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爱滋病中国正改变想法与做法 请看博讯热点:爱滋病问题
(博讯2005年12月15日)
中国爱之病流行的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从1985年发现首个病例——一个美籍阿根廷爱之病人为原点,染病人数从几百人增加到今天的十多万人,更可怕的是,推测数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今天,中国所有省份都笼罩在爱之病的阴影之下,令人触目惊心。
虽然与13亿人口比较,十多万似乎不算什么,但按它的增长速度,人们预期,如果不加控制的话,要不了几年,中国爱之病感染人数就会超过千万人。 (博讯 boxun.com)
爱之病不仅毁灭劳动力,而且也吞吃掉现有的公共财富,直接造成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和社会成本增加。
根据中国卫生部长高强的说法,去年,中国预防爱之病的资金是8亿元人民币,而2002年只不过是1亿元。这些社会成本最终要落在纳税人或其他社会成员的身上。
如果一个国家控制爱之病不得力,还会伤害到这个国家的形象,朝日上升的光环必被打击得荡然无存。
牵涉广泛学科领域
爱之病牵扯到的领域是如此广泛,生物学和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伦理道德学等等,都不能单独对爱之病的生成机理和传播模式做出完全的解释。
我们开始以为,爱之病是经违反自然的性行为,或者说男性同性恋性行为而流行起来的,但今日有成千上万无辜爱之病儿童。女性感染爱之病的比例也在急剧上升,对此作何解释?医学和宗教又怎能解释吸毒者传播爱之病的模式呢?
以经济学来说,爱之病造成日益膨大的社会成本,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预防爱之病的负担加重,但经济学又如何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发达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团体、有像戴安娜、克林顿这样的世界名人献身或献出金钱于对抗爱之病流行的持久战中?
许多社会的行为改变模式也不能很好地阻断爱之病盛行,在道德防卫战中,人们转而求其次。在中国,同性恋不再是难以启齿的课题,道德说教对切断爱之病流行无效,因此,中国企业适时推出了男性同性恋者使用的安全套。时过境迁,人们对爱之病的态度已经全部改观。
以平面模式替代垂直命令
11月28日,中国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爱之病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在网上直播。
几天后,高强对国内国际媒体解释:中国要在2010年之前,将全国爱之病病毒感染人数控制在150万人以内。高强也没有回避河南爱之病村的话题。
过去,在中国人看来,爱之病是舶来品,中国也不对外公布信息,后来提出了“预防为主,宣传教育为主,防治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爱之病防治原则。
1998年国务院公布中国预防与控制爱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直到今天,中国开始将爱之病信息向公众和世界公布。
战争号角只是刚刚响起,如高强所说,传播爱之病的主要渠道是交叉静脉吸毒。不良的、不清洁的性行为最近几年上升得很快,由于这两个渠道涉及到一些个人的隐私或者是涉及多个人的一些不良行为,控制起来难度比较大。
中国政府现在需要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合作,需要学习和引进更多非行政性的行为改变模式,才能有效预防爱之病,在这场战争中,任何官僚主义、从上到下的命令模式都是低效和代价沉重的。
虽然预防爱之病需根据每个国家的特点而设计出有效的行为改变模式,但一般而言,大多数成功模式需要多方的平行参与,知识、常识普及的越广越好。比如新加坡的企业参与模式,政府鼓励企业为员工提供爱之病教育,减少爱之病人被同事歧视。
这类处理危机的平面模式对替代中国传统的垂直行政模式是相当重要的,在“地球是平的时代”,平面模式的设计和推行对中国的官僚体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预防爱之病需要全民教育,要承认每一个人的尊严和提升每个人的价值,将社会底层的人提升起来,使其脱离他们落入的亚文化环境。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说过,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是实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我觉得,对打赢爱之病这场战役,这点非常重要。
联合早报(作者刘旭明是本地媒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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