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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画家严正学的故事(之一)/RFA张敏
(博讯200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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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权画家严正学的故事(之一)
     (博讯 boxun.com)

     RFA张敏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
    
    *不能聘请律师的被囚者*
    
     中国大陆维权人士、画家严正学先生10月18日在浙江台州被警方带走。11月1日,他的妻子朱春柳才收到对严正学的刑事拘留通知书。
     一周后,朱春柳委托李建强律师代理此案,但警方没有批准朱春柳为严正学聘请律师的申请。
     11月15日,朱春柳又收到台州市公安局对严正学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通知书。
     严正学先生现在被羁押在台州市路桥区看守所。
     警方至今没有批准亲属为严正学聘请律师。
    
    2007新年来临,听不到关于严正学先生的任何消息 。他什么时候才能获准聘请律师?什么时候才能与律师见面?
    
    近年来,严正学先生多次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采访,谈到他的人生道路和心灵历程--
    
    * 从书稿《阴阳陌路》谈起 *
    
     严正学先生原是北京“圆明园艺术家村”(又叫“画家村”的村长。这个画家村在1993年前后曾被中外多家媒体报道。严正学先生当时还担任浙江省椒江市(现在叫台州市)人大代表。他在任期间被投入监狱,以后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两年。
    劳教期满后,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在北京举办了“严正学狱中画展”。两年多以后,他完成了一部四十五万字的书稿《阴阳陌路》,陆续在互联网上发表。
    
    * 我的一个艺术行为:检验中国的法律 *
    
    2002年4月,严正学先生在北京说:“《阴阳陌路》是我被共产党关押在北大荒劳教农场里面,每天偷偷写下的日记。
     因为我当时作为一个人大代表、画家村的村长,北京市公安局殴打了我,把我打成重伤,我的一个‘艺术行为’,就是检验中国的法律。
     我起诉了北京市公安局,结果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起来,送到北大荒劳动教养。
    
    * 狱中日记 *
    
    我觉得中国的法律非常荒唐,而且也是非常虚假的。所以我在牢里每天偷偷记我的生活日记,出来以后就把它整理成文字,作为我两年在北大荒的真实生活记录。”
    
    问: “您在北大荒具体什么地方?”
    答: “齐齐哈尔‘北京市双河劳教所’。”
    
    问: “在中国,按说劳动教养和判刑不是一回事情。您在那里过的是劳动生活还是监狱生活?”
    答:“本来说,那个地方应该是劳动教养的地方,有别于监狱的。但是偏偏劳动教养地方比正规的监狱还要严格,限制人身自由还要厉害,是个非常残酷的地方。
    我被关过黑牢,被六根电警棍电了三个小时。我们跟刑事犯关在一起,跟他们的斗争,跟管教的斗争,以至我在里面绝食抗议,都原原本本真实地每天偷偷记下来。”
    
    问:“您现在把这些传出来,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答:“公安已经把我的书稿给拿走了,而且他们说,你的书不能出版。国内曾经有出版社已经跟我签约,准备出版,那是1998年。但是1998年以后,政治形势有了变化,出版社一直没有敢出。再以后,因为文字光盘在国内好多朋友都拿到了,在网上也出现了。”
    
    问: “您在<<阴阳陌路>>这部书中特别想告诉读者的是什么?”
    答: “我想告诉读者,我体验了中国监狱里的生活,把我所有的感受都写在书上”。
    
    * 非常渠道 *
    
    问:“监狱里一般都看管很严,您怎么能写东西?又怎能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再带出来呢?”
    答: “中国的监狱三、五天、一个星期都要‘清间’,全面搜身。我每次写了以后,怕他们‘清间’,每次把写得很小的文字都一张纸撕成两半,放在两个地方。我在监狱里还画了很多画。
    北大荒冬天是非常冷的,我只能在穿了皮大衣到野外去劳动偷偷上厕所的时候,把那些写的文字和画的画,用塑料袋包好几层,偷偷丢到厕所粪坑里面.粪坑因为天气冷,大小便下去都是结成冰的.文字跟画稿在里边根本不受影响。
    一些劳教人员刑满释放的时候,就让他们偷偷从那个地方拿出来,给我带到北京,以及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来探亲,包括我自己出狱的时候,从那个地方把它带回北京。所以这些文字是经过了非常的渠道,包括我在北大荒劳改农场画的一百来幅很大的画,都是从那个渠道偷偷地运出来的,是非常不容易保存下来的。”
    
    *《阴阳陌路》选段*
    
    以下摘录书稿<<阴阳陌路>>中的一段,严正学先生记录了他最初入狱的感受。
    
    “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看守所橡皮牢房的墙是软的,而且时刻有牢头看着我。这分秒难熬的时刻总算过去了,我终于被送出看守所。警车呼啸着开过阳光灿烂的市区,望着拥挤的人流,我想这一切都是我再也享受不到的了。
    到大兴团河农场,先去团河公安医院检查,查出有高血压和肾伤的结果后,医生在检查表上写了‘不合格退回’。但我没有被送回海淀看守所,却被押去严管队,塞进了禁闭室。
    我被推进一所暗无天日的特大牢房,房中间是两排和南方公墓一样的禁闭室,每排约二十五间。他们打开了第四十九室,门锁是费了好长时间才打开的,大概是长期没人蹲过。
    
    不到两平方米的黑暗牢房里,布满灰尘蛛网。这时又听到有警察故意压低嗓门私语‘这就是吊死过人的那间小号。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曾在此自杀身亡。’我被推了进去,警察同时塞进一个小便提桶,两个塑料小碗,铁门就关闭了,风门也给反扣上,仅留下个一厘米见方的小孔。
    
    沉重的铁门上锁声,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噪音,一道道铁门撞击声都宣告,我将在这幽暗的黑狱里被禁闭。我沉入了一个绝对黑暗的世界。一种莫名的恐怖和死亡向我袭来。七七四十九的人生,二九一十八的魂,溯宇儿横尸街头的惨状,这一切都像走马灯式的闪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接着是‘八九’广场。。。九九归一。如今,我这个民选的人大代表就这样被投入黑牢。
    ‘我要抗议!’我用拳头捶打着铁门。然而,在这与世隔绝的场所,一切抗争已纯属多余。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色中,只有时间是真实的。我跌落千层地狱,万丈深渊,只能睁着眼睛,看着包围我的全部黑暗。”
    
    * 少年严正学 *
    
    严正学这位画家,究竟为什么被关进监狱?
    当时在北京的严正学先生讲述了在书稿<<阴阳陌路>>背后,他曲折的人生故事。
    
    严正学先生1944年生于浙江海门,就是现在的浙江台州。
    严正学说:“我1951年上小学。一年级以前,父亲被抓去了,时间应该是1951年上半年。”
    
    问: “当时的事情您还能记得吗?”
    答: “这天夜里,朦朦中发现我家被砸开了,有许多荷枪实弹的人把我家给抄了。因为我父亲是一位原国民党团县职的文官,当天晚上我看着他被押走了。
    我的父亲在昏暗的夜色中消失。我生活的那个小城镇,街道上竖满了‘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标语,当时我内心就产生了一种恐惧惶惑。我刚刚写字,我就想我的姓怎么会和这个可怕的文字连在一起,也许这是一种宿命吧。”
    
    问: “您是说,您的姓氏正好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严’字。您的父亲被逮捕之后,到底被判多少年刑?”
    答: “当时判得很重,判了‘无期’。我的母亲一直给他申诉,关了将近十年以后,又‘留场’了十年.”
    
    问: “判刑的罪名是什么?”
    答: “就是‘历史反革命’吧。”
    
    问: “他服刑是在什么地方?”
    答: “在山西那个煤矿里面。”
    
    严正学先生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他说:“母亲是助产士,妇科医生。我的姐姐以后学了医师学校,也是助产士、妇科医生。我最小。”
    
    问: “能不能谈一谈少年时代给您印象最深的事情?”
    答: “我父亲被抓了以后,在当时环境里,我被任何人都看不起,因为我是一个‘反革命’的儿子。次次遭受人生的冷漠。所以,我很早就感到空虚,渺茫.为了逃避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一直拼命埋头学画画,希望在绘画世界里,找到一种平衡。因为我在其它地方没有办法发展自己。”
    
    *访严正学的启蒙老师*
    
    五十多年前教严正学绘画的启蒙老师陈淦先生,现在还住在家乡浙江海门.他是海门电影院美工,已经退休的陈淦先生还记得当年的严正学和他的家境。
    
    陈淦先生说:“当时他妈妈在医院里工作,比较忙,比较辛苦紧张.他爸爸蛮早的进了劳改场里.他这个条件不是很好,总之,被另眼看待的了。”
    
    问: “您是怎么认识他,后来开始教他画画的?”
    答: “他家离电影院比较近。因为我们的爱好比较一致,也熟悉了。我感觉他人很聪明,在学习上很不容易,而且他胆子也很大,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刻苦钻研。
    他喜欢画画,而且很活跃。他很喜欢搞人物画、速写什么的。因为他人灵光,自己也比较有独立生活能力。他家还有一个哥哥。我觉得他很不容易就是自己能够在学习上、知识上闯出路子,精神可贵。”
    
    * 一九五七年印象 *
    
    学生时代的严正学,课余时间沉浸在绘画中逃避现实。但是社会现实还是强烈地刺激他,给他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
    
    严正学: “1957年,我刚刚在浙江省海门中学上初一,当时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叫施英(音),他是新四军转业干部。1957年刚刚反右派,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亲眼目睹了这个不肯认罪的右派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拖到厕所。在我眼前发生的那一切是非常残酷的。我看到提着我的语文老师的脚,把他的头往粪桶里插。因为我是小孩,就站在前面。”
    
    问: “这位老师后来情况怎么样?”
    答: “他人没死,插了几分钟后,把他拉出来。当他最终被拉出粪桶的时候,我看见他头上都是粪便,屎尿聚集在他头发上,往下滴,顺着瘦小的脸往下流淌.最后就停在他咬紧牙关的、满是鲜血的嘴旁边.但我很佩服他污秽头颅里边不屈的精神。
    有一天,我在没有旁人的时候,对着这个在菜地里劳动的右派,叫了声‘施老师’,只见老师抬起头,他眼眶里面充满了泪水。
    没多长时间,那个施老师的岳母,受不了那种刺激,跳楼自尽了,尸体就在校园前面河边躺着。以后施英老师被送去劳动教养,最后死在劳动教养的地方。”
    
    问: “这件事对您后来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答: “我看到这一幕幕‘反右’很残酷的场面,觉得长大应该做一个坚持正义的人。”
    
    * 苦力兄弟 *
    
    问: “您后来又有哪些经历?”
    答: “我和我哥哥因为那时候社会的‘阶级成分论’,升不了学,也找不到工作。我初中毕业之后就跟哥哥去作苦力,拉车。”
    
    问: “拉什么车?”
    答: “拉大板车,拉煤啊,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生产资料之类的东西。”
    
    问: “您作苦力多长时间?”
    答: “作了几年。那时候是‘三年自然灾荒’,我拉车饿极了,什么也没的吃。我们兄弟俩相依为命。妈妈已经下放了,我们就吃糠、树根、柞皮、番薯叶子,野草。。。都吃过,吃完了。人成批成批一片片饿倒,死了。那时候大陆的饥荒非常厉害,而且我恰恰那时候作小工.
    
    *地上饿殍与画中天堂 *
    
    政府也要我去画画,因为我已经显示了画画才能。政府要我去画那种卫星上天、高产火箭,还有大跃进、共产主义是天堂之类的壁画,我心里非常不能够平衡。我想我的壁画下面就躺满了饿殍,冤魂四野,到处都是饿死的人,没得吃的人。而且我呢,偏偏要去画那种虚假的东西。
    我的内心受到谴责,这边是大炼钢铁,那边是地里荒了长不出粮食,然后大家把什么东西都吃完,饿得生浮肿病,一个村子一个村子,一片一片饿死掉。饥寒交迫的时候,我选择逃离这个城市。
    我想到更大的地方去,像到上海去。那时候是1961年,也是‘自然灾荒’最严重的一年。母亲给了我三十几块钱,把我送上到上海的轮船。”
    
    *从上海城隍庙到艺术殿堂 *
    
    问: “您到上海后情况怎么样?一个人在大都市里怎么生活?”
    答: “一到上海,我的十几块钱就被小偷偷走.我成了流浪少年。我在上海街头没饭吃,几天也找不到工作。
    为了谋生,我最后到上海城隍庙给人家画人像,我活下来,而且锻炼了我的绘画技术。以后提高了绘画技巧,以很好的成绩考进浙江美术学院附中,当时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在叫中国美术学院。我进入了艺术的殿堂,开始艺术深造。”
    
    问: “可以说是如愿以偿,进入学校后,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答: “进了学校以后,我看我真正是被作为宣传机器去培养的。学校给我们灌输的是一整套怎么去为政治服务,画那些宣传的东西,学《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共产党给我们洗脑,把我们变成宣传工具,你不接受还得接受。
    
    * 又一位老师之死 *
    但是,有一件事又震撼了我,我是抱着一种艺术的理想去学府深造的。当时我一个很崇拜的老师,他叫于长弓(音)老师,是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很得意的门生,他从苏联留学回来,是我们学生很崇拜的一位老师。但是他不明不白地因为种种因素,在被窝里,大白天拿刮胡子刀片把自己喉管给割了,而且我看到他在血里面挣扎,救护车来了以后,把纱布填到他喉管的时候,他又用手把自己的喉管给掐了,死掉了。
    我当时就想,为什么这样一个很有艺术才华的老师,这麽残酷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这血淋淋的场面,使我很清醒地感觉到他就想是要摆脱这个现实。
    
    *到马列主义中去找答案*
    
    我开始觉得,我学了画画还不是去说假话吗?所以我当时就整天在学院的图书馆去寻找答案。我天天去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哥达纲领批判》,以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等。这些书都让我翻遍了,但是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跟现实生活对比,使我越来越糊涂,我甚至觉得存在的一切都是欺骗。
    
    那时候,我朦朦感到,就算马克思主是义一本真经,也是被歪嘴的和尚给念歪了。
    
    *浪迹天涯*
    
    我产生了要离开这个艺术的最高学府的想法,要去寻找真实的人生。所以,到1965年,我就背着画夹,从浙江美术学院陈列馆前面 围墙上翻过去,不辞而别,浪迹天涯,走我的人生路去了。”
    
    问: “您说浪迹天涯,当时往什么方向走?想达到什么目的?”
    答: “我当时觉得艺术还能去表现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表现边远民族的生活,我就往新疆去,希望在新疆能找到一片新的艺术天地,1965年夏天到了新疆。
    我的目的地是乌鲁木齐,但是现实把我的想像都粉碎了。.到了乌鲁木齐以后,根本找不到工作.,举目无亲。乌鲁木齐车站到处都是‘盲流’(当时被称为‘盲目流窜者’的简称)。那些人去找工作,都没工作,晚上紧紧的一片,几百个、上千个人都在车站里住。收容站的人会开车来抓我们,去劳动、做苦工,好多人没法生活下去,就卖血,或者去山上采中药。.”
    
    问: “那您靠什么谋生呢?”
    答: “我跟着那些到新疆找工作的‘盲流’被收容了,送到戈壁滩里一个劳改农场样的地方。因为收容了我们,它变成一个农场,我就在那里先呆下来。
    因为我是南方去的,穿着塑料凉鞋。没鞋子穿,只能去垃圾堆里捡那些劳改犯扔下来的棉鞋。没有棉被,没有衣服,良种繁育场给我们发些棉花,做件棉衣,我就开始在那里劳动生活。
    我掉入了人生最底层,理想全部给粉碎了。但是好马不吃回头草,虽然学校当时也在找我,希望我回去,家里也希望我回去,但是我决心呆在那里,不愿回去。我觉得人生的路还是自己走出来的吧.”
    
    问: “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当时的生活环境?”
    答: “这是个很封闭的地方,周围是很大的戈壁滩,工五团就是戈壁滩里一小块绿地,有几百个‘盲流’收容在里边劳动。在那个地方根本跑不出去,跑出去要麽冻死,要麽给狼吃掉。我去割麦子,以后挖水渠,天天干体力劳动。但是劳动之余,我也画画。”
    
    * 苦难中的罗曼史:有情万里来相会 *
    
    严正学为自己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他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的学生,变成新疆戈壁滩上‘盲流’收容地的苦力。就是这位坠入社会最底层的苦力严正学,赢得了浙江家乡一位姑娘的爱情。
    
    严正学讲他苦难中的浪漫故事: “文化革命最高潮的时候,我结婚了。我的爱人朱春柳,也是我的同学。她在当时,算是出身比较好的,工人出身,所以她是学校里被重点培养的学生干部,也是团支部书记,但是我跟她应该说是不相配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学生,也是‘成分’很差的,我父亲当时是‘反革命’嘛,我是没办法升学的。
    所以,我们的感情可能是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吧。她也喜欢画画,喜欢书法.所以讲,是一种艺术的爱好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以后因为我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不上学跑到新疆去,她高中毕业以后,决定到新疆来找我。1965年,她一个人乘火车上新疆找我,最后找到我,.我们就在新疆结婚了。”
    
    与严正学患难与共三十六年(到2002年)的他太太朱春柳现在居住在北京。我访问了朱春柳女士.
    
    问: “您当时怎么有那么大决心,到戈壁滩上的农场去生活?”
    答: “我跟严正学是小学、中学同学,.当时因为我画的画在文化馆展览,他看到了,就来找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当时我们都年轻,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我觉得他这人与众不同,有才华,有个性,人也比较正直,我就喜欢上他了。他对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以后他离开学校到新疆去了。那时候我想,我反正是喜欢他的人吧,也不管他家庭背景什么这些。我的家庭是工人出身,他的家庭因为父亲的事,在当时那个‘唯成分论’时代总是有压力的。我家父母当时也主要是看我自己喜欢就行了,他们也不怎么多管。”
    
    问: “他当时父亲还在监狱里吗?”
    答: “对啊.”
    
    问: “您当时受到些什么样的压力?”
    答: “当时压力是很大的.我要好的同学都到我家来做我的工作,叫我不要嫁给他。那个时候,都是我自己一直坚持下来,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自己喜欢,就照自己想的做了。(笑)以后就到新疆去,千万里找他去了。(笑)”
    
    (待续:<之二>题目预告:“走向画家村”)
    
    “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以上节目可在自由亚洲电台WWW.RFA.ORG普通话节目网页“心灵之旅”专栏收听。 收听更多“心灵之旅”节目,阅读更多节目文字稿,请在该栏目介绍之下点击“心灵之旅档案库”,或直接用Google搜索“心灵之旅档案库”。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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