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赤脚律师”李向阳——我的奋斗与所受迫害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18日 来稿)
“李老师能活下来，奇迹！”这是把我当故事讲来的人们的共同感叹。
我，两次被党非法关押；遭共产党暗杀、明杀、谋杀、殴打、恐吓，至今下颌上还留有钢板，伤疤还在脸上，伤痛还在身上；宅院被政府所毁，一度无家可归；车被盗，却一度成了赖车的无赖…… (博讯 boxun.com)
如此厄运，来源于我的“死不改悔”。
请看下面对答——
我：你们侵犯我的人权。
官：哈哈，你小命都是随时可丢的，还说什么人权？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空谈什么人权、法制，只能把你自己害了，我们党的字典里只有“专政”没有“人权”。
我：我维护党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犯什么法了，为什么关押我！
官：我们没说你犯法，也没关押你。
我：把我关在有电网的高墙内，不是关押吗？
官：这是让你学习。
我：关在牢里，要看书都没有，学什么？
官：让你体会一下死不改悔的滋味。
如上对话，是我被关押中，代表沂水县委的崔广泉（时任县委办公室主任、信访局局长）与我的对答。
以沂水县委下发到乡镇级的文件所说，我干预了全县十九个乡镇（当时全县三十二个乡镇）的敏感问题，发动了全县百分之一的人口与党（官方还是民方对共产党平时的称谓只一个字“党”）作对。
当时的县委书记刘晓向派去专门监控我的三十余警察说，对这个人，只要有必要，什么措施都可以用。
我是什么人
我本是山东省沂水县崔家峪镇中心中学的一位普通老师。1994年前，我任两个班的语文课，一度任年级组长（后来称级部主任）兼任全校的语文教研组长，埋头从事教学教研工作。我的学生，曾在全县五十余所初级中学大联考中，取得排名第一的成绩。业余时间，我从事文学创作，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我醉了 狗醉了》就是那时写成的（当前正在起点中文网上连载，可搜到）。
应说，我是一个很容易受愚弄的人，从我的名字可看出。我八岁那年上小学二年级，名字叫李宗阳。看了主人公是李向阳的那部电影后，对李向阳无比崇尚，自称为李向阳，这名字便叫了起来。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前，我还以自己的名字为自豪。从此可见，那时我是多么地“爱党”。八九年后，我感到叫这名字是耻辱，取个原名的谐音改叫李强，没叫起来，便取笔名为“何仁”，意思是问自己“我是什么人”。从这里可见我思想认识的发展历程。
是八九年学潮唤醒了我。那年，我正在临沂教育学院中文系脱产进修面临毕业，参入并组织了上街游行。我的厄运，也就是从这事开始的。九四年后，我走上为人权、为正义的呐喊征途，是被“逼上梁山”。
受迫害的开端
九四年前，我就深知我被当成另类受到当局的“特别注意”，我的情况是学校领导定期向上面汇报的。尽管我业务突出，但时刻感受到另类待遇。九四年，县检察院招考（首次公务员社会招考），我怀着进入检察院为国为民清除腐败的热望，参加了招考，进入录取，接到了做好原工作交接、准备到检察院上班的预备通知。可是，我再也没接到检察院报到的正式通知，上面有关单位没对我作出任何解释。后来得到几种说法——一是，因我是八九年学潮中临沂市学生上街的组织者；二是，因镇领导认为我有反骨，在这样岗位上工作不合适，就以学校多年培养出的中层干部不能调走的理由向上面打了报告，我的名额被有关领导的亲戚名正言顺地项替。三是，我不是正宗的干部身份。
这时，农民与政府征收“三提五统”的矛盾日趋尖锐。当时的我，仅是对政府征收钱粮对农民施以殴打、抄家等行为多有议论。因一个亲戚被抄家，我走上了维护农民人权的前台，向农民宣传法规，说明政府收取的钱，哪是以政策应收的、哪是不应收的，并义务为农民写告诉材料，告诉他们面对违法征收，应该怎样依法抵制。为此，我得到过校方领导传来的镇党委对我的次次警告。
几年中，除校方传来的警告外，我受到黑社会十几次恐吓。有时是晚上到我窗前“警告”，有时是在路上几个手中玩着弹簧刀的人围上来“警告”，都是说我再多管闲事扰乱政府工作，就给放血。每次，我都是向这些人如是说——你们一定不是官员，否则不会做这样的角色，你们不是农民就是下岗工人，对生活失去了希望。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政府党委侵害了你们应有的权益。你们种地务工的收入，被以提留的方式无情掠夺，所以，你们没有再生产能力，你们一穷再穷。你们甚至被强制种植这样那样的作物，可是，到头来，黄烟赔钱，药材没人收，所以，你们穷，看不到生活的美好前景。你是下岗工人，为什么下岗？是因为政府中的官员把国有企业以各种方式挖空据为已有，最后倒贴钱送给了他们的关系户。我只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平民百姓。我与你们是一个阶层，你们不应受党委指使对我如此。
这样的说教，让我次次化险为夷，那听了我说道的黑社会分子们，都是良知发现，有的甚至宣传我的正义之举。与下面的事实对照，黑社会也比共产党讲人道。
面对我支持农民维权的行为，镇政府用各种方式恐吓不见效的情况下，镇导直接找我谈话，让认清自己的地位角度，不要一意孤行。我的回答是，我最痛恨违法乱纪，我会尽自己能力为维护党与国家的法律法规而义务工作。
来找我的受害农民一天天多起来，镇党委先是勒令校方堵截来找的农民，再是镇党委派十几个政府工作人员到我居所前拦截。我与朋友们与堵截者据理力争，小冲突不断。
此前半年多，在我连连被恐吓后，农民从黑社会那里得知，政府给黑社会下达了处理我的任务，附近农民便自发地为我通霄站岗，每晚都是三五人不等。到我们与当局堵截人员发生小冲突，当局找黑社会人员参加监控，总人员达到二十人左右。自发为我站岗的村民发现黑社会与警察共同来执行任务，也自发增加到二十来人，一部分在我房前，另一部分在远处随时听联系。几天后当局发现他们的人外围还有我们的人，当局的防暴队便处在随时待命状态。我反复让村民不要来站岗，村民说，我们总不能看着我在自己家里被人家打死打伤吧。
借机迫害
1998年4月，我三年前丢失的一辆摩托车，竟然发现在一个原做过乡政府文书现来我校工作的姓胡的人手中。驻在我们崔家峪镇党委大院中的县刑警三中队接手本案，党委政府终于找到了治裁我的好办法。刑警与当局一伙，大造舆论把我说成是“赖车的无赖”，姓胡的盗车人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在铁证面前，最终认定车是我的。本案过程中，姓胡的在镇委授意下，把我打伤（被当头打两棍，法医鉴定轻伤）。姓胡的说，没打死我没完成党委交给的任务。我被胡打伤这一刑事自诉案诉至县法院，几经审理到现在也没有判决结果。那这个盗窃案，在姓胡的偷车铁证面前，他们居然找人顶罪判一缓二了事。而我把刑警及法院在本案中的违法事实写出来递交到县纪委，反被处理本案的刑警队中队长刘世岱与姓胡的作为共同原告起诉，罪名是“诽谤罪”，我很快接到了“诽谤罪成立的判决”。 那姓胡的因配合党委制裁我有功，被调到财政状况好、工资能全发泉庄中学上班了（那时我镇老师的工资就开始拖欠。说一句多余的，我们老师的工资拖欠，到现在一共被欠近四万元，是这些年来我工资的一半左右，所以，如我们乡镇的老师，生活非常艰难。被拖欠工资，永远不补发了）。那姓胡的调到泉庄中学后，仅学过兽医的他在校内开黑诊所，把一学生差点治死，因原来配合党委工作有功，免于处罚。
摩托车事件，我侥幸活了下来，只是落下了头疼的毛病。我没被拖垮，反而促我真正走上了为人权为正义奔走呼号之路。
“这李向阳不见棺材不落泪，看来还是让他活得太好了。”这是当时的镇委书记张传才之说（张传才镇压农民有功，升为副县长，今为临沂市交通局局长。其人在任崔家峪镇委书记期间，与村书记们合伙贪污全镇的黄烟、棉花奖售款数额巨大，我们对其的告诉被置之不理。）
制造事端迫害
一天深领夜一点多，在镇党委工作的一个朋友来到我窗前，说镇里正研究怎么给我制造麻烦，让我小心点。我说，不会找出麻烦来的，我从没做一点违法乱纪的事。
想不到，不多久，我的房子院墙被政府拆了。理由是，当年房产确权错误，经过审查，我宅基的一部分应归公。我的宅基一不超标，二有确权证。应说，我的宅基还不足，因为，我与我爷爷两家一处房子。更卑鄙的是，政府方面以进一步处理我宅基问题为由，把我的确权证骗去，我再要回来的是改了的，他们却说这就是原件。土地所所长赵献峰说，房产证改不改无所谓的，这是为了气一气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
房产案我以崔家峪人民政府为被告诉至县法院，当局既定方针本不永不出判决的，在我几十次去法院质问为什么不依法办案的情况下，他们设计出了“把李向阳拖死”的步骤，县法院先是以镇土地所越权处理为由，判我胜诉，接着县土地局下了与镇里出的同样的一份决定，没收我房基一部分。再诉至县法院，过了几个月不开审，催问为什么，法官说这案子必须到临沂市中级法院立案审理。我如是照做，得出了在临沂市中院一审败诉的判决。上诉至省高级法院，审理中居然一个村民坐在了被上诉人席上，我问法官这是为什么，法官说，听判决好了，别的不需回答你。下来的判决书原居然被换成了一个为政府折我房院的村民，我败诉的理由长达几页，什么“宗地”，什么“尊重建国前的历史”等等，气得律师浑身发抖。
调查报告与迫害加剧
就在我一个接一个的麻烦事件过程中，我向全县宣传，我义务为人权受政府侵害的人做法律指导。本镇还是外乡镇被政府殴打还是抄家的村民，纷纷找到我，我为他们写告诉材料，为他们讲解法律法规。九八年底，我被勒令停止工作。没工作给了我充足时间，我便走了全县大部分乡镇了解农民情况及了解县城下岗工人、拆迁等问题。被政府殴打的农民，我掌握了七百九十多份材料（都有众多证人甚至是伤情鉴定、被打的照片等）
那时，我看着中央下的“减轻农民负担”等文件，居然认为“经”的是好的，只是下面歪嘴和尚念错了。1999年月12月，我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变革还是被革命》，到北京向三十几个有关单位投寄。村料用列举的被打残打以至被整死的农民的事例，说明一个主题：农民人权深受政府的侵害，生活极度贫困，为此而产生的社会矛盾随时可能激化，望中央引起重视，改善农民的政治待遇。
在京投寄材料中，我与陪同前去的陈光友被沂水县驻京办事处雇流氓逮住，押进了办事处，被限制自由四十多个小时，并被殴打（这不是上面说的两次被关押）。我只是被逮我们的流氓打得身上多处青紫，而陈光友被押在办事处被连续拷打十几个小时，被打伤昏迷。陈光友昏死的情况下，办事处的警察把我们推出出来，那昏迷的陈光友就被扔在办事处外的大街上。
（陈光友，当时五十五岁，所在的南梨园村反侵犯人权斗争的农民代表，积极组织村民集体诉讼，在沂南法院胜诉。他四次被政府有组织地殴打，后来经过激烈斗争被村民选为村主任。任村主任后，政府阻扰村务工作，变本加厉地对其迫害。他任村主任的第二年，气愤成疾，肺癌病故）
因为这个报告，我被定性成了“民运分子”，县公安局出动三十多警员对我展开了全面调查。以县委书记刘晓的说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定要查出正当理由把李向阳送进监狱。一个多月的调查，让党与政府很失望，我没一点违法之处。最后，他们不得不要以我作为年级组长赶走一群来校搔扰学生的社会青年的事作文章。居说，为借这事怎么才能歪曲事实、怎样定罪，公安局与县委领导的商讨会开了两天，这事越研究越是没法篡改借用，只好作罢，气得刘晓骂调查我的警察是“一群没用的西，快从社会上想办法”（在我们这里，“混社会”就是在黑社会干事的，这里的“社会”指黑社会）。
制造车祸谋杀
在县机关工作的朋友捎来神秘口信，让我不要轻易出门，要时时小心。我也感觉到，当局向我下毒手的时候到来了。接下来，我被人跟踪是常事。有一次，我被一辆摩托车险些撞翻，只因我明确感到这就是来攻击我的车而早提防躲过。
在县党委一把手下了指令的情况下，我是逃脱不了致命打击。最终是，我成了车祸的受害者。我被一辆摩托车撞，当场昏死一天半后才醒来。结果是：下颌骨粉碎性骨折及多处受伤。当时，家人都为我准备后事了，连寿衣都买了。
车祸情况是——我骑自行车靠路边缓缓走着，只感到全身一震，便什么也不知道了。现场的目击者报了医院的急救。我出院后向报急救的人答谢，报急救的人描述了车祸发生事实。他说：撞人显然是有预谋的，一人开车向着你加速撞来，那摩托车把我撞得飞离地面有一人高，那车只是倒了，驾车人在车倒的同时就离开了车，接着车也没管就坐上了后来紧跟上来的另一辆摩托车飞离现场。整个过程，只有十几秒钟。那辆载肇事者而去的车如撞我的车一样，新车，没牌照。
撞我的那摩托车留在了现场，是崭新的，里程表的显示仅1.7公里。这车发动机号是假的，车架号没有，从外面的喷漆可看到，是专门打磨去的。
案子以交警的说法“没有查明的可能”，居然把那肇事摩托车给了我。很快，有人来高价买这车，我拒绝了。我被逼远去大西北时，远在新民乡一个亲戚把车推去，被交警以手续不全为由查扣，这车从此消失。后来了解，扣车把车销毁，是处理我那摩托车盗窃案的三中队长刘世岱一手操作。
通过诉讼为农民维权遭第一次关押
住院的二十来天，我有了静思的机会，反思以前所做，无非是给农民写告诉材料，教他们怎样用合法程序抵制非法征收等。农民被政府殴打，告到哪里都没人管；依法抗非法征收钱粮，农民往往是付出被打、被拘留的沉重代价。想起原来一个朋友所说，中央政府所下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是为基层搜刮农民服务的，这“说”是愚弄农民的手段，“行”才是实质。事实的确说明了这个说法。我想，通过诉讼，用共产党做表面文章的法律法规与其斗争，也许更理性一些。所以，出院后，我身体状况恢得能自理，便着手给受害人做代理人向法院提起维权诉讼。
2000年农历一月二十二日，我的身体基本复原，诉讼的准备工作已做好，马上就向法院递交起诉状。了解到我“新动向”的当局让我到教委谈话。我去了，早在那里的县教委的几个领导说，这谈话是相互沟通，协商我的及农民的问题怎样处理，镇领导是主要的协商参加者，因开会还没到，大家一起到镇委好了。这些领导与我到了镇委，早在这里的居然有十几个人，里面居然有便衣警察。镇书记张传才开门见山地说，我必须从现在起放弃与党作对的行为，否则今天就对我采取措施。我说，我犯法了，可逮捕我，为了维护党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尊严的事，我会继续做的。有一个便衣警察狂吼：“你太能了，党用不着你。”他接着说了声“上”，十来个人涌上来把我死死逮了起来。我说，不用逮，我会跟他们走的。县教委的一位教委副主任说，这是程序，这样才好看。接着，镇委副书记张德志（当时是下乡抄农民家打农民的小分队的负责人）对我施以拳脚，边打边说我把刁民教得越来越刁，打死这个刁民教唆犯。其他人接着向我打来（我至今不痊愈的腰伤始于此）。
很快，他们把我推上一辆车，说到县里说去，可是，那车在县里没停留，只是换了一批押解我的人，把我送到了挂牌为“临沂市社会福利收容”的地方。这是第一次正式对我非法关押。
收容所的情况
这是一个全是平房的大院。进门口是宽畅的水泥路，花木夹道，路西边很大的空旷地上是青绿草坪与花草。正对大门的院子深处，是一个假山喷泉的水池，可想象里面水荷开得正艳时的恬淡景致。一眼看上去，这个大院给人以祥和感受。
院子的深处，套了三个小院。关押我的小院，高高的围墙上是电网，里面是一个大房间三个小房间。房子是一排的钢筋混泥土结构，厚重的大铁门与窗上粗粗的钢棂给人以杀气。当时小房间里关满了人，我被关进了那大房间。
这大房间里，我进去前就关了四个人，后来又关进五人，共十人。
有两人是蒙阴县的，都三十来岁，因掌握了村书记贪污八十余万的材料提起告诉而被关押。他们说，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村书记贪的钱一部分给当时的镇领导买官用了，那镇领导买官当县大老爷了，他们才被整得这么惨。那时是让他们交出复印出的村帐本，镇里说，那帐不是真账，在他们手里没用。他们说帐本全被搜去了，可是镇里不认可，非让他们交出所有复印的帐务材料才放人。
有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大家叫老张，沂南县人。他任村书记的妹夫在外嫖女人，其妹与之发生争吵，任村书记的妹夫就把其妹打死。他全家人不让，报警让验尸，可是镇领导出面让警察走了，并出动工作人员硬是把尸体火化。他上访几年了，这次是被从北京抓回来的。他上访的内容随时间的推移已增多，包括上访中被黑社会砍伤、被政府驻京办事处打伤的情况。
一个苍山的老人，看上去近七十岁。他因文革历史遗留问题上访几十年了，他的信访要求是：给一纸右派平反书。他当年在当地公路局工作，被打成右派下放，可是平反时没有他的右派档案，也复不了职。
一位罗庄区的五十来岁的农民。他去京办事时，被当作法轮功学员抓来，让他交待去京的险恶用心。他说，他不是法轮功学员，是菜农，去京只是为了解那里菜的行情。这人被关，什么人也不找他谈话，家里人一直不知道他的去向。原来，他被关押后，关他的机关就把这事忘了。他一直被关到过年，所里向上面汇报情况，上面才知道原来关了这么一个人。放他时，他说错把他当法轮功抓了，上面的人说再乱说乱动就让他在收容所过年，这人连连打了自己几个耳光一溜烟地跑了。
一位沂水县（与我同县）杨庄镇农民。他因为交纳提留时先要交款通知书再交款，被收款小分队以故意闹事为由殴打，他为此告诉，房子便被村书记放火烧了，他便开始了几年的上访，是从北京抓回来的。
特别说明一下。他说，他是看了一份材料才这样做的，那材料上说交纳提留前，政府应先给一份交纳通知单说明交纳的各项款，若对这通知单有异议可提起行政复议，这材料上并说明农民应依法交纳什么项目，应是多少钱，还写明什么项目是非法收取的等。我一听，这就是我自费印发的材料。我说，材料上本上说明要依材料所说抵制违法收款必须联系很多村民集体行动，他为什么自己一人这样做了。他说，他当过民办教师，那材料学得很透，他们组织了一百多村民，只因他是头才遭此报复的。
后来一起进来了临沐县的一家三口，一个八十来岁的老爹，两个三四十岁的儿子。开始，他们坚决不与我们为伍，经一天中听我们说话，才了解到我们也是与他这一家一样的好人，才与我们说话。原来，老头的三儿子因对来村里催收提留牵农民牛抵帐的行为非议了几句，就被传进派出所以涉嫌盗窃抓去，就死在里面了。他们闻讯赶到时，政府正组织火化，他们一家人阻拦，就被逮进来了。一天，大儿子被传出去，回来后三人嘀咕政府出六万元让他们息事宁人。这一家三人被关到第六天上出去了。
那大儿子说，三弟是个很正派的农民，从没做盗窃等违法之事。三弟被抓时有很多村民涌上前证明他是清白，一警察说，就算他没犯盗窃罪，他反党你们知道吗？告诉你们，反党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
这个九人大家庭，在四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显得有些拥挤，况且这里的人都是在室内门前的一个大便桶里屙尿撒尿，便桶一天只能倒一次。那两个反村书记贪污的村民向看守提意见，所长出面了，说这是春天，关的人少，要是秋后，这房子里要关十五六人的，今天这待遇就算是不错了。
这里的饭，早上是一碗稠，那被错关的农民戏说里面有一百个米粒。上午下午各是两个煎饼，一个有一两重。菜，没有。我实在熬不过，让看守给买豆腐，我有钱。我身上本来是有一百来元的，被在崔家峪镇委当场搜去，只是内衣里无意中夹下了七元三毛钱（那被搜去的钱再也没给）。在我要绝食的情况下，所里说我总归与那些人不同，是公职人员国家干部身份，就给我卖来了豆腐（我为此感触，在牢里用写悔过书的纸写了一篇杂文《豆腐好》）。
这次，政府本是要关我几年的（关押我的后面小院牢里，有一个妇女被关两年了。居说，是因为他告一镇干部强奸她，而政府说他勾引革命干部不成反咬一口。他为此告诉而被关押。具说，派出所把他拿去的有那镇干部精液的卫生纸塞进了她嘴里），可是仅关了我十四天。这十四天里，当过老师的我老父亲，拿出了所有积蓄做费用，找了凡能找到的他的学生与同事及一切关系。上面关系起了作用，我老父亲又向县委承诺，放我出来，我要是再不听党的话，他就用老鼠药把我药死了事。此情下，我得到释放。
我出来后，受蒙阴县巨峰乡那那两人委托，去蒙阴县对其家属作告知。其家属终于知道了他们还活着，喜不自禁。这里面难友后来的情况，也是后来他两人专程找到我表示谢意时说的。他两人一直被关到年节的前几天。
出狱面对的现实
从牢里出来，看到突然苍老了不少的老父母，看着他们又悲又喜的纵横老泪，看着正上中学的女儿瘦得一把骨头的小脸（我被关押后，他基本不吃饭了，只是哭，家人不得不强灌她点稀饭，灌进去的大都呕吐出来），我无言以对。
省城里为放我出来做了工作的那些人，都是我老父的好友，他们要我去一趟，我只得与老父亲前去。他们那些人，有当官的，有做学问的，给我上了四天课。一个地位较高的向我说了一席我永远都忘了不了话。他说，你说腐败是为什么？剥夺百姓的人权是为了什么？这都是每个官员心里明白的。腐败是维持这个政体的根本方略，要是不让当官的腐败了，特权也就没有了，那么，就没人来维护共产党了。侵害百姓人权，是国家行政的根本方法，让百姓有了人权，那么还会有共产党吗？只要共产党在，百姓就不会有人权，官员就会腐败。党下内部有一个处理问题的不上纸面的原则，县级以上的官员，其贪污呀，包养二奶呀，都是不出大事不官的，地市级以上的官员，其生活问题绝对不受追究，只是号召要各人有限度。你用法律政策来为农民维权，那就是反党。我们这次帮你，你不改就会再被抓进去，我们再也救不了你了，我们非要救你的话，不但救不了你，我们这官也当不成了。
从省城回来的路上，父亲心脏突然发作。我从没听说过他有这病，情急中头脑一片空白。他白着眼指胸前的兜，一个有经验的乘客从他兜里翻出了救心康，给用水冲下去两粒，司机飞车拉着全车人去医院的途中，父亲醒了过来。
我爷爷辈的都没心脏病史，爷爷活到八十八岁，还是因意外而去逝的。到家后了解到，父亲原来也没这病，是近年来被我一次次的出事而惊吓所致。这次，政府已明确说明了，至少关我三年，父亲奔走呼号……
另外，我被关押，朋友们找到省有关部门，得到的结论是：你们要想向李向阳早点出来，就老老实实地听党的，向党承认错误作出保证。你们这样闹事，李向阳就会被永远关下去。
远走他乡难逃迫害
从省城回来，我提出了辞去教师职务，便远去了大西北的甘肃省。那里一个朋友办企业很成功，正办一个分厂，我被聘为厂长，基本工资外，年终看效益给五至十万奖金。面对老人及孩子的责任让我不得不这样做。我要做一个顺民了。
我去了大西北，农民的权不能不维。农民维权的行政起诉状向法院呈上。
沂水县法院不予立案，几经周折，维权行政诉讼案被临沂中级法院指定到相邻的沂南县。连续两起三提五统诉讼，在沂南县审结，以农民胜诉而告终（当然大打折扣）。
接案的沂南县法院，坐在了火山口上。一边是沂水县的官僚们对沂南县法院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不给农民审理案子，农民就成批地到法院，无形中起到了宣传作用，对沂南县政府征收钱粮很不利。这两方面的压力面前，沂南坚决不接有关指定到这里的案件。
有关案子又被中院指定到蒙阴县法院，案子自然是农民胜诉告结。
这其间，县委再一次认识到我的“危害”，以县领导的话说，只要李向阳存在，就是危害。县委的决议是，与其让我远离他们的势力范围，不如让我处在他们手心中，他们可随时消灭我。
在我去西北的当年夏天，我回来接家属，他们怕我逗留时间长了而放风到我父亲那里，说我再逗留，就马上被抓起来，让我父亲逼我快走。可，党徒们有以上想法后，不把我逼回沂水不罢休。
那是我夏天回来接家属刚走二十来天，他们就派警察找我父亲的麻烦了。当局三番五次派警察找到老人，让老实交待我在哪里，必须回沂水来，县里不接受我的辞职，必须让我回原学校。其实，他们对我在哪、干什么很清楚。在决定把我逼回来的会上，那个借我的摩托车盗窃案“整治”我的中队长刘世岱说，不能让他当厂长坐轿车，让他太舒服了我们感到不舒服（那时我们厂正筹建中，大车小车有三辆，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县党委对我父亲施以手段的同时，派警察找到我那办企业的朋友的老家，也让其父亲老实交待，他儿子为什么用反革命现行犯当厂长，再用反革命，就让他儿子的企业倒台，共产党天下是一家，一个电话到甘肃，什么事都办了。
我父亲每接受一次“老实交待”就大犯一次心脏的事，家里人不能不让我知道，办企业的朋友也不能不把我当前的处境向我说清。此情下，我只得重回沂水。
这时，我去大西北仅八个月。实践说明了，我的离职而走，给这个刚筹建好还没正式投产的企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依法诉讼是反党
我重回沂水见到老父亲，老人家第一句话就是，他们是不想放过你了，有道理你就与他们讲吧，我们一家是没办法了，讲道理被打死，总比憋死好。我母亲向来是一个很有理性的人，她说，人早死晚死都是死，活一回活个值得，只要不贪污不坑人，只要为了大家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做吧，这样你还能多活天。
我回来，有关维护农民人权的诉讼进入“快车道”。沂水县法院找到我们，说在沂水能立案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他们手下立案，他们才便于拖延立案而不办案，我们很清楚。此情下，我们为了总结经验把在沂水县法院的第一场官司打好，选取了黄山铺乡的埋庄村。这个村村民心齐，出面带头的人多，且大都年富力强。
沂水县法院受理了黄山铺乡埋庄村229户农民的共同诉讼。沂水法院立案而不办案的宗旨很快便坚持不下去了。几十、几百的村民到法院要开庭传票，法院终于开庭。这案子的庭审，以行政庭长的说法是“开公审大会”。五六百农民到庭，庭内站不下，在走道里，走道还站不下，农民便聚集在审判楼下面，同情村民的人也加入其中。
这样的庭审两庭过后，法院再也不能以原来的既定策略把这庭一次次永远开下去了，但是，法院又坚决不想出判决。还是农民人多上阵的力量，逼法院终于作出判决。这是一个不得不认定部分事实而把大部分事实歪曲的判决。法院把两年前的违法征收以“超出诉讼时效”而剔去，把农民卖粮打给的白条说成是经济交易行为，只有通过协商才能解决，也剔去。就是这样，还是退还农民四十余万元。
针对这场诉讼，县委明确提出，李向阳煸动农民起诉并做诉讼代理，是反党的具体行为。有关我这一“反党行为”，县委上报到市委，一级级上报。具说报到了党中央（消息不确）。
第一个案子积累了经验，第二批诉讼一同起诉的有十一个村，后来减为八个村，涉及三乡镇，原告共有一万余人。
我作为诉讼代理人带村民代表到沂水县法院立案，法院不作任何解释坚决不给立案。几天里，我们人一到，那立案大厅便空无一人。找到行政庭庭长，其答复是这案子法院立不了，没办法。
我与近三十名各村的民代表要问个为什么了。我们先找到县人大，县人大说要研究，几天研究后还是再研究。我问人大的官僚们，如原来一们的案子，今天为什么要研究才能立案，有明确的原被告，有明确的诉讼请求，有明确的事实理由与证据，为什么不能立案。他们的答复是，党是不允许个别人煸动群从乱来的。
我们再上访到市人大，无结果。
我与三十来农民代表上访到省人大，省人大在不作任何结论的情况下，让我们去了省高级法院。省高级法院方面说，已给联系好了，让我们回沂水马上可以立案。
我们回到沂水法院，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分户立案，一天最多立十户。这样算来，八个村三千来户，光立案就要一年多时间。
当天下午，县公安局动员百余警员十来辆警车，到要立案的村子恐吓村民，车上的大喇叭反复讲“县委县府坚决打击有害社会安定的行为”。当天晚上，来为我站岗的村民自发地多了一倍。
第二次被关押意在置我于死地
2001年7月7日，县法院答复一天只能立案十户的第二天，我早饭后正要去沂水城与农民代表们汇合，没看到原来百米外那监视我的警察与黑社会人员，看到时我校校长的张照升等在我门口。他让我到镇教委去有点事，说话中装出一付轻松的样子。为我站岗的村民不让我去，要去他们同我一起去。我否定了他们的意见，不管怎样，我不能不面对。我来到镇教委，早守候在这里的二十来人（十来官员十来便衣警察）把我围了起来，把我塞进了一辆车中，车上的四个警察把我按住，车开动起来。一出教委大门，四个警察两个按住我，两个对我进行了殴打。只记得一拳，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事后了解到，这是政府与党早拟好的步骤，出教委大门就把我打昏为以防我乱喊乱动，万一引来农民出现事态。这四位警察得到的指令是，把李向阳打死不犯法，这次任务执得出色者升迁。直到被拉到临沂市那收容所，我才有了知觉，那是他们用电棍刺激的结查。我能听到的第一句话是：
“看来还活呀。”
另一个说：“还能动一动。可能活不成了。”
又一个声音：“其实还是没打死好，这一路上，我觉得把人打死得什么奖提什么级的没意思，总是人命一条。”
另一个声音：“你什么时候信佛了，信佛就不要当屠夫！我当婊子了还想立贞节牌坊呀。”
过了一小会儿，一个又说：“去怎么办？”
另一个说：“把人推到收容所院子里就走，快走回去复命，当时局长就是这样交待的。”
很快，收容所到。警察正向下拖我，收容所的一位副所长迎上来（这位副所长是以后在坐牢中知道的，很正直，很有道义感的人）说：“不要往下拉了，你们接着去火化厂吧。”
这几个警察一边说着人还没死，把我拖下来扔在地上。
这个副所长拉住一个警察不让走，说，让市里来人认定好了是死是活再走。这几个警察便与副所长吵起来。所里的几个人赶了过来，其中有那位女性所长。
女所长说：“你们昨天来人说再把李向阳抓来，我就知道这次事不好。你们都不要走，人死活不知，我们不想抢你们的功，认定好了再走。”
到这里，我又昏过去。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我又有了神志，后来才听说，是因为市里一个张秘书长到来，一个警察在我身上浇了一桶冷水才醒来的。
那副所长向我一再喊问我什么名字，我含糊不清地说我叫李向阳。那秘书长说，没什么事，好好的呀，快把人关进去。
副所长坚决抗命，说这收容所原则上不是关李向阳这样的人的，在这里死了人怎么办。一个押我来的警察说：“你还把他当人？这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最上面都有档案的社会不安定分子，你把心放到你妈的肚子里好了。”
副所长被骂暴跳起来，回骂这几个警察没人性，让用押我来的车马上把我拉到医院。到这时，副所长发现了我脸上流血不止的伤口，更是大骂不绝，大说要讲点人道。
此情下，那秘书长让人找来了附近个体小诊所的一个医生。那医生一看我的情况，返回头去就走，说要想让这人活就快点去医院，这人太惨了。
收容所的人都接着医生的话要求把我送医院，张秘书长终于同意。
在医院，我脸上缝了五针，并输了液。我完全清醒后，只觉得眼花缭乱，浑身伤痛，自己想站起来把腰杆挺直了，却站不起来。
以那副所长的要求，必须让我住院，但最后还是在当下午天快黑时把我拉回了收容所。那副所长说，李向阳，坚强一些活下去。后来他说，他说这话时是流着泪的，但我当时看不清。
四五天后，伤痛感加重，我也才想起看一下自己什么样子了，从一碗水中，我看到水中模糊一片的自己，被吓了一跳。我第一个想法是：“这是我吗？这是什么？”
据关押在我邻室的沂南县一个叫赵子明的难友说，当时，他看到的我根本不是活人了，我的头是一个紫色的大球。当天晚上，他多次拍打墙，我没一点响动，他认为我早死了。
他还说，那副所长一晚没回家，来看我十几次之多。
直到十几天后，所里破例让我到院子里走动一个小时，所里给破例提供的一条短树枝，成了我支撑挪步的拐仗。也从这，所有关押在这里的人都有了一天到院子里走动一个小时的特许。
这次的饭比上次被关押时好多了，能吃饱，且有了菜。我认为，这次被关押三个多月里，饭菜一直很好，虽是青菜，也能见些油花的且是一餐饭给一碗菜。这是因为，收容所里的人以我伤病在身为由向上级反复要求的结果，本是我身体好了就回复到原来饭标准，但是，所里一直没改变。
这次关押我的单人牢房，是在我还没被逮的前几天就由沂水县的领导及市委领导前来选定的。那时正值盛夏，牢房顶面水珠滴滴，可见里面的潮湿程度。这次，这个小院内只关了我与赵子明两人，每人一个房间，还有房间空着。那副所长问我要是愿意可选另一个潮湿程度差点的牢房。看了一下另两个牢房，情况与我住的牢好不到哪里去。那副所长无奈地叹口气。
在这“从窗子到门是七步，从门到窗子是七步”的牢房里，我光着膀子擦着热汗，来回踱着沉思。我时而热血沸腾，时而血冷如冰。这个世道，还个用欺骗与暴力恐怖维持的世道，还要维持多久，民众的灾难何时是尽头！
在这牢狱生活中，打破枯燥的是提审。每次，市县领导们都是如临大敌七八人如狼似虎地面对我。
官：“李向阳，你想干什么，你不要痴心妄想，我们知道你心里在算计什么，放老实点，好好改造，不要与人民为敌才是你的出路。”
我：“是谁与人民为敌了？我做的什么事与人民为敌了？”
官：“你是死不悔改，住口，你这样强硬没有好下场！”
我：“你们说明白，让我改造什么？”
官：“改造你的反骨，改造你的不识时务！”
我：“我反什么了？是反国法了？当前的时务又是什么？”
官：“你态度放老实点，这样没有好下场！”
这样的对答在一遍遍重复着，折磨着人的意志，但我是死不悔改的人，我能承受。到后来，那个张秘书长只带一个随从来过两次，他的谈话味道似是与一般官僚不同。
张：“年轻人，认了吧，能出去就夹着尾巴做个老老实实的人吧。”
我：“让我认什么？让我认罪，可以，你们到底给我拟出了什么罪名？”
张：“哈哈，你这样，没好处呀。我文革时比你现在年轻得多，是二十来岁刚毕业的学生，血气方刚，我比你还不服劲。可是，怎么样？被打成右派了，受了那么多难。好歹遇上拨乱反正，要不这辈子算完了。”
我：“你那时被打成右派，可我被定性为什么？”
张：“这个嘛，还真不好说，不好说呀。不对呀，你什么都不是，虚心改造就行了。”
我：“我实实在在地问你，你们为什么不捏造个罪名判我的刑？”
张：“不可能，你想一想，要给你上法庭说话的机会，那还了得？”（这个意思崔广泉也说过。他说，不会让你上法庭的，也不会走什么司法程序的，对你这样的人，只有这样处理，不会给你胡说八道的机会。）
我：“从个人良知角度，你认为我被关押应该吗？”
张：“讲良知什么的，就不算是政治了。你还是把人性与政治混为一谈了，所以，你吃亏呀。从必要性角度，必须关押你。”
我：“我知道，关押我对伟大的党是很必要的。我理解。但是，以这种必要手段还能把这个伟大的了不起的党维持多久？”
张：“你吃亏就吃亏在得了妄想症，现在强大的军警与庞大的政权机构，还有高科技，不是原来了。哪里出现问题就动点真格的，该流的血流干了，事态也就没有了。六四学生闹事你很清楚吧。”
我放弃绝食后，练得心静如水了，只有在来提审的人让我放老实站好了的喝斥声里，心中才稍起涟漪。
县教委的那教委副主任很有意思，那个一脸横肉的东西来过两次，每次都是先用恶眼目不转睛地把刚从牢里出来的我盯上几分钟，那看上去凶煞的目光在我轻淡地一个卑夷目光回敬中，不乏虚弱之神。
“改造得怎么样了？”这人在对我一通喝斥后是这样一句话。
我：“改造什么？”
“你少狂妄！你是想死了！”具说原是军人的这教委副主任很是威风。
我被关押中，突然有一天听到牢外的自由世界里零零落落地响了几阵鞭炮，感觉来好象不是什么店开业的样子，一问看守，原来是有人庆祝中国申奥成功。
我心潮激荡起来，心底里在呐喊：“奥运精神是什么？！这个独裁专制、没有人权、没有法制的国家，有什么资格迎进奥运！但愿这奥运圣火划破黑暗的中华大地，把这个充满邪恶的国度烧尽，让人权民主法制之花在火煅中开遍这古老的大地！”
被关押五十来天上，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我要求当局给我定性，我是犯什么法了。绝食进行到第八天的时候，我感到自己马上会进入昏迷状态，那位一直关心着我的副所长在我绝食中一直没说什么，这时来了。他黯然神情，说他们也想借绝食推动一下让我出去，可是，上面很坚决，对我的绝食抱的原则是：不闻、不问、任其自然。他说，这是要借机置你于死地呀，你的处境，他们的目的，你还不清楚吗？你进来时没死，这就是大意外了，是命大呀，你要活下去，不要这样枉然死了。
放风的时候，看守例外地不在这小院子里监视。我没出去，已走不动了，那个邻室的赵子明进我牢房来塞给一个馒头，说绝食可做下去，但是不能饿死。我接受了。自这，我暗地里每天都吃赵子明给我的一个馒头。这样维持到第十三天，本是体质虚弱的我昏死过去。当我被弄醒后，身边的看守还是那副所长，都是一脸的凄情。大家都说，算了吧，这种斗争人家是不会当事的。赵子明说，人家都想杀你，愿你快点死，还理会你绝食呀！又两天后，我为了活下来，开始了进食。
到关押我的最后十来天，沂水的官员还是市里的官员来得很频，我家人也得到允许来看我了，说到家中一系列变故（我与原配妻子最终离婚），家人传来我朋友们的意见，无论如何要活着出来，尽快出来，只有活着有个自由身，才有可能做想做的事。
我同意了官儿的条件：不再干涉自身外的任何事情，不追究过去的任何事。我校校长张照升还有个额外条件，就是把我不能再写文学作品，那长篇小说《我醉了狗醉了》要销毁。这我也同意了。
我得到了释放。当局对我的要求是：哪里都不能去，必须到原单位崔家峪中学工作，接受“监视居住”。
我得到释放回到镇上的那天，走到镇驻地的马路上，路边的村民向我涌来，连成一片的“李老师好”的喊声，让我好感动。
第二次被关押的补述
有关这次被关押，后来了解到一些情况。
临沂市社会福得收容所的那位同情我的副所长，后来可能因为对我的同情受到打击。县上领导们谈起来，说那副所长是个多事之人，不是因为他，沂水县早清除了我这个祸患。
据说，社会上对我非法关押的舆论形成气势的情况下，县上的一个较主要的官说了一句：“李向阳这人命大，他应得的罪也受得不少了，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只要他不再有大危害，就把他放一码吧。”（只所以把这样的事也写出来，为的是尊重事实，看来，人总是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吧。）
这次关押我，镇党委为我先行向收容所交了两年的费用。首先是崔家峪镇党委向外宣传，这次李向阳是永远出不来了，跟着李向阳瞎闹的人，一不老实就逮起来。镇教育会议上，主官教育的镇长把拖欠教师工资加到了我头是，只所以欠发工资，完全是因为李向阳煸动村民抗交提留款造成的，因为李向阳的“非法”行为，为崔家峪镇造成了直接损失每年几百万元，简接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这个时期的崔家峪镇，进入了恐怖营造的寒冬。一些曾为我站过岗的农民在威胁下被迫外出不敢回家。县委向乡镇级下发了李向阳被惩处的文件，列述了李向阳给全县带来的危害，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给全县三提五统的征收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难度，号召全县坚决打击如李向阳的不安定分子。
为什么仅关了我三个月就放人了呢？
与我并肩为农民争取人权的朋友在那样的暴力恐怖下，还是为我争取自由作努力。他们张贴文告问为什么关押我，我犯了什么法，犯了法也应走法律程序。有更多的我为其争取人权的农民把我的事宣传向他们能到的地方，造成了政府非法关押我的舆论。
我生长、工作在沂水县，有很多认识的人。有些人身为党政官员，也许他们就是侵犯百姓人权的刽子手，但是，从同学朋友角度，他们还有良知与同情。他们小心翼翼地做着不能把李向阳一直关下去的舆论。
我的老父母哀情悲容的乎号，这让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为之动容的呼号，也在呼唤着社会良知。
下面是我老母亲与崔家峪镇委书记王健的对白（原书记张传才升任副县长）。
母：李向阳犯了什么法？
王：谁也没说他犯法。
母：没犯法为什么把他关起来了？
王：只是让他去学习。他是公职人员国家干部身分，这是组织决定。
母：你说明白，为什么打李向阳。
王：没人打他，他好好的。
母，这样的学习，你们去好了，李向阳用不着学习，他没有贪污，也没有打人。你们下的文件说李向阳危害了全县，你说说怎么危害了。
王：没有说李向阳不好的文件。再说，我也不是县委书记，什么事我说了都不算。
非法关押我引起的民愤，从镇委书记王键所说可见一斑。他说，因为李向阳的事，说不定哪天会出事，全镇要严密提防不测事态的发生。在我被关押的全部时间里，我父母姐妹都受到严密监控。与我一起呼吁农民人权的朋友们，都受到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监控。
专职工作掏厕所
出狱后，来安慰我的朋友不少，可是，他们都是一个呼声，让我起码在一段时间内不要参入身外之事。朋友们向我承诺，他们会努力把我所做的接替下去的（实践证明，朋友们也开展不了工作，如农民的人权诉讼，从此而结束）。这同时，很多朋友向社会做了大量宣传，让他们不要再找我。这时的我，好累好累。老人、孩子、不应有的家事，让我无所适从。此情下，我真地“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做人”了。
校方先是让我到学校后勤工作，接着分给了我具体任务：专门负责掏学校的所有厕所。我心里哭笑着只得接受。我的表态是，尽力把这一本职工作做好，把我屎尿掏出文学的史诗内涵，掏出历史的酱香，掏出地理的广博，为全校师生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如厕环境。
掏屎尿，我确是干不了，那时的我，身体状况极差，头疼时刻折磨着我，腰椎伤使我提不起几公斤的东西，左眼那时的视力极差，浑身不适。我身体状况到底如何，可想一下被殴打情况及关押我的牢房情况。此情下，离校几里外的村民知道了，他们坚决不让我干这活，替我掏厕所，我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答应了。
应该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掏厕所的老师。
进京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随着我身体况状的一天天好起来，无所事事中，我想落笔写点东西，不过因头的伤情写不了。党与政府对我的“关怀”也严密起来。有个同事与我几次谈天，说到我不应在这里上班，离开这里外出散散心的好。他分析说，本镇及全县的其它地方不再出现集体维权诉讼，我的离去应是党与政府所期盼的，让我掏厕所也许就是让我走人的铺垫。
在京从事新闻工作的一个朋友来访，希望我发挥自己的长处从事新闻工作。这提议与机会，给我燃起再次希望，我为何不进入新闻界用新闻的力量与邪恶斗争呢。所以，我抱着一腔热情去北京从事报刊采编工作。
从事新闻工作的四年中，我在三家报刊工作过，做的唯一让自己感到欣慰的事是给一些农民工讨回拖欠的工钱。其余的，是制造着文字垃圾。我认识到，新闻自由在中国等于零，新闻界的黑暗与政府其它部门比毫不逊色。我愤然离开这一行业时说：“我不再用我的生命与热情制造文字垃圾帮专制独裁者欺骗民众！”
当局的“人道”及我的人生观
从九八年底我被收去教本，其间只接到一个掏厕所的任务，帮我掏厕所的农民朋友在我离开学校后就不再去掏厕所了。但是，我的工资一直发着（尽管欠着一部分，所有老师都是如我一样被欠工资）。不工作给工资，这是沂水县的官僚们对我的人道之举吗？当然，我也听到当局这样的话：一经发现李向阳再有不规之举，马上停他的工资并把原来发的工资追回。当局还有一句话：事不过三，李向阳再乱动，只有死路一条。
我从京回沂水一年多了，这时间里，以县委县府的“乱动”标准，我确是又“乱动”了。我面前，显然是死路一条。
死，算行了什么？我这样说——
人，为什么活着？
就说当前世界上吧，上有八十岁以上的耄耋老人，下有刚呱呱落地的婴儿，中有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可是，一百年后，谁不被一杯黄土掩尽？这一百年，可谓是弹指一挥间。君没感受到过去的几十年时光如瞬间吗？
你见过用无数头颅筑起英名的恺撒大帝吗？
你见过就在我们身边、把奴隶社会推进历史的始皇帝吗？
你见过说“三国”的罗氏吗？
我们见过的，是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毛泽东“物化”了的“沉重”的遗体。
有限的生命中，作为一个人，将怎样去做，是既简单又深奥的问题。有的人，如狼一样活着，喝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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