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者”如是说/卢躍剛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5月27日 转载)
這是美國《紐約時報》簽約攝影師杜斌出版的圖文書《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幸存的活化石》（The Petitioner:Living fossil under Chinese Rule by law）的摘錄。
這本書由香港明報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在此，摘錄的是圖文書的三篇代序和杜斌的前言與后記。
(博讯 boxun.com)
盧躍剛（中國《中國青年報》著名新聞記者）
看了杜斌先生的專題攝影集《上訪者》，說任何話都是多餘的，可是又不能不說。我相信杜斌先生的專業水準，其中每一個故事必有出處，應該經得起核實和考證，其中每一個故事都映襯＃當今中國的社會性質，都用極端的方式述說＃中國人在高速經濟增長背後的真實處境。
一位朋友說：“‘上訪者’是很中國的一個名詞。”我今年10月23日在穀歌（google.cn）搜索“信訪”，符合條件的中文網頁八百二十八萬條，二十多天以後，同樣內容搜索，激增到了八百七十三萬條。“信訪”就是“上訪”，上訪者持信、寫信、電話找上級機關、司法機關、有關部門、群眾團體、新聞媒體、親戚、熟人，喊冤求助。根據我的檢索，目前還沒有第二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由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頒布《信訪條例》，成立龐大的信訪機構，通過信訪來調解社會矛盾，對司法不公正，進一步說，對社會不公正進行官僚化的救濟。
做記者二十年，我接待過無數的“上訪者”，接到過成百上千的控告、申訴材料、求救信和電話。這些上訪者中，部級、地市級、縣、鄉級幹部，法官、檢察官、記者、醫生、教師、工人、農民、城市平民，社會各個階層和等級、各種職業，男女老少，東西南北中，應有盡有。而且，很多上訪者不是申訴一個人的冤屈，他們往往代表＃幾十人、幾百人，甚至幾千人、幾萬人，潮水般湧來。而且我知道，幾乎所有的編輯記者都有與我相類似的經歷，多多少少都接待過上訪者，接到過上訪求助的信件。
這種感受是獨特的。他們像鐵釘一樣地釘在了你的面前。他們的眼光中透出的渴望、僥幸、請求、無助、疲憊、沮喪能射穿你的胸膛。他們述說，哭泣，下跪，好像你是拯救者。其實你不是，但你不能拒絕。你要幫助他們，但你常常無能為力，因為他們不是一個兩個，而是洪水滔滔，源源不絕。這時，你會強烈地感覺到，每一個上訪者都在你的面前鋪設了一條生活軌道，你進入任何一條軌道，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都會在一種巨大的慣性推動下往前奔跑，停不下來。不知不覺，你成了他們的一個部分，或者他們讓你成為他們的一個部分，彷彿只有這樣才能讓你生活在一種真實的情境中。以往的“真實”崩潰了，你也感到了無助和沮喪，因為你從一名旁觀者，不知不覺地變成為了一名“上訪者”。
上訪對於上訪者來說是個夢魘，對於我來說也是一個夢魘。1996年我幫助一個上訪了八年沒有結果的農村婦女，直到今天，又過了十年，十八年的時間，她住在黃河岸邊，等待＃她所期待的正義，但是她像大多數上訪者一樣沒等到。這個農村婦女叫武芳，陝西咸陽禮泉縣烽火村人。1988年4月26日晚11時許，在烽火村黨支部書記的兒子指使下，武芳被她的丈夫、小叔子、三個妯娌施暴，硫酸毀容毀身。當晚，警方收審了所有犯罪嫌疑人，不久，除了武芳的丈夫，其他人都放了。
這個慘絕人寰的硫酸毀容毀身案，在咸陽沒人敢問，沒人敢管，一放就是三年，還是在武芳拖＃傷殘的面容和身體不斷上訪、市人大的干預下才有了結果，槍斃了丈夫，判了小叔子，包括指使者在內的其他人壓根兒沒有進入審判程序，而且一些偵察案卷不翼而飛。根據我的謹慎調查，犯罪嫌疑是明顯的，也就是說，上訪者武芳反映的事實基本準確。
1996年8月8日，我在《中國青年報》報道了這個案件，同時也惹來了長達四年的訴訟，以《中國青年報》敗訴、賠償九萬元告終。這期間，我們幫助武芳，同時也是為了我們自己，上訪了全國人大信訪局、內務司法委員會、法工委，上訪了中共中央政法委、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陝西省委、陝西省人大、陝西省政協、陝西省公安廳，上至人大委員長，下至禮泉縣委書記，每個司法、行政和監督環節，一個不漏，全走到了。
一個武芳硫酸毀容毀身案全世界的報道，我粗粗統計，不少於一百萬字，光是我本人就寫了將近八十萬字，武芳2000年12月還成了《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我們給各個職能部門和各級領導人的上訪文件，至少有十萬字。我四年基本上就做這一件事，寫武芳硫酸毀容毀身案和打官司，做夢都是打官司和硫酸毀容毀身案的犯罪現場。
我們像所有上訪者一樣，寄望於天恩浩蕩——“領導批示”。我們深知中國司法的現狀，沒有高層領導人的實質性干預，不可能幫助苦主解決問題。只有“領導批示”——省委第一書記、黨中央書記批示，才能點石成金。我們的要求其實很簡單，只需要司法部門根據苦主控告，啟動刑事偵查程序，按照法律辦事就行。我們的信念是，只要秉公辦案，實現司法公正並不困難。秉公辦案，獨立司法，這是一個現代社會最最基本的要求。我相信，所有上訪者跟我們的心態一樣。天底下哪有統治者明目張膽地說，司法不需要公正，辦案一定要徇私？
我們等來的是敗訴賠償。我們充分領略了中國司法的本質。訴訟過程中的司法醜陋，我有一本著作專門記載。
我們算是有能耐的了。《中國青年報》是所謂的中央級大報，我本人也是有一定影響力的記者和作家，我們在中國社會說話還算是有一定分量，而且我們還有相當強的社會資源動員能力，我們能請最好的律師，我們有自己的向上層反應情況的渠道，一句話，我們在中國社會擁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實力，尚且是這樣的糟糕結果，可以推知其他上訪者的命運了。
那麼，我們國家每年到底有多少上訪者和上訪案件？2004年，國家信訪局局長說上訪案件達一千萬起，上訪人數每年超過五十萬人次。我要問的是，一千萬起上訪案件是怎麼統計的，是各級上訪部門登記的結果呢，還是北京各職能部門的統計結果？據我所知，各級司法部門、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對上訪案件根本就沒有登記，上訪者到各級黨報、電視、電臺和市場化報刊雜誌，找編輯記者，也不可能登記。而且，找新聞媒體的上訪者，根據我們的經驗，應該佔到總人次的一半以上。
再者，有的上訪者逐級上訪，每個衙門都跑到了，有的上訪者壓根兒就不去地（市）、縣（市）兩級信訪部門，直接越級到了省城和北京，所謂“越級上訪”。我們的官僚機構設置，有龐大的工會、婦聯、青年團組織及其維權部門，還有其他職能部門比如一些垂直領導的部門鐵道、郵電、銀行等，還有各級政府內部的監察組織，接待了多少上訪者？受理了多少上訪案件？
再考慮到國家職能部門對有利數據偏誇大、不利數據偏縮小的本能，最保守地估計，上訪人次和上訪案件，真實的數字似應是公布數字的兩到三倍，也就是說，每年大約有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人次上訪，二千萬到三千萬起上訪案件。
而且這位國家信訪局長提出了引人注目的四個“80%”：在當前群眾信訪特別是集體上訪反映的問題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問題；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和問題應予解決；80%以上是可以通過各級黨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決的；80%以上是基層應該解決也可以解決的問題。
嚴格講，這四個80％的估計是偏低的。如果是80％有理維權，那麼就有20％無理取鬧，換算成具體人數，就是說有二十到三十萬人次的上訪者是無理取鬧，四百萬到六百萬起案件必須駁回。那麼龐大的“無理取鬧”，無論如何是違背常理的。而且，一二十年的冤假錯案，侵犯公民權利，舊案沒了，新案又發，上訪人次、上訪案件逐年累積，都算上20％“無理取鬧”的比例，怎麼可能？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超強忍耐力的民族，民族性格裡，懼怕官家權勢、豪強劣紳，中庸、和事、罷訟、隱忍佔主導地位，信奉“好死不如賴活＃”的處世哲學，不到忍無可忍、沒有活路的份上，絕不可能撕破臉，砸鍋賣鐵走上訪路。上訪路是一條不歸路，很接近“揭竿而起”了。上訪，對於上訪者來說，對於當地政府和豪強來說，等於公開宣戰，殊死搏鬥。
杜斌先生的《上訪者》，那個湖南農民吳遠澤拎＃兒子的人頭上訪，無獨有偶，幾年前我聽說北京西城區公安分局處理過的一個案例，案件發生在黑龍江，也是拎＃人頭（三個兒子拎＃父親的人頭）進京上訪，在中南海西門跪地喊冤。後者的運氣比前者好，中南海震怒，派京畿幹員赴黑龍江調查，由省到縣，查出一批涉案罪犯。根據我的經驗，以及相關調查研究，如此好的運氣者鳳毛麟角。
如此重大的決定怎麼會不慎重度量？上訪意味＃牢獄之災，流離失所，背井離鄉，有家難回。杜斌先生《上訪者》中就有被當地勞教、判刑的，我受理過的案件一，湖北丹江口市的一個農民因孩子被一位官員親戚的孩子殺死，官員親戚的孩子沒有受到法律追究，終年上訪，被丹江口警方以“危害社會治安罪”逮捕，勞教兩年；案件二，浙江浦江縣，一個村莊的桑田被鎮政府霸佔開發，引發衝突，農民被毆打被拘捕，一個領頭的農民是縣人大代表，未經人大核准程序，被警方拘留，用電棍電擊生殖器，陽痿，上訪，抓住後，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判刑，縣人大代表判了半年，緩刑一年，另一個農民代表被判了七個月。還有很多更極端的案例。
“這些刁民！不來點硬的他們會聽話？”一位縣委書記跟我說。而這個縣吏治極其糟糕，各級官員欺壓鄉里，公開報道的和我手裡掌握的稀奇古怪的案件，不誇張地說，一大堆！這位縣委書記還因手段強硬升了官。
一位三峽庫區的地委書記當＃我們一飯桌的人吼：“把這些刁民都給我抓起來！”這些“刁民”幹嘛了呢？我了解，不過是移民對拆遷不滿，集體到政府上訪，表達不滿。三峽庫區倒了一批吃移民資金、吃國家投資的貪官，必然為害一方百姓。貪官肆無忌憚，悍吏蠻不講理，百姓的權力受到侵害，只是非常節制非常囁嚅地在政府門前表達一下意願，怎麼就成了“刁民”了呢？
這些被欺壓了幾代人的農民怎麼不知道政府的蠻橫和強悍，上訪沒有好果子吃？更奇怪的是，許多地方法院內部規定，或者是黨政領導打招呼，法院不受理土地糾紛、房屋拆遷案件和其他他們認為棘手的案件，司法局打招呼，律師不准給苦主們辯護，誰要是辯護，年檢吊銷誰的律師執照。於是就有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一直蔓延到今天還沒有結束的“房吃人”、“人吃人”——利益集團與政府勾結，欺負農民和城市平民的“圈地運動”、“修壩運動”。
說到了司法，法學家賀衛方說，“法院往往做地方政府的看門狗。”根據地方政府和某些領導指令不受理案件，讓你冤死卻說理無門；即使受理案件，也會讓你必輸無疑。社會學家于建嶸說，根據他對632位農民上訪者的調查，其中有55.4％的被抄家、被沒收財物、東西被搶走；50.4％因上訪被關押拘留過；53.6％被幹部指使的黑社會打擊報復；上訪前，有63.4％的人去過法院起訴，172人，42.9％法院不受理。受了冤屈，受了打擊報復，無處說理。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員、法院、資本家、黑社會已經穿了一條褲子。
1995年國務院公布了《上訪條例》，2005年5月1日又實施了新修訂的國務院《上訪條例》，用法規的形式來保障上訪者的權利，各省也根據國務院的相關規定制訂了本省的《上訪條例》，但是執行下來，結果如何，有詳細統計嗎？僅從媒體報道和個人感受看，各地繼續製造冤假錯案，地方政府繼續在當地在北京圍追堵截上訪者、抓捕上訪者，利用司法報復、懲治上訪者。有人說《上訪條例》治表不治裡，治標不治本。這是還是好聽的。
你去看病，你跟醫生說你頭痛，醫生說好辦，他給你遞過來一管腳氣膏，說你腳氣很嚴重。
還有更悲觀的看法。賀衛方說《信訪條例》不啻於“飲鴆止渴”。賀衛方說得有道理。因為《信訪條例》似乎是在強化一個說法：信訪部門、信訪渠道是建立社會公正的最後屏障，是對冤假錯案進行最終干預的制度底線，好像公民司法救濟的通道不是啟動司法程序，不是司法尊奉的公平與正義，而是自上而下、解決問題概率極低且有後遺症的行政干預。這與“依法治國”、“建立一個現代法治國家”的目標相去甚遠。
我們如果站在中性的立場上來分析中國的冤假錯案成災，上訪者有增無減，有一個信號是很清楚的：社會關係嚴重惡化，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嚴重失衡。公布《信訪條例》，在各級政府各個部門建立龐大的信訪機構，但是各地方政府動用警方和信訪官員到省城到北京圍追堵截上訪者，規定上訪者“八不准”“十不准”，按照政府官員的好惡標準抓捕、監禁、罪責上訪者，都在根本上動搖了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也動搖了公民本來就很虛弱的司法維權信心，同時動搖了以《憲法》為基礎的共和國體。
行政腐敗，司法無效，用信訪制度糾偏，怎麼可能？信訪不可能有這麼強大的社會功能。當然，《信訪條例》壓根兒沒有賦予信訪那麼強大的社會功能。即使《信訪條例》和信訪部門有＃解決矛盾衝突最大的善意，也被嚴酷的現實解構掉了。身體、心理再健康的人，放到信訪部門去，無職無權，還要當地方政府的看門狗，上訪者的出氣孔，天天聽糟心故事，上面壓，下面罵，還要被領導催＃去省城京城領人，不被搞瘋才叫怪呢。
問題還在於，中國的信訪救濟制度，是一個既有官僚體系的內循環制度，一個“埃舍爾怪圈”，起點便是終點。江蘇吳江市上訪者周健案例特別經典。周健在互聯網上建立了一個“中國上訪第一博客”，頁面上寫＃“上訪有理”，題辭是：“堅持走自己的路！堅持為自己的父老鄉親貢獻一分力！堅持挖掘社會的不平等！堅決抨擊社會的腐敗骯髒！堅決維護老百姓的生存權利！”他在博客上展示了上訪信件的流程：周健到國家信訪局上訪，等了一段時間，他接到吳江市信訪局通知，說，吳江市信訪局接到了國家信訪局和江蘇省信訪局批轉下來的上訪信件。他告地方政府侵權，結果轉了半天，搭了無數功夫，承擔了無數風險，還是讓當被告的市政府來主持“公道”。
層層批轉，可以說是大多數上訪者的命運。僅此一點，周健的“上訪有理”是有理性基礎的，是站得住腳的。上訪者的所有行為，有＃制度背景的正當性。所以，每年20％，二十到三十萬人次的上訪者，四百萬到六百萬起案件的無理取鬧，是經不起推敲的。
歷史情境也不支持20％無理取鬧的判斷。
我們知道，1977年底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後，全面否定中共歷史上的政治運動，刮起了平反冤假錯案風暴，冤假錯案從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殺AB團紅軍官兵冤魂野鬼，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張志新等，歷次政治運動，除了“土改”、“鎮反”、“四清”、“文革”當中殺死的地主、富農、土匪、地痞、流氓、會道門，除了高崗、饒漱石，五七年反右中幾個頭號右派，林彪陳伯達集團，四人幫集團，其餘全部平反昭雪。
這場平反冤假錯案風暴持續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從平民百姓到國家主席，涉及人數數百萬，加上株連的家庭、親戚，人數應該是數千萬。
那一階段的冤假錯案的特點是：一、冤假錯案面廣，涉及到了社會各個層面，各種職業，各個年齡，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黨和國家領導人、各級黨政軍幹部、作家、藝術家、教師、民主黨派、工人、農民、市民，大、中、小學生；二、涉及歷史時間長，冤假錯案貫穿近半個世紀；三、在階級論、血統論的統攝下，“株連九族”，因此冤假錯案繁殖驚人，一人罹難，親屬、朋友跟＃遭殃，光是一個新華社記者戴煌，1957年打成右派後，就有上百親屬受到株連；四、罪名基本上都是上諭和“莫須有”；五、大多數受害人沒有上訴、上訪的權利，也沒有上訴、上訪的渠道。
第一波上訪洪流是文革結束後形成的，主體是老幹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大批位高權重的黨政軍幹部都是當時的上訪者。他們住在北京，京西賓館，中組部招待所，老戰友老同事家裡，被人叫一聲“同志”便淚流滿面。他們當中許多人是冤假錯案的製造者，也是冤假錯案的受害者，恢復掌權後，又成了冤假錯案的健忘者和新的冤假錯案製造者。多麼有意思的輪回。
民間的上訪者還沒有通過正規渠道上訪的資格和條件，他們的冤情只能走向街頭，貼在北京西單民主牆上。
歷次政治運動，99％以上是冤假錯案！各級政府、部門，各級法院檢察院公安局有沒有統計，自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平反冤假錯案以來，將近三十年，到底有多少上訪案件，製造了多少新的冤假錯案？
目前一些沒有平反的人和事還未必不是冤假錯案。這還不包括統購統銷、合作化、人民公社、大饑荒對幾億農民的權利——生活資料（房屋、糧食、家畜、家禽）、生產資料（土地、農具、耕牛等）、生命的搶奪和傷害。這幾億農民按現在的標準看，都應該是《憲法》權利受到政府侵害的上訪者！
近一二十年冤假錯案和侵犯公民權利的案件有幾個特點：一、案情一般都不複雜，鬧得再大的案件，再疑難的案件，你如果認真探究，案情、道理、法理都很簡單；二、一些陳年舊案複雜，也是背景複雜，人為搞得複雜，裝神弄鬼，說得複雜；三、絕大多數案件，一般都是由小到大，由簡單到複雜，逃不出一個引發誘導因素：權力腐敗；四、絕大多數案件是法律問題，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解決；五、那位國家信訪局局長說，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換一種說法，大部分案件牽涉改革和發展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中崛起的利益集團。表現為，簡單粗暴，以強凌凌弱，濫用權力，操縱司法，辦案不公。
每年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人次，二千萬到三千萬上訪案件，有多少能獲得公正解決呢？根據於建嶸的研究，大概只有0.2％，也就是說，一千個上訪告狀的人，只有兩個人能如願以償。合法合理地解決問題，反而成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小概率事件”。什麼世道！
強盜邏輯橫行，逼的人沒有了活路，怎麼不上訪？政府大規模地侵犯公民權利，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跟被壓迫被蹂躪的程度和廣度比較，上訪找個地方懇求、哭訴，寄望於黨國體制內解決問題，是最溫柔最克制的反抗了，雖然只有0.2％的成功概率。
關於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的上訪現象，另外一位國家信訪局官員還有 “三個80％”的估計，說得更直白。他說：上訪者80％是農民，80％事件發生在基層，80％基層不作為。對上訪者的社會來歷、上訪事件發生地、上訪的原因做了一個大判斷。我的評價是：大致不錯，大而化之。為什麼說大而化之？你不能出了問題往基層推，大罵基層幹部不是東西。問題出在了基層，但是根子不在基層，上訪反映出來的一系列問題，是你宏觀、上面出了問題，微觀、基層體現出來罷了。說一千道一萬，還是“權大於法”、“司法不獨立”這些老掉牙的政治體制問題。
上訪者也不是傻瓜，為什麼往北京跑，死也要死在北京，就是看到了這一點。國家信訪局的統計說明，到北京上訪的人每年大幅上升，到省城上訪的人小幅上升，到地（市）、縣（市）上訪的人負值下降。於是有“死在北京，自然結案”的悲慘局面。
四個80％加上三個80％，一共七個80％，0.2％的解決概率，大面積問題，小概率事件，還有許許多多稀奇古怪、血雨腥風的個案，足以說明上訪這種現象的性質和社會危害。我們知道這架大機器出了問題，正在源源不斷地製造＃冤假錯案，但是我們束手無策。大機器的主人好像不太在乎，他們度量利害的結果是，寧願發你一管腳氣膏，也不願意真正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怎麼辦？我們只能盡人事，聽天命，從身邊的事情、具體的事情入手。
我們看到，上訪者已經今非昔比，已經出現了群體化、精英化、職業化、專家化“四化”的趨勢。“群體化”，是說群體事件越來越多，集體上訪越來越多；“精英化”，上訪者多是農村中小知識分子或能人，上訪者往往就是德高望重、敢於擔當的群眾領袖；職業化，由大家湊錢，專職打官司，身邊有一批新聞界熟人，各衙門的電話號碼，甚至國家領導人的車牌號碼，行車規律，都在把握之中，甚至能為其他上訪生手提供各種諮詢服務。專家化，一些上訪者對所涉案件的國家政策、法律法規了如指掌，有些方面，熟悉的程度超過專家。
上訪者的“四化”趨勢是否能改變0.2％小概率？我可以反問：一隻大象能否住進老鼠洞？“四化”趨勢能使某些案例提高效率，能精準供給有關部門解決問題的炮彈，擠進0.2％這個筐，容量只有那麼大，代價是把別人從這個筐裡擠出去，甚至會成為相反案例，讓其他人倒楣。
所以，所有到我這裡諮詢和尋求援助的上訪者，我給出的意見一般都不激昂、樂觀，從來沒有“跟他們幹到底”這樣的話，雖然我是那種幹到底的人。一些上訪者上來就是“公平”、“正義”，討不到公平，找不到正義，決不罷休。我不附和這樣的言論，雖然所有的上訪案例都涉及的是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就具體人、具體案例來說，打官司，討說法，不能自己給自己戴一頂尋求公平正義的大帽子，否則會妨礙理性判斷。
我二十年接待上訪，積累了兩方面的經驗，一方面是對現行體制的不正當性以及短期不可解有深刻認識，一方面觀察和體會到了上訪者的一些盲點。在這篇文章結尾的時候，我想針對一些上訪者盲點就教於還在漫漫上訪路上行走的朋友們：一、打官司，不能尋求終極目標，只能尋求相對的功利目標，趨利避害，見好就收，千萬不能戀戰；二、抱＃進入0.2％小概率筐的努力，最後是99.8％白忙活的思想準備；三、把打官司的過程還原成為一個技術過程，要進行起碼的成本收益分析，打輸了是你應該的，打贏了是你白揀的；四、不要相信什麼青天大老爺，沒有什麼青天大老爺。
第五，要特別告誡，不要過於相信新聞媒體解決問題的能力。新聞媒體是把雙刃劍，用好了好，用不好了會傷到自己。新聞媒體有＃自己的社會屬性，不僅功利，而且勢力。中國時政類新聞媒體都是官方媒體，黨報、黨臺、黨刊，都由宣傳部管，一聲令下，不敢不聽話，某些性質與司法機關是一樣的，關鍵的時候，可能出賣人，拋棄人。與新聞媒體合作的時候，要對記者的心態和處境有了解，注意保護自己。因為發生過這樣的事兒。
2006年11月21日
死網
●吳琰（中國《工人日報》資深編輯）
我全然沒有想到，幾年前的一句話，帶來了放在案頭上的這本書。
那時候剛剛認識杜斌，一個毛頭小伙伙子，脖子上架＃一個簡陋的相機。當他把“陝西癌症村”農民群體的照片放在你面前時，當他把麻風病村小花的身影展現給你時，你感動地說了一句話：杜斌，你選擇了一條另類的生命跋涉，讀過屠格涅夫的《門檻》嗎？你將艱難而無助。
以後因為工作的性質，他開始接觸上訪者。我在改稿時曾不經意地說了一句，這一群落是綿延幾千年、至今仍然活＃的別樣的文化化石。
基於20年的職業生涯，我與上訪者的運命，早已存續＃不絕如縷的掛牽。但是，我已經窒息，已經懈怠。然而杜斌沒有。上訪者們苦難的生命以及跋涉的苦難，引領他深入蒼茫與黑暗的極限。他不僅傾聽了生命的鳴嘯，而且展現了生命的淒厲。
終於，我們目擊了這一組苦難的群體雕像。他們是個體的，又是群體的；有＃個別生存之偶在，也有＃社會存在之必然。
有一次杜斌對我說，我也是一個上訪者。我想，這句潛臺詞應該是：我們也都是上訪者。我們有＃同樣的並一脈相承的精神疾患。
借這篇尺短篇幅，對自己們的“病”作一清算與梳理。
一
祈，求也。
與祈相連的中國詞句，可以數出很多。像祈禳，祈福禳①災；祈羊，烹[peng，煮的意思]羊以祭；祈桑，祈求桑事順遂；還有祈風、祈雨，等等。
當這種祈求人格化地滲透至社會生活中，則是從底層向上一級的梯級祈求。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青天情結②。它繫掛＃一條長長的母體臍帶，數千年縈迴纏繞未有始終。
直至今日，從鄉到縣到地市，到中央。這種金字塔的梯級效應仍是青天情結的體制酵母。現在這種酵母中又派生出媒體青天的怪胎。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大抵已成冠以傳媒名義的某級行政機構了――不是頭一天播出的批評報道，第二天就已得到某上一級組織“高度重視”、“開會研究部署”之云云嗎？不是“焦點訪談”門前排＃長長的上訪者隊伍，因此有了對媒體青天的祈求嗎？
依杜斌的採訪調查，90%以上的上訪者都知道這種祈求的無意義，但依舊無助地祈求。杜斌鏡頭所展現以及筆下所觸及的並不是黑色幽默，對社會、對上訪者的個體生命，也無嘲諷與揶揄，僅僅是一份透骨地悲涼――
靠拾荒過活的孫傳明來京183次，是在北京滯留時間最久的職業上訪者。北京一個信訪辦已將他先後強制收容遣送達152次；手持＃妻子生前照片的於振洋，要窮一生之力，為她的死而上訪申冤。“等我上訪死後，我兒子將會承擔＃繼續我的責任，”他說，“一直到他也死。”
而到包拯的開封府喊冤則已是一個極致。
1000多年前的包拯開封府只是現在的河南開封市政府的一個遊覽風景地，花35元人民幣便可進去。但21世紀的上訪者卻跪倒在地，手捧自己的上訪材料，眼望包拯的銅像嗚咽＃：“您為何不顯靈為我家主持公道呢？”
……
杜斌鏡頭下的包公銅像似乎並非是銅像，上訪者把包公祠擬比為中紀委，似乎也並非是笑談。某種時空的凝固使某種情結的凝重更為凸現，也更為悲涼。
我們總是以為，這一情結僅僅構成了社會底層群落的精神祈求。其實，順＃文化基因的藤蔓，我們會在知識精英群落中看到同樣的精神狀態。不過，換了一個詞，叫做“王者師情結” ③。唐德剛先生曾在《晚清七十年》裡講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時賢名士，為＃國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寫信，也是我們的老傳統，自周武王時代的伯夷、叔齊④開始，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如法炮製。”
也就是說，康有為⑤與“楊三姐”⑥有＃共同的精神枷鎖――願所有訴求直達天庭。
王者師情結與青天情結相互簇擁、一脈相承，它不依人的生存落差，更不依人的知識落差而有什麼本質上的精神差異。他們共同構成了傳統社會的大多數。
所有專制社會都會青睞並需要這一姊妹情結，他們僅僅是“皇帝餐桌”上的兩種佐料，他們也因此成了專制社會的酵母。
企盼聖君賢相的現代版，不論在底層群體中，還是在知識精英群體中，一直在演繹＃。實際上，在傳統社會中，不論權力精英、知識精英，還是底層精英，從某種角度來講，思維方式是同構的。
二
中國古代最殘酷的一種死刑方式，叫凌遲[ling chi]，俗話說，――“剮”[gua，割肉離骨]。它始於五代⑦時期，卻延續至清朝。
古書所載“凌遲”為“其法乃寸而磔[zhe，即肢體分裂]之，必至體無餘臠[luan，臠為切碎成小片的肉]……”，還有很多記載，比如要切割3600多刀，直到無從下刀，人還未斷氣。簡單一句話，零刀碎割，把死亡盡可能地拖延，讓你雖活無望，卻不能速死。
杜斌所展示的某種絕望與戰慄，觸及了個體心性的絕地，並記錄了被動凌遲與主動凌遲的生存狀態。
據相關媒體報道，據國家信訪局統計，2003年國家信訪局受理群眾信訪量上升14%，省級只上升0.1%，地級上升0.3%，而縣級反而下降了2.4%。另外，中央和國家機關受理群眾信訪量上升46%，省、地、縣直屬部門增幅較少，有的還是負增長。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余建嶸調查：在接受問卷調查的632位進京上訪的農民中，有90.5%的是為了“讓中央知道情況”；88.5%是為了“給地方政府施加壓力”。實際上通過上訪解決的問題只有0.2%。
0.2%，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數位。一個畸形的社會狀態由此凸現出來：與0.2%的上訪解決率相對應的，是無數個上訪者個體幾十年生命的投入。一個人可以上訪51年，一個人上訪15年間一個接訪室就“拜訪”了2018次。一個人甚至準備上訪到死，並讓兒子繼續上訪直到兒子死去。還有，如杜斌所調查的“超過九成的上訪者知道沒有希望解決，但他們仍舊滯留北京。因為他們一旦開始上訪,就已經無家可歸了，上訪起碼給他們一個生存的理由。”等等等等。
杜斌攝影機中的很多人物我都認識，或是我們的相關報道已經結束，杜斌的鏡頭仍繼續追蹤。所以，這些生命我們都很熟悉――堅守上訪信念的已經儼然為底層精英了。上訪不僅成了他們的生存理由，最後直至成為一種信仰。那些捆在身上的上訪材料，上面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小字（有的是血書）儼然成為了一個圖騰。為尋求一個“青天大老爺”的批示，搭上自己長長的生命，已是中國特色之最。此時，手段已成為目的。不僅各種公權力的侵害擠壓他們的生存空間，上訪生涯也將這一生存空間擠壓得更為窄仄。生命本身已被“上訪” 零刀碎割。當這種零刀碎割又被賦予子子孫孫，如愚公移山⑧般的意義時，你終於感覺到周身的寒徹――公權力（不管是行政的，還是司法的）的凌遲侵害，已轉化為自我主動凌遲的生命悲哀。
這的確是一個悖論。但幾股合力確實造就了生命本身的扭曲與畸零，上訪非但沒有生命自救，且自我零刀碎割，為了無望的0.2%。哀莫大於此。
這是一張生命的網，越掙扎便越用力地編織，終致窒息於網中。對於中國人來講，這是千百年來的縲絏（lei xie，捆綁犯人的繩索）之結。
丹麥思想家索倫．克爾凱郭爾[Sj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年～1855年]曾經講過，致死的疾病是絕望。“這自身的疾病，總是在死亡的過程中。要死又死不了，而是死於死。死亡意味＃一切的完結，但死於死則意味＃活＃去經歷死亡。”上訪使上訪者絕望，而絕望令上訪者繼續下一輪的上訪，無休止地生命消耗與無望的進一步的生命投入，終至纏入一個絕望的死結。
當人徹底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原子[不可再分裂]，並自己咬噬、侵蝕這殘缺的、孤獨的、絕望的生命時，他們已經是一些“錯亂的塵埃”了。
三
我們和所有的上訪者一樣，都是大歷史中的小人物。
大歷史宛如一個發育完整延續性很清晰的地層剖面，每一個時代層面都留下了它的標準化石。在今天的生命與明天的化石之間，杜斌按動＃快門，為生命留影，也為生命轉為化石的瞬間留影。它承接了昨天的昨天，接壤＃明天的明天。他們在制度變遷的匆匆腳步聲中，留下了更為久遠、內涵更為豐厚的文化符號。
上訪者化石的名稱可以標為“臣民”，或謂“子民”。它所代表的臣民文化⑨綿延了一個長長的時代，這裡所說的“時代”不以改朝換代的王朝為標誌，而以文化化石為見證。它應該隨舊時代的終結而漸去。個體生命的裂傷、肢解、破碎，直至殘屑點點，會漸次融化為化石的年輪與斑紋。
我更想說，他們應該是時代終結者的文化化石。
所謂“終結者”，是在終結誰？又會被誰所終結？答案應該是清晰的：終結臣民社會，由公民來終結舊時代。
由於連續11年信訪量激增，信訪問題已成為十分敏感的公共話題。如何從行政、法律、政治幾個層面進行穩妥而有效的改革，不是本篇追問的主旨。
我更關注這一化石的演變及其消亡。畢竟，我們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久已習慣對個體生命的冷漠與無視；畢竟，我們久已習慣了以某種名義戕[qiang，殺害]害個體精神，異化個體人格終至演繹成個體精神的自我戕害；畢竟，我們甚至久已習慣了從被動異化到主動異化的自覺完成。因此，在制度改革的爭議聲中，杜斌的記錄與捕捉有＃格外另類的震撼，不能不使我們有＃更多更深切的思考。
對於上訪者個體來講，這一文化化石的延續時間還未成為歷史，距“最後的終結者”的期盼還很遙遠，這一代人在歷史的坐標系上，還沒有標出自己嶄新的位置。
生命的自由無疑必須由制度來加以保證，但是生命的自由最終、也僅僅依憑精神的自由來實現。只有當我們的嘴裡不再喊出“冤”啊、“求”啊、“為我做主”啊這些字，而代之以公民的權利訴求時，只有當權利訴求不斷地成為司法改革的文本時，只有當知識群體的質疑、批判獨立公開於全社會時，只有當不同的意見可以平等對話、不同的利益群體可以平等談判時，只有當獨立的輿論可以真正成為公眾的輿論的時候，只有當貫穿全社會的、多種多樣的公民行動興起之時，等等等等，值此際，或許可以說，免予恐懼的自由方可歸屬於我們自己。
有一種說法我十分認同：有什麼樣的國民，便有什麼樣的政府。
傅國湧先生在“權利，而不是權力”一文中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在我們這塊見證了無數次王朝迴圈的大地上，和皇帝一道進餐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在‘皇帝的餐桌’之外過自己的獨立生活，至今還是一個全新的題目。”
所謂“終結者”，那是寄予了很高的期盼。那意味＃天際邊一抹開創者的曙光，可望可及。
在這尺短篇幅中我沒有說“明天”，不是沒有心底的夢。只是杜斌的圖片給了我太多太多時空的凝固――它們那麼遙遠，竟又如此迫近。
除了窒息，幾近無語。
惟有盧梭[Rousseau，1844年～1910年]《民約論》的第一句話欲來欲清晰：“人生而自由，但是卻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
承杜斌之請，寫幾句話並為自己療傷。
15/11/2004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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