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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民间防艾第一人/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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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7年2月04日 来稿)
    
    文/李琴
     (博讯 boxun.com)

    “我现在就是烫手的红薯。”高耀洁开门见山。见面的地点选在北京科技大学,当天晚上,高耀洁在这里有一场演讲,第二天是北京大学,之后去南京等地。再过一个多月,高耀洁就80岁了,到了中国人所说的耄耋之年。仅仅几天之前,这个老人在新浪网上开了个人博客,字字句句都与艾滋病相关,跟贴如云。“10月19号博客出来,10月23号在河南大学的演讲就被迫停了,他们害怕我在博客上公布的第一手资料。”高耀洁说。
    年近80岁的10年抗艾滋勇士
    见到高耀洁的时候,她刚刚吃过早饭,陪同她从河南到北京的民间组织“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的工作人员吴静挽着她回房间。床头柜上放着两副款式、颜色相近的老花眼镜,一副在家看书,一副出门看人。床角放有一大篮水果,一大早探望者送的,高耀洁一直招呼别人吃。“我的胃部在1967年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什么水果都不能吃。”桌子上还放有一大袋药,每隔几个时辰,高耀洁就要从袋子里各种瓶瓶罐罐中摸出一大把药吃下去。“每天都得定时吃药,活一天是一天,一个月药钱得1000多,太贵了。”高耀洁抱怨说。中午吃饭,高耀洁看了菜单,向记者直摇头,“太贵了,我下乡一碗羊肉汤2元,一个饼5毛。”但从1996年至今,就是这个什么都嫌贵的老人自费印发了124万份预防艾滋病宣传页,2001年,她用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给她的“乔拉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的2万美元奖金和福特基金会1万美元的捐款,加印了《艾滋病性病的防治》。近些年外出讲课的收入也多半被她用少至50元多至500元转给了那些艾滋病患者和孤儿。
     “我现在愿意出来,多少时间里我都是一个人呆在家里呀。”高耀洁说的是老伴的去世。今年4月10日老伴去世,去世时,老伴的心、肺、肾都坏了,当时医生说动手术抢救,她说不用了。她用手在喉部、腹部比画,这么大岁数了,再全身开刀,多活几天,有什么意义呢。高耀洁说,“2004年底,老头病了,我就很少出来。原来手头有钱,自己下乡或者雇人下乡。2005年以后,我更不能离开病房,手头也没钱了。”吴静说,高耀洁以前读过《孝经》,老伴去世之后,她辟出了一个房间,设了灵堂,要守孝三年。很多人劝高耀洁,说老人80多岁去世,是喜丧,高耀洁说她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她还是伤心。“老头百日以后,艾滋病人又陆续找上来了,我又发现了44个新病例。”高耀洁说,她现在要继续走出去。
    她这一天的行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早上是媒体采访,下午和北京各高校学生座谈会,晚上是两个小时的演讲。她的精神一直很好,因为河南口音很重,她有意将语速慢下来。有些耳背,她便不停提醒对方声音大点,而自己说话更是中气十足。记忆力更是惊人,她能清楚地说出每一个被问及的与她相关事件的准确日期。只是每一项活动的空隙,她都会上床躺一会,发出沉重的呼吸声,只有这时候,她才像一个80岁的老人。
    血传播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1996年4月7日,退休的妇科医生高耀洁在河南某医院参与会诊一名42岁的女病人,最后查明,这是一位艾滋病患者,因子宫肌瘤手术输血而感染病毒,21天后,病人撒手西去。而在此之前,高耀洁的印象里,只有吸毒和性才能传播艾滋病。女病人被确诊后,其丈夫被一遍遍抽血检查,结果是没有感染艾滋病。“这是我接触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检查的时候我没带手套,后来非常害怕,好几年才放心。”女病人用的是血库的血,这让高耀洁震动很大,之后,她开始广泛地与艾滋病患者接触,至今10年。
    在由她编写、免费赠阅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的印刷品中,高耀洁用发生在上蔡、项城、鄢陵等地的实例不断佐证着自己的观点:在中国,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因为采血感染的。在接受记者采访、和学生座谈以及演讲的时候,高耀洁一遍遍强调:血传播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而不是某些人说的吸毒传播和性传播,而输血传播大于卖血传播。
    “某些人”是她认为的“相关机构的御用文人”。前一段时间,有人写文章称,一个妓女能感染多少例艾滋病,并附有相关数据。高耀洁就按照数据统计了半天,得出结论,全中国人很快都会感染艾滋病。她说,“这种荒谬的文章的目的就是强调性传播,从而掩盖政府失职的责任。”高耀洁喜欢引用流传在河南一地的打油诗:“乡骗镇,镇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2003年12月,吴仪会见高耀洁。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高耀洁说,“他们在骗你。”
    1995年3月,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发布通知,大规模取缔血站。因此许多人认为,艾滋病大规模由血液传播的蔓延之势被遏制了。甚至连老朋友桂希恩都在网上说,“在我们国家,我还是相信血和卖血或者献血或者是输血这个途径感染已经基本控制了,但是吸毒还没有解决,还有性传播也越来越多。”但是高耀洁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她在新浪博客上说,“关于艾滋病血液的传播问题,不是又有抬头,而是根本没有解决。”在她看来,非法血站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由公开转为地下。“在中国血源缺乏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制止非法采血?800CC的血,只卖50元,这么高的利润,血头怎么可能放手?”高耀洁说。
    “艾滋病并不是河南的专利,血液传播是个全国性的问题。”高耀洁很固执,“我走过了全国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几百个村庄,见过几千个艾滋病感染者,那么多由于贫困而去卖血的农民怎么会是性乱、吸毒感染艾滋病的呢?”高耀洁手头有许多鲜活的例子,很多都是河南以外的地区:有个年轻人最近自发到高耀洁家里照顾她,并帮忙在网上发帖发文,他的孩子2002年在北京某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现已病发。她的博客上刊登了一个叫周洪强的家长的来信,其子周枫林2004年10月22日出生,次年8月23日、9月1日因病在医院输了两次血小板,染上了艾滋病,2006年6月9日死亡。
    “我听说过有人吸毒得了艾滋病,也见过一例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但这不是主要的传播途径。”高耀洁说。吴静曾在河南乡下呆过一个多月,和艾滋病患者生活在一起。“这两年卖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一茬茬的死,很恐怖。”吴静说,“高老师之所以强调血的问题,是因为她认为艾滋病被中国人理解为脏病,吸毒或者作风淫乱才得病,艾滋病人被歧视,所以她要还许多艾滋病人清白。”而和高耀洁非常熟悉的防艾志愿者胡佳也说,“国外至少没有像中国这样集中爆发有偿献血和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高老师哪怕是盲人摸象,摸到了一条象腿,起码它是真的。她没有跟风。”
    歧视、贫穷和恐艾症——三座大山
    高耀洁将“歧视、贫穷和恐艾症”称为压在艾滋病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在高耀洁接触过的病人中,因为患病,孩子被退学,亲戚、邻居全部断绝往来的屡见不鲜。“我有时候一天接到100多个电话,许多人惶恐不安,认为自己得了艾滋病。”一个女志愿者曾与高耀洁下乡调查,不小心弄破了手指,之后哭了几天,认为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另外有人来信,说是自己嫖过娼怀疑得了艾滋病,找了十几个医院检查,结果证明没有感染,但他仍然不相信。一些专家和学校也对艾滋病表现冷漠,高耀洁曾将一些防艾材料寄给中科院的一位知名院士,没几天,材料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前不久她给河南、湖北、江苏等地的图书馆发书,发的是她编辑的《中国艾滋病调查》和《艾滋病与性病的防治》,写明了是免费赠阅,后来有图书馆将书退回来,认为她是“先发书再要钱”。
    曾有官员和高耀洁说,“为什么艾滋病人不找政府找你?”高耀洁和许多艾滋病患者的关系都很好,有一次开艾滋病会议,有病人找到了会场,两个人就一起回高耀洁住的地方聊,聊久了,高耀洁就倚在床上睡着了,半夜醒来,发现那个病人也钻进了被窝。最多的时候,6、7个病人一起到高耀洁家里,同桌吃饭。熟悉了,许多话就说给高耀洁听。有个患者说,“我要抽自己的血去扎人,专扎坏人。”高耀洁问,“你怎么区分好人和坏人?”“坐好车,大腹便便的。或者舞厅里,黑灯瞎火,扎一个算一个。”高耀洁还认识个叫张夏的孩子,一家有5人因为感染艾滋病去世。2002年夏天,读小学5年级的张夏辍学了,他在砖厂打工每天挣10元钱维持生活。他后来在臂膀上刻下了“忍”、“仇”、“杀”等。“艾滋病人是很大的社会问题,必须解决。”高耀洁说。
    害怕大发艾滋财的人
    下午的学生座谈会上,有个男学生问高耀洁,“你希望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吗?”高耀洁一下子激动起来,话语哽咽,老泪纵横。她说,“我现在是生不如死呀。”“我现在是一个圈套套着一个圈套,挣脱不出。”又说,“我不希望你们做接班人,压力太大了。”
    “在河南乡下,有人扬言,抓到我一次,500元。”高耀洁又指着记者说,“你是50元。”“那你有被抓住过吗?”“没有,以前我都是坐公交车去,现在我雇车去,我不想被他们抓住。”高耀洁笑了。
    高耀洁在博客上刊登了自己写于一年前的遗嘱,上面说:由于晚年从事“防艾”和“救孤”工作,引来了不计其数的骗子和政客来找麻烦。如2003年9月那场离奇的官司,2005年又招来所谓“108名中国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闹剧,我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骗害他人,给中华民族丢脸。我死之后,也不能让这些家伙们在我名下行骗获利……永远销声匿迹,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如“基金会”“教育中心”等,搞行骗或闹剧,让那些“能人”获利,危害他人。
    “防艾圈太大太乱了,”高耀洁说,“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太多了,这些年艾滋病问题上多少人说了多少假话呀。”高耀洁害怕的是那些“大发艾滋财的人”,曾有人去偷她所著的《一万封信》的书稿;有建筑工人给高耀洁来信,说是一起合作开艾滋病医院;有人打广告宣称“8代中医专治艾滋病”,高耀洁公开打假,最后被告上法庭,官司赢了,她却身心俱疲。“我有时候想隐退,不想再声张了,不能辛苦十年,最后却晚节不保。”高耀洁说。
    “退休之后我写了7本书。”高耀洁说。但这些书出来得都不顺利。《中国艾滋病调查》出得最快,只用了三个月,但现在也停止再版了,高耀洁家里堆有最后的几十本。《一万封信》宣传得很火,发行量并不好。《艾滋殇》写于2004年,出版社拿走了初稿,但一直出不了书,最近高耀洁将书稿要了回来,加了一些新的案例,继续寻找新的出版社。她最在意的《十年防艾路》今年3月就将书稿交给了上海的编辑,但春天推夏天,夏天推秋天,书还是没有出来。到北京的当晚,高耀洁就给编辑打电话,说了40分钟,还是悬而未决。高耀洁气哼哼地说,“这是编辑的问题,又是说要我掏钱买书号,我没钱,又说要加光盘,那样书就贵了……我想找个出版社,不用给我稿费,给2000本书,定价不要太高就好了。”“《十年防艾路》不出来,死不瞑目。”
    中饭后,高耀洁挽着记者在校园里散步,学生来来往往,没有人认出高耀洁。阳光很好,她的心情也好起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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