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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文革博物馆“安息园”竖刘少奇像
(博讯2006年5月03日)

    
    民間低調籌建 汕頭文革館 警鐘長鳴
    
    雖然官方淡化處理「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但是民間一直沒有放棄反思的努力。廣東汕頭市澄海區一個以反思「文革」為主題的塔園,近年悄悄落成,當中包括全國首個「民間文化大革命博物館」。塔園的「總設計師」彭啟安告訴本報,「今年八月八日,我們準備在塔園舉行『警鐘長鳴———反思文革四十年學術研討會』,純粹民間的。」
    
    星島日報中國組報道
    
    整個塔園景區的核心建築,是以「文革博物館」命名的仿天壇外形設計的一座大殿,館內牆壁上有系統反映「文革」歷史的一千一百幅圖片和二十四萬字。塔園目前已初具規模,有「文革博物館」、「冤塋長青」、「寶塔思安」、「明鏡鑒吏」、「警鐘長鳴」等十三個景點。今年春節已經有十萬人前往參觀。
    
    七十五歲的彭啟安,曾經擔任汕頭常務副市長、汕頭市政府顧問多年,身體仍然相當硬朗。喝功夫茶,彭啟安娓娓向本報道出建設這座「民間文革博物館」的初衷和滄桑。
    
    南徽事件 死難逾百
    
    粵東澄海,曾是文革浩劫重災區,武鬥死難者四百多人,傷殘者四千五百多人。塔山所在地蓮上鎮塗城村尤為慘烈,曾發生過著名的「南徽事件」,死難者多達百人。目前在塔山山坡上,有七十一名文革死難者長眠此處,部分因身分不明,只好合葬,其中二十四人來自塗城村。《塔園碑記》有如下記載:斯時也,是非顛倒,道德淪喪,魑魅肆虐,國法淩夷,冤案如山,屍陳街野,道路側目,神人同悲!本身是塗城人的彭啟安,文革期間擔任中共揭陽縣委副書記,背負「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的罪名,捱批鬥三百多場,蹲監獄三個多月,差點被槍斃。葬於塔山的七十一位遇難者中,就有彭啟安的五哥,當年澄海縣一中校長,文革中被活活打死,時年四十六歲。
    
    資金緊絀 急待援手
    
    正因為如此,彭啟安執意要完成塔園建設,將這段 殘暴的歷史警示後人。但是建設塔園並非一帆風順,不過,在已故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以及時任汕頭市長李春洪等人的支持下,塔園順利建設。
    
    「我現在急呀,塔園還有很多設想無法完成,資金是最大問題,我已經退休多年,『餘熱』也漸漸發揮完了,很難籌款了。」根據彭啟安今年的建設計畫,尚缺六十萬元資金。
    
    「 安息園」 豎劉少奇像
    
    「去年以來,有很多人參觀之後,建議設立一個場合,讓參觀者可以在此悼念當年蒙難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所以今年準備動工建一個『安息園』。」彭啟安說,「十年浩劫,死了兩千多萬同胞,當中以(國家主席)劉少奇為代表。所以『安息園』面積將有二千多平方米,豎立劉少奇石像,並可能展示當年一些酷刑。」
    
    孜孜以求 「這個事做起來太難了」
    
    「有關陝西的文革資料,沒有人比我掌握得更多。」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作家朱鴻驕傲地說。在西安,記者見到了這位文革史料收集家以及他的「寶藏」。
    
    他收藏的文革原始文件、傳單、日記以及上千張圖片,已經塞滿了書房和地下室。被他視為無價之寶的是多年來錄製的兩百多盤音像形式的口述資料,那是他踏破鞋底磨破嘴,遍訪陝西當年兩百多位造反派風雲人物,從他們口中「掏」出來的活檔案。
    
    「我做的是件在當下不打糧食(沒有經濟效益)的事情,」朱鴻用手輕撫這些經過仔細編碼排序的音像資料,形象地比喻這項收集工作的艱辛。他說,現在所有文革的回憶幾乎都是從被逼害者的視角、以血淚控訴的形式見諸文字,而那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的主體,即當時的革命者、造反派,卻人間蒸發一般缺席或空置。
    
    「這個事情做起來真是太難了!」朱鴻感慨,由於鎖定的追訪對象都是當年風光一時、如今又臭名昭著的造反派,因此幾乎與每一個受訪者的接觸都有一段坎坷的故事。陝西在文革中出產了工人出身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姚連蔚、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等一批風雲人物。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誕辰紀念日,朱鴻得到消息,陝西各派的原「文革領袖」將在這一天齊聚西安西門外的一家酒店裏。那一天果真雲集了一百多位陝西紅極一時的文革人物,不僅包括當年工人、農民和學生造反派頭目,還有一些軍人。他們聚在一起,對毛澤東像唱《東方紅》,鞠躬、致詞。
    
    逾百文革紅人聚會無悔意
    
    整個聚會顯得「真誠、莊重而又充滿悲劇感,似乎沒有悔意。」朱鴻回憶。親臨這一場合,「一網打盡」各路風雲人物,為後來的追訪計畫打開了突破口。
    
    朱鴻感歎,現在中央檔案仍不完全開放,研究文革只能從底層入手。他呼籲官方給知識分子更大的空間來深入研究文革,「如果能這樣做,那將是我們中華民族自信的表現、勇氣的表現、智慧的表現和尊嚴的表現。否則,如果我們放棄理性的分析和總結這一本民族的重大歷史事件,那我們就不亞於在延緩甚至失去一次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機會。」
    
    舉步維艱 宜粗不宜細 研究難深入
    
    「我們的政策一向是『宜粗不宜細』」,長期致力於文革研究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印紅標說,因為這樣的原因,文革領域的學術研究一直連許多基本史實還搞不清楚,只有一個模糊的框架。
    
    「比如說甚麼叫『造反派』?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開始打人的時候,幾乎每條街都有人被抄家,打死過很多人……『破四舊』打人主要是老紅兵(以高幹子弟為主)幹的事。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清華大學拉倒標誌性的二校門,大規模打教授,這是幹部子弟為核心的清華大學紅衛兵和清華附中紅兵幹的,蒯大富等人的『造反派』組織那時還沒有成立。」印紅標說,這些「老紅兵」如今不少活躍在政界。
    
    內地在文革領域的學術研究一直舉步維艱。官方涉及文革研究的機構包括中共中央黨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以及社科院,「他們佔有豐富的研究資源,也有些很有水準的研究者,但礙於體制內思想條條框框的限制,真正的研究成果很難產生。」
    
    20 年內僅准出版五著作
    
    「民間研究者大部分年紀比較大,較年輕的也在四十五歲以上,這些人有文革經歷,有從事研究的責任感,但是得不到資金、不准開研討會、基本上不准出版專門性學術研究著作,二十年之內通過審批出版的嚴肅的相關學術性著作不超過五本,這樣的領域你說能有發展嗎?」印紅標反問。
    
    印紅標非常擔心文革研究的斷代,擔心有一天「必須讀外文來了解那段歷史」。「對新中國的歷史,目前我們在教育上是模糊的。人們只知道黨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出了問題就歸結為幾個壞人的陰謀,而不習慣於從方針政策失誤上來反思。」印紅標指出。
    
     境外學者 不遺餘力
    
    有人說:「『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國外。」此話也許有點言過其實。但是,境外學者對「文革」的研究確實是不遺餘力,加上有得天獨厚的學術優勢,碩果纍纍。
    
    旅居美國的宋永毅博士對本報介紹,為了挖掘文革真相,搶救歷史檔案,他組織一批美籍華裔學者,不辭辛苦堅持五年把近三千萬字的文革資料全部輸入電腦,這部「文化大革命光盤數據庫」終於在二○○二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另外,他和其他學者合著的英文版《文化大革命大辭典》也將在今年面世。
    
    另一位致力文革研究的美國芝加哥大學王友琴博士,耗費了二十多年的光陰,憑一人之力追蹤了七百名文革死難者的經歷,完成了《文革受難者》一書。
    
    受難者很少被記載
    
    王友琴後來還建立「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登陸網站,可以見到她調查的受難者名錄和「文革受難者列傳」文章。王友琴在前言寫道:「對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殘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惡……但是,文革受難者的死亡卻很少被記載。」
    
    王友琴記錄了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如何被學生活活打死;作家老舍跪在焚燒京戲服裝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時之後,翌日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殺;考古學家陳夢家被罰跪,被侮辱,被關押,不甘「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而自殺……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Modified on 2006/5/03)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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