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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06年书单-文化冲突与制度选择/范福潮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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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7年1月05日)
    
    
    南方周末   2007-01-04
    
    
    
      
      
    
范福潮(作家)
  

  □范福潮(作家)
         
      2006年10月份,书店上架两部新版的旧著:一是许倬云著《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一是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5册,以下简称《史话》)。前者15年前曾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者1957-195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全8册,我有一套1978年3月的第二次印刷本,小32K,第一册0.44元,后几册多是4毛多,一套书3元多钱。新版书名前加了“武夫当国”四字,颇感别扭。
      中西文化冲突以及衍生而来的制度选择,是治中国近代史者一个亟需考究的问题。这两部书恰好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许著把中西文化冲突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考量,与海外学人钱穆、余英时、殷海光、林毓生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相互发明,功力坚实,脉络清晰,抽丝剥茧,阐释因缘;陶著则把中西文化冲突最为激烈的民初历史作一全景描绘,立宪共和,民乱党争,自治统一,军阀混战,以报人的敏锐和细腻,把17年的乱局梳理得极有条理。
      1840年前,中国历史上虽经无数的改朝换代,都未发生在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新朝几乎全盘继承旧朝的政治制度(或作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以利于新朝的统治),即使发生元代宋、清代明这样的异族入主的情况,文化的根基依然坚固,异族文化逐渐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但在1840年后,情势逆转,中国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多次卷入战争,且每战必败。洋务运动的发展扩大了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社会的接触层面,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各个方面渐次深入,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成为维新之士的时尚——清朝的每一次失败都被他们解读为文化的失败。这种失败的戾气笼罩心头,愈积愈深,由器的层面(技不如人)到制度层面(要求变法)继而漫延到文化层面(认定中国文化为现代化的障碍)。甲午战败后,眼见日本这一蕞尔岛国经明治维新20余载即打败文化悠久的天朝大国,变法之声,汹涌澎湃。“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康有为《上皇帝书》),尤其是在10年后日本再次战胜俄国,对中国知识界的冲击更大,有识之士看到了“立宪”的效力,“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立宪纪闻》)江苏立宪派首领张謇致袁世凯书中亦哓哓鼓噪:“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中俄因守旧而失败,成为朝野共识,大势所趋,清廷被迫作出让步,于1906年7月13日宣布筹备立宪诏书,承诺在1913年开国会,行君主立宪政体。由于清廷的自私,企图借立宪之机为满人争得更多的权力,巩固摇摇欲坠的政权,终致汉族疆吏和立宪派的不满,仅过了5年,清室便在革命党造反和权臣的逼迫下黯然退位。
      “君主立宪”成了泡影。中华民国选择“共和制”,成了南北议和时孙袁两派妥协的产物。既没有深入研究和充分准备,也没有过渡和实验,总统、内阁、议会、宪法、司法、自治、政党、选举这些英美已经熟练运作几百年的政治体制被全盘照搬到中国。从1911年各省独立到1927年国民军北伐胜利的17年间,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成了政体的实验场,党派与军阀、军阀与军阀、党派与党派在角逐权力的过程中选择于己有利的体制。知识界的骚动和震荡不亚于政坛,伴随着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的是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吸纳。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两种思潮分道扬镳,在制度选择上则表现为:一派选择三民主义,主张渐进宪政,走英美之路;一派选择社会主义,走苏联之路。
      无论是梳理中西文化冲突还是中国近代史,都要避免功利心和情绪化。殷海光分析同时代人的治学态度时自省道:“近几十年来,无论是赞成西化或主张保守中国文化,大抵是从这类个人的利害原因及情绪作用出发的,很少根据文化学等等作客观的认知。”(《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P160)近百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多次面临亡国危险,救亡图强成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心态的浮躁和行动的激进使得中国近代史上关键时期的重大事变,都是在当事人、当权者的功利心和情绪化的驱使下发生的,思想批判和制度选择全是那么迫切,知识分子、执政的军人和政客都只关注当下问题,不计后果。看看孙文、黄兴、宋教仁、袁世凯、段祺瑞、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民初的思想演变和政治活动,看看民初的党争、政争、战争和思想论战,感慨殊深,历史不给他们机会,去从容地思考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文化冲突和历史事件互为阴阳,《史话》为同期的文化冲突作了注解。报人写史,意在普及,洋洋百万余字,生动再现民初历史,陶先生厥功甚伟。此书并不限于写北洋军阀,南方军阀和国民党的活动也着墨不少,它是我了解民初历史的入门读物。陶先生的《袁世凯演义》(中华书局,1979)也很精彩,两本书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大同小异,后者较详,故事写得更生动,印数也大得多。以细节而论,《史话》习惯用概括性语句简述,如第7章第4节“袁发表四巨头联合宣言”一段,写孙袁会谈、孙去拜会前清摄政王载沣、前清隆裕太后命贝子溥伦在金鱼胡同那桐宅欢宴孙黄二人等事,只用了600多字,而《演义》的描写却很详细,写了1.2万多字。尤其那段:
      袁听到这里,兴奋得无以复加,站起来引吭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站起来回答:“袁大总统万岁!”(P235)
      写得生动极了,但却用了记者写新闻的笔法。
      曾任清朝陆军部郎中、禁卫军秘书处处长的恽宝惠先生著文《辨证〈史话〉及补充史料》指出《史话》第1册第6页“袁世凯最善于逢迎当权人物,先后打通西太后亲信李莲英、满足大学士荣禄”云云,与事实不符,写了李与西太后关系的实情,补充了不少史料。他说:“在今日而谈若辈史料,或证之于名人笔记,或听之于可靠的传述,尚能实得五六,若以编印投机的野史,影射名人的小说,而即以为可信今而传后,则作者殊未敢轻于附和也。”(《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P184)《史话》毕竟不是信史,海内外出版的清末民初史料卷帙浩繁,详略得当者如《北洋军阀》(来新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至1993年4月出版),读者自可参读甄别。但它也不是野史,只是一部比较可靠的历史知识普及读物而已。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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