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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氏隔代指定胡锦涛接班 六四的帐不能不算
(博讯2007年2月12日 转载)
    中国时报彭志平/邓小平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姿态掌权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经济发展政策固然造就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接踵而至的贫富悬殊问题,迄今已然越演越烈。大陆政经学者认为,当时邓小平未能推动的政治改革,未来更应该加速推动。而邓小平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下令镇压,这笔帐也不能不算。
    一九七八年中共确立改革开放方针之后,经济快速成长。一九七九年大陆的国内生产毛额为四○三八.二亿元人民币,一九八八年成长至一兆四九二八.三亿元人民币,十年之间成长了三点七倍。但是,这十年之间中共高干以权谋私日益严重,“官倒官倒,处处通道;肚胀肠肥,百姓难熬”成为当时写照。而物价腾飞情况尤其严重,北京百姓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只够买三个西瓜,终于造成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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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压六四历史地位受损
    
    邓小平首先将“六四”定位为“阴谋和动乱”,人民日报于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邓小平授意下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反对动乱”。赵紫阳认为,“将群众活动定性为阴谋和动乱”,这篇“四二六社论”是个关键。其后,邓小平更决定使用武力镇压。尽管邓小平始终不承认“六四”是历史悲剧,甚且认为武力镇压是断然而必要的措施,但是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仍然认为,如果邓小平和平解决六四事件,其地位将超过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袖。
    
    “六四”发生之后,中共遭到国际社会挞伐,甚且祭出经济制裁,虽然让大陆经济发展蒙受巨大压力,但是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而从之后的经济发展政策来看,并没有因“六四”的教训而改弦更张。换言之,造成“六四”发生的主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继续因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更剧烈。
    
    二○○五年的大陆,国内生产毛额已达十八兆二三二一亿元人民币,是一九七九年的四十五点一倍;但是测量贫富悬殊的指标“基尼系数”已由一九七八年之前的不到○.三(代表所得分配比较平均)猛升至二○○四年的○.四五(代表所得分配差距过大,超过○.五即为所得分配极端不合理)。
    
    经改有成贫富严重失衡
    
    也因此,去年三月分,一场“西山会议”又将邓小平曾经拍板为“不争论”的“姓资姓社”的争论再度搬上台面,而且改革派将矛头指向政治改革,要角之一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甚至直指,共产党是“法外权力”、“严重违法”。
    
    大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也力主目前的贫富悬殊问题应由政治改革手段解决。他认为,一部分先富起来导致的贫富差距,只是迈向工业化必经的过程,没有必要去解决;而面对未来的发展,唯有政治改革才能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
    
    但是,政治改革毕竟会触及到中共的敏感神经。邓后十年,他的经济发展政策依旧存在影响力,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的弊端,看来方兴未艾。由邓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能否推动政治改革构建出真正的“和谐社会”,恐将影响著邓小平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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