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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金燕:高耀洁医生痛失终生伴侣—《丁庄梦》后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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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4月18日)
    
    
高耀洁医生

    高耀洁医生图片:拍于2006年4月14日
    
    
    April 15

高耀洁医生痛失终生伴侣
    
    高耀洁医生相伴52年的爱侣郭明久老人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4月10日凌晨2点告别人世,享年80岁。高耀洁医生家人和亲友于4月14日上午为郭明久老人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台湾关爱之家、香港智行基金会、北京爱源、爱知行、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河南康乐家的艾滋病工作者、艾滋病组织送来花圈致哀,美国爱心基金会打来电话,中国艾滋援助基金会(美国)等艾滋病组织、艾滋病工作者转达哀思。
    
    高耀洁医生的丈夫郭明久老人也是一名医生,被艾滋病志愿者、工作者敬称为郭爷爷、郭老师。1996年,身为当地著名的妇产科大夫的高耀洁医生,退休在家但坚持为病人看病、编写妇科知识书籍,当时她敏锐地注意到艾滋病患者的困境,开始全身心投入艾滋病工作。郭爷爷是一位共产党员,他一方面深深担忧高耀洁医生的安危,极力反对高耀洁医生“从事危险的工作”;另一方面又默默地支持高耀洁医生的工作,从1996年到2004年他生病住院前,坚持不懈地帮助高耀洁医生把沉重的书籍、宣传资料一捆一捆地搬到邮电局,免费邮寄给全国各地需要艾滋病防治资料的地区。高耀洁医生和郭爷爷两人的家,就是一个艾滋病资料仓库、艾滋病工作办公室,志愿者的中转站。
    
    从1996年到现在,高耀洁医生亲自编辑印刷了102万份宣传小折页,22万份A4折页,出版了371860本《艾滋病与性病防治》,17000本《鲜为人知的故事》,最近两年又出版了26000本的《中国艾滋病调查》,15000本的《一万封信》。宣传折页印刷完毕后几乎全部存放在高耀洁医生家里,再由高耀洁医生和老伴运送到邮局分批发送。高医生说:那小手推车不知用了几次了。
    
    我们这些艾滋病工作志愿者去河南的各个艾滋病疫区,一般会提前给高耀洁医生打了电话,早上一下火车,往往先去高耀洁医生家里。高耀洁医生一边和我们说话,告诉志愿者村庄里面最新发生的事件,商讨全国艾滋病工作最新的动向;一边让志愿者打开电脑,给新来的邮件打字回复,或者打字录入新写的文章,或者给新印的资料打包——就连中国艾滋病援助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来访也不例外,让大块头的小伙子给捆新印好的折页准备邮寄。而这时候,郭爷爷已经准备好了早饭,招呼我们吃早餐。不知有多少个志愿者在高医生家里吃过早饭、中饭、晚饭了,来来去去,郭爷爷准备的都是鸡蛋、蔬菜、咸菜、面条或者杂粮熬的米粥,不丰盛,但营养足够。要是女志愿者去了,晚上就住家里,郭爷爷和高医生都说:嘿——这孩子,住在家里就省下钱了,可以做好多事。高医生老两口非常勤俭,一块破旧的抹布也舍不得扔。积蓄却全部给用来印刷艾滋病资料了,郭爷爷也毫无怨言。两位老人曾经请过保姆,发现小保姆年龄小渴望读书,结果自己花钱送小保姆去上学去了,家里仍旧两位老人相依相伴。
    
    4月13日,几位志愿者听闻郭爷爷去世,从外地赶到郑州。和高医生一起吃饭时,胡佳和L忍不住在饭桌上眼泪流。胡佳说,每一次都是爷爷给我的饭盛好了等我来……胡佳还不知道,在他失踪的日子,郭爷爷重病中,吃不了东西饿哭了,解不了小便尿哭了,可是还不忘问高医生:胡佳找着没有?胡佳找着没有?这个孩子怎么不听话啊!郭爷爷老两口疼爱每一个见过面的志愿者,更疼爱自己的孩子。当年高医生勇敢地站出来公开说河南有艾滋病,结果家人受各方面的政治打击。高医生的小女儿原本也是位杰出的医生,因为母亲高耀洁医生公开谈论艾滋病,就被医院解雇、被排挤,不得不远走他乡重新寻找谋生之路。此次郭爷爷去世,我在高医生家里看见她美丽憔悴的样子,听说她四十多岁的年龄,在加拿大不被承认医生资格、英语不好、无工作的艰难状况,我非常心痛,深感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人,是亏欠她的,她无辜地被牺牲了,背井离乡,失去继续行医的机会。高医生心痛,但是她不说。
    
    痛哭,高医生一次次痛哭不能言。可是和我们坐在一起,又开始镇定地谈艾滋病工作问题。她一再坚持,认为中国现在的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是血液。“我和老伴以前和政府的看法是一致的,先是吸毒然后是性然后是血液。可是现在我发现,血液才是第一位啊!太可怕了,要打黑洞!”高医生认为还有很多艾滋病地区没有公开,病人没有得到照顾。她说:“别光去上蔡了,到别的地方去!”郭爷爷走了,高医生的房子里剩下满满的书,和高医生自己一个人。我们希望她来北京,或者和孩子们一起,她不肯:“我要死守住我的老窝,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高医生两年前编写的书《艾滋殇》终于突破压力,正在印刷。“这书死了两年了,又复活了。但是这本书很普通,真正重要的是《十年防艾路》,今年6、7月份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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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il 16

丁辉之死——《丁庄梦》后话
    
    《丁庄梦》“我”爹丁辉是丁庄人,他统管丁庄以及附近村庄有偿献血事宜的最大的血头,因此大发财,盖了与众不同的三层小楼;“热病”(艾滋病)暴发后,丁辉当上了有实权的“县上热病委员会的副主任,专门负责全县卖给热病患者棺材和病号照顾的事”,把政策照顾的免费棺材倒卖给村民,同时还掌管着政府救济物资的发放大权,被广大村民“求助”。后来丁辉给“热病”的死人配冥婚,大挣一笔钱,把“我”,一个已经死了的12岁少年,倒插门“嫁”给一个高官有疯病、残疾的病逝女儿。最后丁辉被亲生父亲一棍子打死了。
    
    有意思的是,书的第一章开始,丁辉的父亲丁水阳就有了让儿子死的念头。“到现在,一想到我死了,爹是平原上的血王时,爷爷就想让爹在庄里挨家挨户磕个头,想让他磕完头了去死掉,投井、服毒、上吊都可以。”书中“爷爷”丁水阳非常受良知折磨,脑子里不停地出现要丁辉磕头、死的念头。哪怕丁辉磕头,丁水阳的良心也不至于那么受折磨。可是丁辉没有,不但没有磕头认罪,反而不觉得自己有错,收入也越来越高,仕途也似乎越来越广阔。在书的结尾,丁水阳意识到自己的大血头儿子不可能向因为有偿献血得了“热病”的乡亲们磕头,意识到大血头儿子真的要把孙子“我”的骨骸移走,“嫁”给高官的女儿,忍无可忍,举起棍子把丁辉打死了。大血头丁辉不想死,但是他被亲生父亲打死了。
    
    作者阎连科写丁辉这个角色,是意味深长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期,中原大地疯狂的“合法”、“非法”有偿献血,导致了今天艾滋病大面积地流行。当初买卖血最疯狂时,去官方的血站有偿献血要送给工作人员小磨香油才有机会排上号,无需体检、无需任何手续,胳膊一伸,针管一扎,血汩汩滔滔地流。农民输出800cc鲜血,分离的400cc血浆给医院,剩下的回输到体内,换来45元左右人民币;民间的血头,开着三轮车到你家门口,像收破烂一样吆喝:卖血喽……为了省下几毛钱成本,一个针头从早用到晚;生物制药公司的冷冻大卡车,早上停在县城宾馆门口,发动机一刻不停,装满一车血浆,傍晚就离开县城回武汉、上海的公司。“卖血浆,奔小康”是当地政府鼓励大家参与有偿献血的口号。到90年代后期,艾滋病感染者陆陆续续发病了,农民们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倾家荡产砸锅卖铁就是为了治好这怪病,结果人死了,财空了,家破了,泪干了。2003年以后,在“艾滋病重点村”发病的农民算是侥幸,有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还有全世界人民监督。这些老百姓不至于到处乱求医,白花钱。只是,2004年夏天,我在“艾滋病非重点村”,村民还问我:我们全家只有一条毛巾,会感染艾滋病吗?渐渐地,公众知道了艾滋病,知道了许多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需要帮助,社会各界纷纷发出声音。但是有一种声音突然消失了:血站、血头们的喧嚣。他们哪里去了?
    
    有偿献血、输血感染艾滋病一事,众生皆有责任。大众吝惜自己的血液同时又急剧地需求别人的鲜血;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失误;地方政府把有偿献血做成经济产业发财、省略工序、违法进行采血;地方官员及其亲友非法开办私人血站;农民在盲目无知的状态下群体高频率有偿献血;地方医院为了既得利益让病人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输血;生物制药公司不负责任地把被污染的血和血制品更广泛地推向大众。买卖血液成了一种经济产业!而血站血头是直接的责任方。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听见任何血站血头的忏悔和道歉。血站哪里去了?他们仍然存在,仍然是国家政府的血液中心,统管血液供求的工作。血头哪里去了?他们升官了:村级别的升到乡镇了,乡镇级别的升到县了,县级别的升到市了,市级别的升到省了,省级别的升到中央了……他们发财了:车子有了,房子有了,娇妻有了,孩子读贵族学校或送到国外了,大把大把的钱不知怎么保存才安全就买金子了,不敢放银行放在卧室里了……他们逃跑了:小血头逃离原来的乡镇,逃离原来的省份,大血头逃离自己的祖国。大大小小的血头,充分发挥自己的小聪明和财力,觉得事情迟早要算账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血头们和丁辉无异,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有罪,正在优哉优哉地享受生活。
    
    4年前,我们曾经尝试要谈论血头、血债的问题,探讨今天艾滋病大面积流行的责任问题,但是太难了,艾滋病工作的某些先驱说:先不管这事了,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救人,我们没有能力去审判犯罪的人,至多是揭发控告这些犯错的人。难啊!无论输血感染艾滋病,还是有偿献血感染艾滋病,没有人可以在法院立案打官司,甚至控告医院也不可以,血友病患者,也无法控告提供他们血液制品的制药公司。但是感染艾滋病的人们不甘心,一次一次地尝试、努力,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终于看见了几分希望。2003年夏天,河南巩义市一个病人打赢了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官司。2004年夏天,河北的王为军打赢了控告当地医院的官司,长达6年的奔波和挣扎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可是他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妻子已经死了,可爱的女儿小佳佳也母婴传播感染了艾滋病。在河南驻马店市,艾滋病人要打官司,法院要么不给立案,要么不判决,当地法官说:“此类案件,都得压住,要等上级研究。”商丘市宁陵县已经发现了30多位妇女在妇幼保健院生孩子被医生要求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如今病的病、死的死。其中有一个叫李喜阁的妇女,生孩子时被要求输血感染了艾滋病,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母婴传播给大女儿、小女儿,大女儿9岁时离开人世。李喜阁勇敢地站出来,要打官司控告妇幼保健院,法官说:上级有口头文件“因血液感染艾滋病的,不予立案”;上访,信访办不解决问题。她意识到大家的问题不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于是开始调查本地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开始帮助艾滋病家庭的儿童,开始组织各村的农民学习艾滋病相关法律,开始没完没了地“折腾”当地政府。到2006年4月,当地官员受不了了,出面说话:每个感染艾滋病的家庭可以补偿2万元,条件是所有的人不得上访。听说有钱,又多出一些人来说她们也是生孩子输血感染艾滋病。而当地的政府,是不敢认真地排查究竟多少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的。李喜阁说:万一他们查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比有偿献血感染艾滋病的人还多,他们怎么办!
    
    话说到这里,已经很明确了。原来当年的大血头们,今天并不是没有任何声音。当高官的、发大财的,在通过各种途径,用政府的名义下达行政文件,命令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法院,不给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立案;暗令相关部门,调查艾滋病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时敷衍了事,阻止艾滋病感染者/患者上访或者寻找任何可能的方法来追究当年当事人的责任。
    
    更可笑的是,当《丁庄梦》出版了,丁辉们也害怕了。前几天我们在河南高耀洁医生家里,听说了这样的消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收到了这样的文件——《丁庄梦》少宣传,不要再印了,不要评论了;《河南日报》的一位记者收到了这样的指示:《丁庄梦》禁止宣传。哈哈,我们不在河南,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可以说话,不过小心了,当年在河南的人也有人已经到了中宣部,是能管得着北京乃至全中国的。所以套用张爱玲的话:谈论《丁庄梦》,要趁早啊! 什么研讨会、读书会、评论会、批评会,大会小会统统早早地开。没买到书的人,也不用着急,盗版书商很快就会把它摆在地摊上的。
    
    阎连科在《丁庄梦》最后,写丁辉的人生正飞黄腾达时,被自己亲生父亲打死了,这样写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呢?4年前不适合谈论的关于“血头”和责任的问题,最终会被拿出来讨论的。是不是今天,我不清楚,但是我坚信有罪的人一定会被审判。我也坚信血头们如同丁辉,不会主动站出来认错,只有感染者/患者一步一步地逼迫,争取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权利,才能让丁辉们现形,抠出丁辉们已经吞下的沾血的钱,让每一个感染者/患者获得药物,补偿那一个个家破人亡的亲属,慰藉一批批长眠地下的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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