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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赵紫阳惹高层不满:炎黄春秋面临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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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14日 转载)
    
    来源:亚洲周刊
     江迅/《炎黄春秋》杂志刊登八九之后有关赵紫阳的首篇正面报道专文,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不满,要求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主管文化部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休。在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明年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的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引起境内外极大关注。 (博讯 boxun.com)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担忧多年的事终于悄悄降临,人们感到了寒意。屡屡发表说真话文章而「为改革鼓与呼」的《炎黄春秋》月刊,日前遭北京当局整肃,此举被政治学者视为「六四事件以来最大的一场封杀媒体的大戏」。
    
    事缘《炎黄春秋》九月号刊登了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孙振的七千字长文《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这是自八九年以来,中国大陆传媒首次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专篇正面报道,讲述了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农村基层调查并调整农村政策,获得「要吃粮,找紫阳」美誉的故事。
    
    当下,各地都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程,而再过七个月正是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週年,在这重要而又敏感时期,《炎黄春秋》的命运,正涌动著一股激流,「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事情未来的发展,引起境内外的极大关注。
    
    据悉,孙振的长文九月发表后,当即引起中南海一位前主要领导人的不满,要求中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常委严肃处置。二十多天后,即十月中旬,文化部著手处理。《炎黄春秋》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主办,研究会是挂靠在文化部的一个社团。文化部欲以《炎黄春秋》的社长、副社长、秘书长、编委年龄过大为藉口,更替领导班子。
    
    不过,有人认为,《炎黄春秋》不是官方办的杂志,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没有给一个编制,政府无权限制领导班子的年龄,就好比无法规定民营公司老板的年龄一样。下手处置确实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在当今要求「还权于民」的理念下,文化部迟迟难以作出抉择。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人们以为事情或许淡化了。不料,日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终于传达指令,以年龄为由,要求社长杜导正等一批杂志社领导退下来。
    
    孙振长文的责任编辑是《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年逾八旬的杜导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身体硬朗,一些重大稿件都由他动手修改、最后拍板。
    
    编委、副社长杨继绳说,杜导正是「八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身体」,有读者还加了一句「四十岁的思想」。杜导正始终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退步,也不能激进,而应该有序地、稳固地、逐步地「碎步前进」。
    
    作者孙振,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一九四六年十六岁时加入中共,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文章开篇说:「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身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在十年动乱的『文革』后期,心繫民生,冒著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谋求农村的经济改革。」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需要在省际交流干部,孙振从新华社江苏分社调到四川分社任社长,赵紫阳从广东省委调到四川出任省委书记。于是他俩有了交往。一九七六年,四川「文化革命」的派别争斗依然严重,一次,他随赵紫阳下农村「微服私访」。文章回忆说,赵紫阳每到一地,不淮地方党政机关派人迎送,直接步入田间与农民交谈。这次出行共走了十多个县市,零距离感受赵紫阳在那个特殊年代,坚持实事求是、调整农村政策的许多故事。
    
    孙振在文章最后说,「在广大农村改革的早春时节,『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是人民对紫阳的最为美好的讚誉」。
    
    《炎黄春秋》接连刊出关于赵紫阳的文章。二零零七年七月刊登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的《国务院大院的回忆》,是八九年以来首次在公开报刊上正面出现赵的名字。随后,又连续发表了田纪云回忆改革开放的文章《近距离感受邓小平》(零七年十二期),《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一期),《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零八年二期),《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零八年三期),每一篇都提到赵紫阳的名字。于是赵的名字渐渐脱敏。零八年第四期又刊登赵的秘书李树桥的文章《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也肯定了赵的贡献。第九期孙振的文章是第一篇长篇专文。有评论认为,这就是在目前态势下的一种「碎步前进」、「逐步推进」。
    
    二零零九年六月,是「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炎黄春秋》如此敢于突破,有高层人士担心会引起国人更进一步联想。《炎黄春秋》是中共党内一批老干部主持、聚集的「家」,是当下中国能对宣传部门的宣传口径有所突破的唯一阵地。
    
    
    
    
    二零零八年春夏,中国政坛传出奥运之后媒体宣传政策会收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宣部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认为「今年的中国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多事多难,大喜大悲」,从中获得诸多启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未来前进道路上,「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更主动出击。
    
    时下,中共体制内已退下高位的一批老干部闻悉《炎黄春秋》面临整肃,纷纷对杂志社作出声援,他们认为对文化部的处置绝对不能让步,「文死谏,武死战」,要「宁可站著死,绝不跪著生」,「这不是杜导正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一大批老共产党员发表声音的阵地是否存活」,「这一阵地来之不易,不容被剥夺」。
    
    《炎黄春秋》于九一年创刊,在老将军萧克和张爱萍的支持下,一批中共党内老人白手起家创办,至今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全由自己经营。这些办刊老人不善经营广告,主要靠发行量。《炎黄春秋》的读者几乎都是老干部和老文化人。最初发行量四万多,近年每月都是数百数千增加,如今总发行量已超逾八万册。
    
    二零零八年初,杜导正说:「《炎黄春秋》的二零零八年办刊框架,总的说思想要解放,要有突破,要『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这『大框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邓小平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三个代表、十七大报告,这些要守住。我们有几个硬性规定,有些问题内部探讨怎麽谈都可以,但公开发表就不能碰:多党制不碰,军队国家化不碰,六四事件今年不碰,法轮功不碰,现任的和上一届的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案件不碰。」他认为,政治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当前和今后前进中最核心的问题。中国今后要继续前进,非突破这一条不可。他说:「我提出『碎步前进』的理念,慢慢推进,向前走二十年、三十年,条件成熟了,步子再加大些。我是乐观派,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谁都阻挡不了。我常常说要记住林则徐的那副名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杜导正说:「现在的舆论环境,主流是不错的,当然前进中一定会有波折,他们进一下,退一下,朝左偏一下,朝右偏一下,甚至有时候镇压一下,这很正常。我们杂志的理念是一定要客观,一定要对人对事公平,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认可。」杜导正认为,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往前推进最可行的方案,就是要回应胡锦涛的号召,放宽言路,营造宽鬆的舆论环境,然后逐步放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责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有更大的责任。
    
    这些年来,在杜导正主持下,《炎黄春秋》发表了引起当局某些高层人士不满的重要文章,大致有五类。除了上述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外,第二类是关于胡耀邦的文章。
    
    从一九九四年胡去世五週年刊登第一张照片并配小诗起,直到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九十週年纪念座谈会,前后刊登了三十多篇关于胡耀邦的文章。胡耀邦的名字从和赵紫阳一样敏感到脱敏,最后竟召开纪念会。一九九四年第一篇关于胡耀邦的照片刊登后,当局曾下指令收回该期杂志。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胡的纪念座谈会在十九日召开,此前半个多月发行的《炎黄春秋》十一期杂志,由于发表田纪云、任仲夷等十四位中共老一辈高官的文章《我们心中的胡耀邦》,竟然也被下令禁止发行,引起读者强烈不满。不过,此后关于胡耀邦的文章彻底开禁了。
    
    第三类是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每次中共党代表大会,《炎黄春秋》都会发一篇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前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中组部前副部长李锐,写给大会的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中共召开十七大,即二零零七年十月发表了他的《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中共十六大,即二零零三年一月,发表了《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此文被《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转发,但报纸被查封。
    
    此类文章在《炎黄春秋》中佔有极大比例,二零零八年五月,刊登十一位专家学者笔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文章,主题是「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七月发表十六位专家学者笔谈汶川地震,总标题是「汶川地震: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鼓吹开放传媒空间。
    
    第四类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讨。二零零七年二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引起巨大反响。二零零七年六月,发表了谢韬和辛子陵的《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二零零八年二月,发表了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此外,还有六月号的杨继绳《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七月号的辛子陵《合成一个新东西》,八月号的彭迪《普世价值:驻外记者的感想》,十月号的应克复《我看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十一月号的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等。
    
    第五类文章是以亲身经历的史实,还原敏感而重大的历史事件真相。《炎黄春秋》率先还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一个公道,接著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闻天。《炎黄春秋》众多文章如实记载当年「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的文章。零八年七月发表金雁的《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重新评价十月革命。在全国媒体闭口不提「文化革命」的现状下,《炎黄春秋》这些年来却一再发表文章描述文革。
    
    十一月七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採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要依法保护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採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扰」。
    
    北京一批中共党内老干部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为什麽文化部还要对《炎黄春秋》作出整肃?创办这麽多年来,《炎黄春秋》被「整」挨「批」达八九次,跌跌撞撞,步履维艰,但毕竟走过来了。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鑑,与时俱进」为办刊理念的《炎黄春秋》的命运,正引起世人的关注。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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