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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天予-周国平名誉权诉讼终审判决
(博讯2006年11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博讯 boxun.com)

       民事判决书
       (2006)高民终字第9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天予(CAO TI^N YU),男,1941年7月16日出生,美国国籍,波士顿大学研究员。
      委托代理人张思之,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以钢,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国平,男,1945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
       委托代理人鲁哈达,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道日纳,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江文艺出版社,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雄楚大街268号。
       法定代表人方平,常务副社长。
      委托代理人道日纳,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威,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天予因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二中民初字第07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曹天予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思之、吴以钢,被上诉人周国平及其委托代理人道日纳、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道日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5年5月,曹天予向原审法院起诉称,1962年至1964年间,我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周国平为同学。“曹秋池”为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使用过的笔名。2004年7月,周国平所著自传《我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以下简称《岁月与性情》)出版发行,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我判决自己诚实”,内容表明该书是作者以真实身份对自己经历的历史的记载,而非虚构的文学作品。周国平在该书中毫无事实依据地指责我“利用”、“出卖”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将郭世英之死J/刁咎于我,并以侮辱性词语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以及人格贬损,严重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具体事实如下:一、周国平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在书中指责曹天予“利用”、“出卖”郭世英,并将郭世英之死归咎于曹天予。1、采用虚构事实或者借他人之口的手段,指责曹天予“告发”了“X小团体之事”。相关文字见《岁月与性情》第91、92、93页。2、周国平以“知情人”的身份,将1963年被定为反动组织的“X小团体”的遭遇毫无根据地断定为导致郭世英死亡的原因。相关文字见《岁月与性情》第71、95、96页。3、虚构事实、主观臆断误导读者,将郭世英之死归咎于曹天予。相关文字见《岁月与性情》第134、135、137页。4、无端指责曹天予“利用”和“出卖”郭世英,毫不掩饰其对曹天予的仇视。相关文字见《岁月与性情》第102—103页。二、借人之口,使用侮辱性言词宣扬曹天予“经常撒谎”、“虚伪”、“总是在演戏”,甚至编造情节,说曹天予有“演戏冲动”,把曹天予描绘成一个人性扭曲、心理病态的人。对曹天予的人格肆意丑化。《岁月与性情》一书出版后,曹天予被舆论界普遍认为是X小组的出卖和告密者,如2004年12月13日大连日报“从轻盈到沉重”一文在对该书的评价中写道:“书中有关X小组和郭世英(郭沫若之子)、曹天予的描写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当事人之一的曹天予在书中被化名为曹秋池, 以一个告密者的形象出现。……而周国平则表示,郭世英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不仅 X小组事件与曹天予有关,他后来跳楼自杀也是为曹天予所累”。综上,周国平带着对曹天予掩饰不住的仇恨,利用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在《岁月与性情》一书中恶毒诬蔑曹天予是X小组的出卖者、告密者,并在书中大肆对曹天予的人品进行丑化。该书的出版发行,不论是在曹天予出生并生活了几十年的国内,还是在曹天予现在王作和生活的海外华人各界,都造成了对曹天予名誉的极大损害,性质恶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周国平应当对此负侵权的民事责任。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使得周国平的侵权作品广泛传播,应承担侵权的连带民事责任。请求依法判令:1、周国平在全国性媒体上向曹天予赔礼道歉;2、周国平、长江文艺出版社赔偿曹天予经济损失人民币10 407元;3、周国平、长江文艺出版社赔偿曹天予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00 000元;4、长江文艺出版社立即停止《岁月与性情》的发行,销毁库存并不得再版。
    
      周国平辩称:一、书中对于本案所涉历史事件的基本事实没有任何虚构或主观臆断的内容,对曹天予不构成诽谤。1、我作为本案所涉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对自己所见所知的相关事实作了客观的有分寸的叙述。在该书出版后,曹天予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承认了书中所述主要事实,即他首先通过信件的方式与口述的方式将郭世英的事告知他人,导致X小团体事发的后果。当时的所有当事人亦均证实,X小团体是因曹天予的告发而事发。因此,我书中叙述的相关内容是有事实依据的。2、郭世英之死与X小团体的遭遇是否有关联的问题。郭世英死亡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文革,就不会产生郭世英死亡的结果。我并没有把郭世英死亡的原因单一地归结为X小团体的遭遇。但是,在文革中,农大造反派整郭世英的主要理由就是X的历史问题。如果没有X小团体的遭遇,郭世英就不至于在文革中惨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令人费解的是,曹天予出于什么心理,一定要从郭世英之死的原因中排除掉X的事。而且,即使我写到X小团体的遭遇与郭世英之死的联系,这个内容本身对曹天予构不成任何损害。3、至于所谓我将郭世英之死归咎于曹天予这一指责,在我的书中完全找不到根据。曹天予错误地解释书中的内容,例如,书中叙述林铭述在郭世英死后所说的“这家伙”显然不是指曹天予,而是指郭世英。林的意思是郭死了,却把痛苦留给了亲人和朋友。令人惊讶的是曹天予为何硬要把“这家伙”往自己身上套。曹天予的曲解不能作为其名誉权受侵害的事实和理由。4、曹天予所引书中第102—103页一个段落的文字有删节,看原文便清楚,这一段话前半部分的描述对象是我自己当年在批判会上发言时的心情,这个心情可以概括为“对郭有多爱,对曹就有多恨”,“恨”的原因则是“对于郭世英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曹与他来往时仍怀着强烈的功利心,开始时利用他,最后出卖他”。同时,周国平并没有因为当时的这个心情而原谅自己,在后半部分中对自己在批判会上发言这个行为本身作了自我批评:“尽管如此,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众口一词声讨一个人而同时剥夺他的申辩权,这种方式根本就是丑恶的、非正义的,批判‘反动学生’的斗争本身就是强化思想文化专制的一个步骤,可是,由于偏激和无知,我在客观上充当了这场斗争中的一个工具。”曹天予对这个段落断章取义,断言我“毫不掩饰其对曹天予的仇视”,是对原文含义的歪曲。二、我在书中没有使用侮辱性词语对曹天予进行人格贬损。曹天予所举“撒谎”、“虚伪”、“演戏”等词语,在原书中皆有具体语境。例如,“虚伪”是郭世英所说,郭的意思是说曹天予所标榜的“共产主义”只是“一块招牌”,他并非真的要共产主义。“演戏冲动”之例,曹天予引书中一段话,但删去了曹天予向我所叙述的与于立群谈话的内容,当时我之所以强烈感到曹有“演戏冲动”,重要原因就是觉得这个谈话内容是曹天予编造的,这一点并不因为他见到了于而有所改变。而且“演戏冲动”这样的词汇完全构不成“侮辱”。曹天予还引了“是人性在非正常条件下的扭曲”一语,书中在此前有一整段话,曹天予在转引时也删去了。结合上下文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是从善意出发试图对曹的“毛病”给予同情的诊断和理解,完全没有丑化之意。我于2004年7月出版自传性质的《岁月与性情》,此书写作的初衷只是追忆和反思历史,绝无使任何人现有社会评价降低的动机。全书240 000字,其中写到“曹秋池”的篇幅仅3000余字,出现在我对四十几年前大学时代的回忆中。我在书中不用曹秋池的真名,用意正是不让一般读者知道所写的那个人是谁,同时希望书中所写的往事能引起曹天予的反省。事实上,在此书出版后,这方面的情节并未引起读者的注意。但是,从8月5日起,曹天予开始频繁向媒体发表谈话和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证实他发表的大量措辞激烈的言论直接把问题推到了公众面前,使得他本人以及他在X事件中的作用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也迫使其他几位当事人和知情人不得不出面澄清那段历史。因此,如果说书中有关曹秋池的描写“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个反响也完全是由曹天予自己鼓动出来的,而不是我书中的内容导致的。综上所述,我认为《岁月与性情》一书中没有任何文字内容构成对曹天予名誉权的侵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曹天予的诉讼请求。
    
      长江文艺出版社辩称:一、作为新闻出版单位,长江文艺出版社对本案争议对象《岁月与性情》一书的客观性已经履行了合理的审查义务,因此不应当对曹天予负担任何侵权责任。二、根据其他历史当事人已经披露出来的信息,《岁月与性情》一书有关曹天予的记述基本属实,不存在任何诽谤、侮辱的事实,因此对曹天予不构成名誉侵权。作为这段历史现存的另外几位当事人——陈志尚、张鹤慈、孙经武、丁映秋、林铭述在《岁月与性情》一书出版之后的一些公开访谈中(见2004年10月22日的《新京报》)、网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以及愿意为本案出具的证人证词中均已反复确认了该书相关内容的真实性。而曹天予除了一面之词以外,并没有提供能够证明该书存在虚构事实的任何证据。另外,书中所使用的描述性语言均是基于某一事实的评价,不存在任何使曹天予的社会品评仅仅因为上述词汇的使用而降低的可能,因此也不构成对曹天予的侮辱。综上所述,出版社认为本案不构成对曹天予名誉权的侵害,曹天予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因此请求法院维护正当的新闻出版自由,依法驳回曹天予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对特定人进行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的;或者虽未写明真实姓名和住址,但事实是以特定人为描写对象,文中有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的内容,致其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本案涉诉的《岁月与性情》一书是周国平所著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作者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描写了一些对作者产生过这样或那样影响的人和事。在“北大岁月”一章中,周国平重点描写了其所知道的郭世英以及其亲身经历的X小团体事件,其中的部分篇幅涉及到了本案原告曹天予(文中化名曹秋池)。而通过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周国平对这一部分内容的记述并非凭空杜撰。在文中,周国平虽然比较直白的表达了他对大学时代曹天予的观点和看法,有些看法甚至是负面的看法,但同时他也肯定了曹天予的“毅力”和“才分”,客观的记述了曹天予所取得的成就,并反思自己参与批判曹天予的行为是“丑恶的”、“非正义的”,“由于偏激和无知,客观上充当了这场斗争的一个工具”。全文并未使用侮辱、诽谤曹天予人格的语言,所使用的“利用”、“虚伪”、“演戏冲动”等词语虽带有一定的贬义性,但均有特殊的语境,文中出自林铭述之口贬义色彩比较浓厚的语句如“这家伙真卑鄙”,也由林铭述出具证言证明这句话是在说郭世英而并非指责曹天予,因此曹天予认为该文构成了对其名誉权的侵害证据不足,其要求周国平在全国性媒体上向其赔礼道歉、要求周国平、长江文艺出版社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10 407元、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00 000元及要求长江文艺出版社立即停止《岁月与性情》的发行、销毁库存并不得再版等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曹天予之诉讼请求。
    
      判决后,曹天予不服,上诉至本院。曹天予认为,周国平在书中污蔑曹天予出卖朋友郭世英,并暗指对郭之惨死负有间接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捏造事实丑化曹天予的人格,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其名誉,造成负面影响,构成名誉侵权,故请求撤销原判,判决支持曹天予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周国平、长江文艺出版社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曹天予与周国平曾于1962年至1964年期间共同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4年7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国平所著的自传体文学作品《岁月与性情》,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北太岁月’’中,周国平记述了其在北大学习生活的经历,并重点描写了其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之间的交往,其间还记述了其所知的郭世英参与成立X小团体、X小团体被破获及郭世英之死的情况。
    
      在回忆上述历史事件时,文章中的部分篇幅涉及到了当年与郭世英有密切关系的曹天予(书中化名曹秋池)。主要内容摘录如下:1、在“出事了”一章中,周国平写道:5月3日和4日,他(此处指郭世英)没有来上学。5月5日晚上,曹秋池突然来找我(指作者周国平本人)。这是很不寻常的,他和郭世英关系密切,和我却不曾有单独的来往。刚在床沿上坐下,他开口便说:“喔呦,真紧张,出事了。”接着告诉我,五一期间,郭世英一直没回家,他们试图偷越国境,被发现了。……曹秋池一走,我立即去陈老师家,想从他口中了解一点情况。他刚送走叶蓉青,得意地说:“过去你们不来找我,现在出了事,都来找我了!”我坐下后,他接着说:“即使你们不找我谈,我就不知道情况了?我都知道!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呢,不就是X嘛。”我听了心中一惊,知道X之事已经暴露。……当天下午,我去中关园,途中遇到曹秋池。他刚去过张家,扑了一空,遇见我后折回与我同行。他坦率地说,他的全部努力是为了让事情平息,自己不受牵连。……我看出来,他(郭世英)极厌恶曹秋池。有一次,他问我:“你要不要我搞曹秋池一下?”我说:“算了吧,就让他混,反正也混不久。”……还有一次,我看见他(郭世英)和张鹤慈一起把曹叫出去,曹一脸晦气。我隐约感到,是曹告发了X,后来陈老师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三十六年后,我见到张鹤慈,从他那里知道了稍微详细一些的情况。据他说,1963年三、四月间,曹写信给郭沫若的秘书,告发了X小团体之事。其后风声甚紧,郭世英和他便筹划从云南方向偷越国境,但事实上并未实施。2、在“幼稚的复杂”一章中,周国平写道:早就听世英说,一班有几个不错的人,他最欣赏的是方小早。……原先他(此处指方小早)与曹秋池的关系之密切,不亚于我与世英。现在,我没有了郭,而他也和曹疏远了。疏远的原因是,他发现曹经常对他撒谎。即使在疏远之后,谎言仍在继续。……当时曹在追求东语系的一个女生,曾向他吹嘘如何与她跳舞,互写情书,互赠《叶普根尼·奥涅金》中的诗句,如此等等。不久后真相大白,事实是那个女生没有理睬曹的追求,最后曹威胁要杀她,她向校方求救,曹收到了校方的警告。3、在“不得不提及一个人”一章中,周国平记述了在第二学年末对曹秋池进行批判的情况,他写道:曹一直担心X案会殃及他,终未能逃脱……我的确爱憎分明,对郭有多爱,对曹就有多恨。我恨的是,对于郭世英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曹与他来往仍怀着强烈的功利心,开始时利用他,最后出卖他。不过,尽管如此,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众口一词声讨一个人而同时剥夺他的申辩权,这种方式根本就是丑恶的、非正义的,批判“反动学生”的斗争本身就是强化思想文化专制的一个步骤,可是,由于偏激和无知,我在客观上充当了这场斗争的一个工具。……曹秋池人缘不好,公平的说,原因不在他思想反动。他的才气使他十分自负……人们还有一点看不惯的,便是他热衷于拜访教授名流,他走的最勤的是宗白华家,但听说宗并不喜欢他。一班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刚入学时,他知道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级,便使劲靠拢我们班上一个姓郭的同学,不久发现弄错了目标,马上和那个同学疏远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事实,只知道后来他到我们班来结交郭世英是非常主动的。……原因之二,是郭认为曹很虚伪……郭还对我说:“他总是在演戏,演给别人看还可以,演给自己看就太恶心了”……曹的演戏冲动的确令人费解,……1963年5月上旬,郭刚出事,有一天,我与曹在校门外散步,他突然决定立即去郭家一趟,回来后,他向我叙述经过。据他说,他见到于立群,开口尊夫人,闭口贵公子,使于大为气恼。……几天后,我从陈老师那里知道,事实是他吃了闭门羹,郭沫若和于立群拒绝见他。当时,因为做郭世英的工作之需,陈老师与于立群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应当是了解真实情况的。我看不出曹有什么必要向我编造这种故事,只能解释为这是他自己的一种心理需要吧。……不过,即使在最讨厌曹的时候,世英坚持认为,他(曹秋池)确有很高的才分……在牢中度过十多年,出来后很快就有这种状态,证明了他的毅力和才分。我不喜欢他的为人,但现在我倾向于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他必须经历特别艰难的生存斗争,他的一些毛病也许部分地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是人性在非正常条件下的扭曲。……写郭世英,无法不涉及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曹秋池。听说曹现在定居美国,如果他读到这本书,发现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我希望他指正。我很愿意通过这个机会,澄清我的一段重要生活经历中的疑点。4、在“永远的咒语”一章中,周国平写道: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加重了历史投在他身上的阴影,就是曹秋池的出现。当时曹利用保外就医的机会活动平反,要求郭世英协助……他(郭世英)对我说,把曹算作X的主要成员,这不符合事实,既然找到他,他就要帮助澄清……如果整他的人发现他与曹的来往,就是现行罪行,更加罪不可赦了。5、在“郭世英之死”一章中,周国平写道:两天前,也就是星期五,世英被农大的那伙人扣押了。……肖肖(郭世英女友)好像知道更多内情,但她闷闷的不说话。我走时,她跟了出来,把我叫住。在幽暗的廊檐下,她问我是否知道曹秋池的地址,使我感到曹与发生的事有某种关系……我和林铭述再去郭家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三天。……晚上,我到客厅向于立群告别,她仍在哭,平英蹲在她身边,一边给妈妈捶背,一边仰起脸来悲切地望着我。走在街上,我和林铭述都默然无语。并肩走了一会儿,他突然嚷道:“这家伙真卑鄙,把我们害得好苦啊!”6、在“影响我一生的人”及“拘留所半日”两章中,周国平写道:对于导致他(郭世英)后来惨死的那个X小团体的情况,我可以算是一个相当知情的人;后来我知道,这个案子是周恩来亲自处理的,具体经办单位是公安部。最后的判决是,张、孙各劳动教养二年,对郭最宽大,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自愿的名义到河南黄泛区一个农场劳动一年。期满后,在他自己的要求下,又延长了一年。不过,实际的后果严重得多,因为发生文革,张、孙被关了整整十五年,而郭世英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其后,曹天予先后通过网站等媒体发表了《周国平“自传”与往事解读(一)(二)》、《也谈陈事残渣》等文章,详细回忆了其与郭世英的交往、“X小团体”事件等相关事实,并对《岁月与性情》中的相关内容予以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现曹天予认为周国平在《岁月与性情》一书中采用虚构事实或借他人之口的手段,指责是曹天予“告发”了X小团体并毫无根据地断定“X小团体”的遭遇为导致郭世英死亡的原因;误导读者,将郭世英之死归咎于曹;使用侮辱性言辞描绘曹“经常撒谎”、“虚伪”、“总是在演戏”、“这家伙真卑鄙”,甚至编造情节,说曹有“演戏冲动”,把曹描绘成一个人性扭曲、心理病态的人,造成了其名誉的损害,故提起本次诉讼。
    
      原审庭审中,曹天予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如下证据:1、《岁月与性情》一书及该书相关复印件,证明侵权事实的存在;2、大连报业集团大连日报登载的书评,证明《岁月与性情》一书在出版发行之后给曹天予造成了名誉侵害的后果。3、曹天予为此次诉讼而支出的公证费690元。4、罗点点的调查谈话笔录,证明罗点点对于曹天予告发X小组的事实是从郭世英的妹妹那里听说来的。5、北京大学教授谢龙的谈话笔录(谢龙在原审诉讼中出庭作证),主要证明X小组的案发是自上而下的贯彻到北京大学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告发。6、北京大学作出的关于曹天予1964年被定为反动学生问题的复查报告,证明X小组的案发是由公安机关侦破的结果,不是由曹天予告发,而且周国平对此事是清楚的。7、宋永毅所著“访X社张鹤慈”二文,证明X小组成员在案发前已经被公安机关监控了。8、曹天予之女曹罗莎的同学罗啸的信函,证明《岁月与性情》造成的后果已经殃及了海外曹天予的家人。9、曹天予之妻林春的信函,证明《岁月与性情》所造成的后果殃及了曹天予的家庭,并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
    
      针对曹天予所提证据,周国平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l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认为不构成对曹天予名誉权的侵犯。证据2是大连日报自己的评论,从内容可以看出是书出版之后曹天予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发表了言论之后才写的,而不是该书出版之后在没有任何反响的情况下作出的评论。故该评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恰恰证明了在《岁月与性情》出版之前,公众和媒体及其他出版物中已经涉及了曹天予告发X小组的内容,虽未点名,但公众对X小组是谁告发的问题已经有了结论,故《岁月与性情》不是第一个描述X小组被谁告发的著作。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曹天予没有向陈志尚告发或者揭发X小组的事情,不能证明公安机关是怎么得到线索的。对证据6的复查报告的出处和真实性不能确认,就复查报告涉及的关联性,恰恰证明了《岁月与性情》中描写的X小组事发的原因是有据可查的。即“曹天予在X小组的问题上有功无过,免予处理”,恰恰证明了其功劳在于检举揭发。对证据7的内容不持异议,但此文章发表于2003年,当时《岁月与性情》并没有出版。网络上当时已经流传X小组的成员对曹天予告发X小组的事实不持异议,证明《岁月与性情》的描写是属实的,是有据可查的。对于证据8罗啸的信函及证据9林春的信函,均不能证明《岁月与性情》一书使得曹天予的人格和社会评价降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质证意见与周国平的质证意见基本相同。
    
      周国平为支持其答辩意见,也提出了如下诉讼证据:第一组证据是曹天予自己撰写的文章《周国平“自传”与往事解读(一) (二)》、《也谈陈事残渣》,证明曹天予自认曾于1963年4月4日向郭世英父母写信反映郭世英的事及郭世英与曹天予之间的过密接触与造反派迫害之间的关联性。第二组证据是《新京报》2004年10月22日及2005年1月8日的报道,证明陈志尚证实曹天予向其反映了X小团体一事、曹天予也自认“我是正在劳改的反革命,造反派如果知道世英跟我交往,他就完了。”可见郭、曹之间的过密接触与郭被迫害之间的关联性,还证明曹天予接近郭世英是想得到郭老的赏识,郭世英曾说过“曹这个人心计太坏”的话。第三组证据是X小团体成员之一张鹤慈所撰写的文章《不要逼死人说话》、《谁是谁非》、《跨过底线的曹天予》、《曹天予往事解读的解读》、《于立群戳穿了曹天予的谎言》,证明周国平书中所写均有事实依据,张鹤慈是从郭世英处得知曹天予是告发者,周国平书中并无对曹天予侮辱的内容。第四组证据是X小团体成员之一的孙经武所撰写的文章《X问曹天予》、《曹天予向谁告发》,证明孙经武是从郭世英处得知曹天予是告发者的事实。第五组证据是罗点点所著《郭沫若之女谈郭沫若之子》,证明罗点点文中所述的检举人背景与曹天予相同。第六组证据是郭世英女友丁映秋(肖肖)的证言,证明周国平书中所写属实,郭世英之死与X小组之间存在联系。第七组证据是林铭述的证言(已经北京市第二公证处公证),证明郭世英之死与X小组之间存在联系,还证明周国平在书中记述他的一句话“这家伙真卑鄙,把我们害的好苦啊”这句话确系其本人所说,所谓的“这家伙”是指的郭世英,表达最亲密朋友离去后的极度悲愤。第八组证据是方小早、林建初的证言,证明曹天予所述与事实不符及曹接近郭世英是为了得到郭沫若的赏识。第九组证据是郭平英的证言,证明1963年5月4日下午,北大向郭世英父母反映了世英在学校不守纪律等情况,5月5日晚上,母亲在世英的房间里发现了世英的字条,情绪极为消沉,母亲去北大了解世英的去向但未得到消息。世英是次日晚上回家的。从世英回家到被拘留前,父母亲曾考虑带世英和张鹤慈一起去外地,转移一下他们的情绪,后来因为世英决定参加这个学期的考试,所以放弃了外出的安排。第十组证据是《南方周末》对曹天予的访谈,证明曹天予自认曾向郭沫若写信,企图将郭世英的事全盘告诉他父亲及郭世英与曹天予之间的过密接触与郭世英被造反派迫害之间的关联性。原审庭审中,周国平书中所提到的陈志尚(陈老师)、张鹤慈、孙经武均出庭作证,证明周国平书中所述虽由于记忆原因在具体时间和情节上有一些出入,但内容基本属实。曹天予所述基本不属实。二审诉讼中,周国平也认可其在回忆时对个别具体时间及情节存在偏差,但不影响基本事实的成立。
    
      针对周国平所提的诉讼证据,曹天予的质证意见为: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曹天予向郭沫若写信的目的是为了挽救郭世英,周国平在书中对曹天予告发的指责是不负责任和没有事实基础的,曹天予是出于友善的目的,不是一种告发的行为。另外上述证据想证明郭世英与曹天予之间的密切接触和郭世英被迫害的关联性,首先所要证明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次如果说曹天予出卖了郭世英,到文革初期郭世英还和曹天予保持密切的关系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问题,所以出卖的问题是值得怀疑的。不能得出郭、曹密切接触和郭世英被迫害有关联的结论。对于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陈志尚对媒体所发表的只是其一家之言,而且陈志尚在60年代曹天予被定为反动学生的问题上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对曹天予有很多的成见,其说法没有证据的效力。其他欲证明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四组证据不能说明张鹤慈和孙经武是从郭世英口中得知曹天予是告发者,不能达到周国平的证明目的。张鹤慈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曹天予的信引起了其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就是惊动了中央,既然曹天予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信引起的后果,那么怎么能说曹天予是告密。张鹤慈的文章当中没有确凿地说公安部态度大变是由于曹天予造成的。文章对谁是谁非的问题并没有确定,作者本人对当时的问题也不清楚。孙经武证言中提到郭世英告诉孙经武是曹天予告发的X小组,但是孙经武在证言中又说不能得知曹天予告发的具体情况,既然他不知道具体情况,他怎么知道告发的呢。对于第五组罗点点的文章,我们已提供证据证明罗点点否认对检举揭发一事进行过核实,她是听郭平英介绍的情况。而且罗点点在与原告代理人谈话时还否认其写过这么一篇文章。对于第六组至第九组证据,与本案关联性不足,郭平英的证言也只能看出5月5日这一天郭世英的情绪非常消沉,母亲担心出事,从中不能看出曹天予向陈志尚反映了X小组问题的事实。第十组证据并不能得出曹天予的结论。
    
      长江文艺出版社未提供诉讼证据。
    
      二审诉讼中,曹天予提交了如下证据:1、北京青年报2004年7月20日B2版人物在线对周国平的采访,证明周国平首先在媒体炒作《岁月与性情》,并公开指出曹出卖X小组是大是大非问题。2、曹天予给郭世英的信,证明曹天予青年时代曾经使用过“曹秋池”的笔名。3、谢龙的书面证词,叙述X小组发案和处理的背景和经过,并就该事实向尔联柏、任宁芬等知情人士核实,证明周国平在《岁月与性情》中关于曹天予“告发”X小组的内容以及陈志尚的证言均与事实不符。4、罗点点给曹天予夫人林春的书信,证明罗点点对其书中所述现在有不同的认识。5、作家徐晓在三味书屋的谈话,证明《岁月与性情》的恶劣影响已经遍及海内外。6、曹天予的书面陈述,陈述周国平构成名誉侵权的主要理由。
    
      针对曹天予所提二审新证据,周国平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我在采访中回答“大是大非问题,对”这句话在整个访谈中所占比例极小,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引起公众注意。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该信件是一封未寄出的私人信件,曹天予在任何公开发表或传阅的文章上均未使用过“曹秋池”这个笔名。对于证据3的证明力有异议,因证言中提到的尔联柏、任宁芬均已辞世,证言中的转述是否真实已不可考,并且证言的内容不合情理。对于证据4,罗点点的书信无证明内容,不能证明曹天予检举X小组的事实不存在。对于证据5不能证明“《岁月与性情》的恶劣影响已经遍及海内外”。对于证据6,曹天予本人的陈述不属于证据,且存在明显不实。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前文提及的各项证据在案证明。
    
      本院认为,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受法律保护,但不得以侮辱、诽谤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本案性质为侵害名誉权纠纷,审查的重点在于周国平在《岁月与性情》一书中是否存在故意虚构事实,侮辱、诽谤损害曹天予名誉权的内容,并不涉及对相关政治事件的定性和对相关人物的历史评价。在本案中,《岁月与性情》一书是周国平根据其个人回忆撰写的心灵自传,其中在“北太岁月”一部中回忆作者与郭世英交往过程时有部分篇幅涉及到了曹天予(书中化名曹秋池),因相关史实历史久远,相关史料多至今尚未公开,故曹天予与周国平根据各自回忆对同一事实的描述存在较大争议,应当允许双方在法律的限度内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
    
      综观书中该部分内容,周国平在肯定曹天予有“毅力和才分”的同时,又较直白的表达了其对大学时代曹天予的一些负面的看法和评价,文章并未故意使用侮辱、诽谤性的语言,作者在表达其负面看法时多具有特定的语境和历史背景,不应割裂看待。关于双方争议较大的涉及曹天予与郭世英及X小团体事件的部分,周国平一方面记录了陈志尚、张鹤慈等历史亲历者在事件发生时的语言和事后的回忆,另一方面表达了其在事件中的亲身感受。应当指出,周国平在书中的记录客观反映了陈、张等历史亲历者当时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不存在歪曲意思,故意侵害曹天予名誉权的情形。在“不得不提及一个人”一章中,周国平提到曹天予时的确使用了“对曹就有多恨、利用、出卖”等一些带有贬义性的词汇,但该章主要是记录周国平在曹天予批判会上的内心真实感受,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并且,周国平在该部分中也对这种批判方式和自己当时的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更表达了希望曹天予对该部分事实予以指正的愿望。曹天予在事后也确实根据其回忆发表了多篇针锋相对的文章,言辞激烈,客观上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历史资料和阅读角度,为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综上,曹天予上诉主张周国平、长江文艺出版社侵害其名誉权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故对其要求周国平在全国性媒体上向其赔礼道歉、要求周国平、长江文艺出版社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10 407元、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00 000元及要求长江文艺出版社立即停止《岁月与性情》的发行、销毁库存并不得再版等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一万零一百一十五元,由曹天予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一万零一百一十五元,由曹天予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稚侠
       审 判 员 范 清
       代理售票员 陈 旻
       二OO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 旸
    
    
    ----------------------------------------------
    
       周国平:接到判决书时的感想
    
      昨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民事判决书,驳回曹天予的上诉,维持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判。因为我在《岁月与性情》一书中对若干历史事实的回忆,曹缠住我打官司,一诉再诉,长达几近两年,至此终于尘埃落地。
    
      这是终审判决,我在两审中皆胜诉了,虽略感欣慰,但谈不上兴奋。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官司,耗费掉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判决书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因相关史实历史久远,相关史料多至今尚未公开,故曹天予与周国平根据各自回忆对同一事实的描述存在较大争议,应当允许双方在法律的限度内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这一段话表述了法院判决此案的基本立场,即对于历史事实的回忆和叙述,倡导在法律限度内的言论自由,这是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真相的正确途径。我相信,这一立场的明确表述使得本判例具有了示范的价值。
    
      那么,为了这个判例的诞生,我因这场官司耗费掉一些时间和精力还是很值得的。
    
       周国平
       2006年11月24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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