你过来签一下字。我走上前去，拿起逮捕证仔细看了一遍，心想，电影里多次见过的场面今天终于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按照既定预案，在签名栏中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冤”字，然后回到凳子上坐定。这个“冤”字，是我自卫反击的第一步。预审员和书记员见到“冤”字，顿时一脸尴尬：这起冤案当然不是他们定的，但却是由他们出面执行的。

    接着是例行的捕后提审，预审员将主要案情再问一遍，由我作出回应。我也早想好了，除了承认反对戒严令外，其余一概不认（说我不反对戒严令，说不过去么）。我语气平静地坚决不认账，把预审员的脸都气红了。更为要命的是，我的不认账并不是矢口否认事实，而是“合理地”重新陈述事实。比如，我曾经承认写过几篇文章，并且是自己写成大字报贴在人大校园里的，他们也拿到了“线人”拍的大字报照片，确认是我的笔迹无疑。为了跟他们斗，我说文章并不是我写的，我只是受人之托抄誊一下并代为贴出而已。我确知他们已无论如何拿不到我所起草的文章底稿这一书证，因此我的重述是站得住的。而且我明白，当局把写文章的人打成“反革命”，难度不大；而要把抄文章的人打成“反革命”，就有些难度了。

    那天，凡是预审员认为板上钉钉的“犯罪事实”，我都重新作了合理的陈述，着实把预审员气得够呛。不过，说句公道话，我和预审员、书记员打过一年多交道，知道他们其实并不算“左”；但他们执行当局的指令，要将政治迫害强加于我，我的反击自然就首先“雷”着他们。他们被“雷”之后，也真急了，对我说：你别得意得太早，别以为我们就没办法了！我当即反唇相讥：你们对我是有办法，关了1年多，再从收审变为逮捕，而你们拿方励之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么大的“反革命”，你们只能眼睁睁地放掉，再来把我搞成“反革命”，这算什么能耐？再说，如果你们非要显摆自己的权势抓人的话，依我看，就该把人民大学中有几个专门诬陷别人的家伙抓来，把我放出去，那才天公地道啊！

    自那天不欢而散之后，我就再没有见到预审员。10月中旬，郑棣被取保候审。在临走的头一天晚上，他通过洗漱池的下水管与我告别，我祝贺他，并要他出去后去一次我家，转告我的一句话：我在人大博士生宿舍中写的大字报，都是抄写的别人的文章，请能够作证的人都这么说。后来知道，他果然兵贵神速，第二天就让人去跟章虹说了，并及时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1990年12月上旬，204监区的囚徒全部被转到210监区，我和高峰还在一个号，但是号特小，仅够放下两块铺板。与我们号相邻的号中，一边关的是北大的郭海峰和青年工人王建生，另一边是北大的王有才和清华的张铭。

    1991年元旦过后，高峰被免于起诉，回家了。之后，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来人找了我两次，我除了重复捕后的陈述之外，就是强调一个“冤”字，说自己决不是“反革命”。事实也的确是那样，在八九学潮和民运中，我真的从里到外还不是“反革命”。我依然承认自己对戒严令的抵触和行动上的违反。他们说，就凭这一条就可以定你罪。我说，你怎么定都可以，但我不是“反革命”，不是坏人，这一条我比谁都清楚。

    不管怎样说，关在210监区中的人都清楚，案子快了结了。1月上旬，我终于吃到了已经一年多未吃到的米饭。有一次，狱方居然还卖给我们水果罐头。罐头的铁皮盖能有什么用呢？可以用来刻字。不过，在墙上刻字用指甲就行，在裂开的铺板上取下小木条来也能刻。我很快想到，可以用铁皮盖在卫生间木门的内侧刻上字。由于监号门上和卫生间墙上都有监视孔，我只能每次刻一个字后，就从卫生间出来，装模作样看一会书，再进去重新操刀。半天下来，我在门上端正地刻了两行字：

    小住秦城暂作客，

    不妨随处一开颜。

    字刻得深深的，是新魏体，有书法味。

    不几天，海外战争打响了。多国部队催枯拉朽，长驱直入，让独处斗室的我心旷神怡；特别是，战斧式巡航导弹神勇异常，指哪打哪，令人大开眼界：高科技真是不简单哪！正好隔壁王有才是学物理的，我于是通过武警从他那儿借来物理书，却不料招来了我在秦城监狱的第二个不眠之夜。那一夜，我对爱因斯坦26岁时大胆提出的“光速不变原理”着了迷，信马由缰，遐想开去；睡意全无，直到天亮。

    1991年2月7日，检察院来人，宣布对我“免于起诉”。两名武警进号例行检查，由于未进卫生间，因此没有发现门上的“对联”，我也就顺利地拿了自己的东西，与左邻右舍道别后，经数道铁门跨出监区，朝大门走去。这是我第一次以观察者的身份走在“有半个北大那么大”的秦城小路上。在蓝天朗日之下，我环顾四周，感慨万千，慢慢地穿过一道高墙，再穿过一道高墙，走出暂住了一年零5个月的秦城监狱。

    作者：江棋生来源：民主中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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