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归途艰辛 ,惟愿祖国富强——王世真院士访谈录
(博讯2005年4月15日)
访谈人：周勍
王世真 核医学家。１９１６年３月生于日本千叶，原籍福建省福州市。１９３８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４８年和１９４９年在美国衣阿华大学获得化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以后历任美国衣阿华大学放射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核医学中心主任，放射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名誉所长，中华核医学会首任主委、名誉主委，《中华核医学杂志》首任主编、名誉总编辑等。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获得美中核医学会授予的核医学“优异成就奖”。
１９５６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同位素应用训练班；在中国创建了同位素标记物合成、液闪测量、放免分析、医用活化分析、稳定核素医学应用、放免显像等技术；系统地进行了甲状腺激素的示踪研究，成为中国核医学研究与应用的奠基人。主编了《分子核医学》、《核医学与核生物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核医学》分卷、《核技术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丛书等１5册专著，发表２００余篇学术论文。
家世：祖父是曾上书反对慈禧修建颐和园的状元，父亲留学日本时参加了辛亥革命；母亲是林则徐的后裔
提起我的家世还真有些文字材料，但都不在手头上，只能靠回忆了！
我出生于世袭的封建官宦之家。
我祖父的祖父，名叫王庆云，在清朝当过工部尚书，还在全国不少地方做过官，如两广总督等。因而在太原、成都、昆明等地都留有庆云街，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不过现在的人并不知道这些街名的来历罢了。现在是不是改了？至少前些年还有。他去世以后，称王文勤公，这是朝廷给他的谥号。他编写的《石渠余纪》六卷，多次重刊，详载清朝财政、兵额、吏治等财政经济情况，为此类书籍中的佳作。
我祖父的父亲一生出来就戴蓝顶子。正当壮年的时候，高祖去世了，他扶着高祖的棺材从很远的地方运到福建，沿途官吏迎送，他这个孝子一直跪走到福建，太辛苦，太累了！送葬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我祖父王仁堪是清朝的一个状元，祖籍闽侯，就是福建省的福州。祖父生活过的祖宅在福州市花巷，这个巷子现在还在。他给我们印象留下比较深的，除了他的书法很好之外，最最主要的是非常爱国。我主要的说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在1878年，中俄两国发生伊犁边界之争，有一个名叫崇厚的官员未经清廷批准，擅自签下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祖父当时跟另外一个姓曹的状元，两个人写了奏折弹劾崇厚，就说绝对不能签这种条约。后来真的把崇厚抓了，入狱了，就是说两位状元的奏折是成功了。
另外一件则是更大的一件事，那就是慈禧太后要盖颐和园，祖父又写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奏折，主要是两个内容：一个说全国到处灾荒，各地民不聊生，希望太后能考虑到国家和民情，不要动用建海军的钱盖颐和园。奏折的另一个内容是希望太后能够听得进大家的直言。上这个奏折的胆量是很大的，一般的人可能要掉脑袋。后来只给了他个处分，把他贬出京城；“下放”到镇江做知府。他在镇江却做了很多好事，如兴水利，还有反对外国传教士残害中国儿童……最后呢，他在苏州任上被害了。被害的过程，起先并不知道，是后来有人考证出来的。祖父到苏州后一直拉肚子，地方的贪官们买通了厨子，把他毒死了。他被毒死这件事清史上没有记载；但他为民做的好事却有很多文章，包括美国的《清朝名人录》上都有记载。
我父亲名叫王孝缃，早年赴日学医，在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那时候他还是个满腔热血的青年人。他半途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他有好多的同学成为反清的烈士。在广州不是有一个黄花岗吗，其中埋葬的不只是七十二位烈士，还有些人都是当时从日本回国后被清政府杀害的。我为什么知道这些事情呢，因为小的时候看过很多人写给父亲的信件，上面的字写得都非常好，其中许多都是烈士，可惜这些信件没有保存下来。
父亲回到中国后，不久和母亲结婚。提起父母的婚姻，当时还真有点传奇色彩。在风云激荡的辛亥革命风暴前后，父亲被《群报》上的一篇新颖的文章所吸引，后来便是文字为媒，使父亲结识了能书善赋的师范才女、爱国名将林则徐的重孙女，即后来我的母亲林剑言。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父母双双东渡日本学医。我在1916年出生于日本的千叶。
后来父亲学完医，就在医院里面工作。我两岁时，也就是1918年母亲领我从日本回国，当时父亲并没回来，他大概是在1920年回国。回国后先在福州后在南京，主要从事医务工作，再后来就到了台湾，1988年在那里逝去。
我母亲出生于福建的一个望族之家，她是林则徐的后代。去年福建出版了一本《林则徐世系录》，即林则徐家的族谱，其中有记载。母亲曾保存着林则徐的家书，我征得她的同意，通过北京协和医学院送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母亲很喜欢写诗词，她写了很多不错的诗词并能出口成章。辛亥革命前，她还写过一篇社论，发表在福建的《群报》上。我小时候看过那篇社论。社论主要内容是唤起妇女运动。父亲之所以能跟她结婚，主要就是因为看了那篇社论。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刚从美国回来，就把母亲从福州接到北京一起生活。当时她大概才60岁左右，以后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当她刚到北京以后，很多文史馆的老先生，邀请她加入文史馆。那时候我的想法很偏狭，觉得不愁吃、不愁穿，我养得起她，何必要国家发那份工资呢？我就没有让她进文史馆。文史馆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荣誉。她要真的去了文史馆，也许还会发挥她的作用。
母亲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她写了很多诗，有许多是赞美新中国的。解放后她心情很舒畅，可能是常常新旧对比的缘故吧！
母亲她经历过清代、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旧中国等时代，所以她对新中国还是很有感情的，这一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非常好学，读了许多古书、新书，自己也写了很多笔记；她有好多书，很可惜，我自己中文的根底很差，现在还没整理。我有一个堂哥，他已退休了，曾经把我母亲的一部分诗整理出来编入族谱里边。
大概在1970年左右，母亲得了膀胱癌。当时她血尿很厉害，我自己在江西五七干校，干校那时候正在“双抢”，非常忙，不好回家。我就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说的是我很抱歉不能回去，希望她多保重（当时只知道她病重，并不知道她患了癌症）。母亲收到那封信挺高兴的，就把那封信压在自己的床底下。她是挺坚强的，在她病很重的期间，还写了一首叫《八十留言》的诗。她是躺在床上，叫我的一个堂哥用笔记录下的，这是她写的最后一首诗，也是她比较长的一首诗。韵律或者平仄都非常的恰当，诗的意境也相当深远。当事人后来跟我谈起，当时她口吟诗句的神态，根本就看不出来她是一个重病的人。她念一句我堂哥就写一句，写完诗句后，我堂哥问她：“婶婶，你为什么现在还要写诗呢？”。她说：“我现在若不写的话，更待何时呢。”
我前年回福建，整理遗物时把她留给我的许多祖传的文物都捐献给福建省博物馆，也包括母亲的这首诗的原文。
她老人家80岁逝世，那是1970年，我才55岁，如今我已经是年届86岁的人了！
母亲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她很有志气，就像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她的一生非常自强，若是她能多活一点时间的话，她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童年及求学：８岁时独自一人从福州到南京寻找父亲 １１岁在英国炮舰整天炮轰南京街头时，上演话剧《一片爱国心》 １７岁考上清华大学化学系 ２７岁当上副教授 参加“一二•九”运动并拍了一套珍贵的照片 从北平向大后方流亡的惨痛经历终生难忘 公费留英专业考试虽然考了第一，却因国民党当局的腐败而搁浅 在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的斡旋下又一次性收到了三所大学的奖学金和入学通知书
我两岁时随母亲回到福州。
我父亲在福州自己开了家小医院，名叫尚元医院，有几间病房，不大，医生只有他一个人。后来他去南京，筹备江苏医学院。
我8岁离开福州，独自一人到了南京；11岁念完小学。那时候北伐军刚到南京，英国的炮舰就炮轰南京。老师让我们去慰问北伐军。在英舰炮火下的南京街头，我参加演出了一出名叫《一片爱国心》的话剧。
我去南京的时候，我母亲也在福州。我给母亲留了一张“我走了”的条子，又从母亲的抽屉里拿了五块大洋就走了。当时去南京必须经过上海，去上海又要在福建的马尾登船。母亲见我不辞而别，很着急。
我到马尾的时候，去上海的船还没开，当时不是每天都有船去上海。在马尾我住进了一间小客栈，四处都是臭虫，夜晚根本睡不着。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母亲，告诉她我在什么地方。我在信上说：“你放心吧，我准备去南京，人现在还在马尾。”母亲赶紧就找了一个熟人陪她去马尾我住的小客栈，劝我回去。我坚决不回去，她们只好送我上船。后来我到了上海，就去找一位堂姐。过去父亲带我去过她家，这次我一个人去了。我叫了一辆黄包车，拉车的看我不是上海人，又是小孩，就大兜圈子，狠狠地“宰”了我一次。找到堂姐家住下以后，父亲知道了，就去接我到南京。他脾气不好，可是那次并没有指责我。
我当时为什么要离开母亲去南京呢？因为在小学校里有些不大愉快的事情，就不想在那个学校里上学了，就想去南京算了。
我小学上学很不正规。父亲在福州开医院时，当时有那个所谓的童子军，脖子上都系着一个什么东西，我看见许多大哥哥拿着一根棍子，戴一顶帽子，很威风，我也要参加童子军。父亲就让我也参加了童子军。我有一张相片，在好多很大很高的人中间，我才有他们一半高，站在队伍的前面。我父亲挺开明的，平时也没怎么管我。我到了南京，念了两三年就把小学念完了。那时我父亲在南京大概是当什么医院的院长，而母亲可能是在福建生活还比较习惯吧，也就没去南京同我们父子住在一起。
我在南京就读的小学，是东南大学附小，即现在的南京大学附小。前几年有一次东南大学开校友会叫我去，我说我是你们所有的人中最老的校友了。
我17岁考上北平燕京大学化学系、次年转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清华大学有一批老师都是大师，对学生们的影响非常大。像我们化学系里边，很多教授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学识与人格、治学精神，都给我们很大的影响。我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日本加紧侵华。我们去过通州，那儿被汉奸殷汝耕占领，到处挂着日本国旗。我们见了无比气愤！中国人正面临着当亡国奴的威胁。从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亡以后，到了“七七事变”的前一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像“一二•九”运动。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到现在我还有一套“一二•九”运动的照片。虽然照片上没有我自己，但是好几张照片都是我自己摄的，包括警察准备开枪，还有那个拿高压水龙头冲击学生等。那时候的国家、华北危在旦夕，后来北京又沦陷了。当我们几个同学要往天津去的时候，天津已经丢了，只好绕着走，什么东西都扔掉了。我绕着大同、太原，到了黄河渡口，再到西安，完了再到南京，也不能回家了。我记得我们经过汉口的时候，把《松花江上》的歌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给改成“我的家在北平清华园里……”。后面的词我记不全了，但还记得几句话，像什么“那里有我的师长，还有亲爱的同学……”，原歌词里的“九•一八”、“九•一八”，我们就改成“七•二八”，那是清华园沦陷的日子。
抗战时期，我到中央大学做研究助理，实际上就等于研究生。我写了两个研究工作成果的报告。这两个报告被送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凭着这两个研究成果，他们就给了我一份讲师证书。当时的惯例就是，你拿到讲师证书的话，就能晋升为副教授。我在1942年拿到讲师证书，1943年贵州大学就聘我为副教授，当时我27岁。
袁翰青教授是在我整个求学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他是我在中央大学的论文导师，我那时候是研究助理，享受工作人员的待遇，在教授食堂里吃饭，躲防空洞跟教职员工在一起。袁翰青先生不管是为人、为学，还是在学术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最近中央大学校友会要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写了《深切怀念翰青师》，他对我的影响已在这篇文章里边讲得很清楚了。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老师，学问非常好，工作能力非常强，非常爱国，道德品质非常高。
抗日战争后期，我在贵阳、重庆。1941年我结了婚。爱人黄景泉是广西人，我把她送到江西上学，我在贵阳，好几年都失去了联系。当时我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卖了，包括什么金戒指等等，给她汇去一笔款子。她当时在中正医学院里当学生。钱汇去以后，多少年都没消息。后来日本打到独山，贵阳的人要撤，可我不能撤，我把刚两岁的小孩和我母亲、妹妹都撤到遵义去了，发高烧，差一点就病死了。那时候国土、城市沦丧，中华民族危亡，一家四分五裂，所有人心情都是很沉重的。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了解一点历史。我还很赞成若是有机会的话，现在的大学生或研究生都能够下乡一个月，不要说什么跟老百姓同吃同住，哪怕是去割割麦子，也可以多了解一些中国的现实吧。中国农村不少地方现在还是很穷的，生活还是很艰难的。大学生们要是真下去一个月，回来以后恐怕吃什么都香，自己也会动手做一点劳动。
我想接着谈一谈我于1945年以制药化学专业第一名通过公费留英考试，却没有去成的过程。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让考试出国，我参加了留英的考试。留学的费用是由英国的一家药厂出的，药厂有一个应试的条件，报考药物化学的人日后都要去这家英国药厂实习；还要求是药科毕业生。而教育部糊里糊涂让我去考了，其实考上前六、七名的人都是化学系毕业生，而不是药科毕业的。成绩送到英国，英国药厂要的是药科专业的，我虽考了第一名，但是我不能去英国留学。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那时候我在贵州教书，就跑到重庆去找英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里有一个科学馆，科学馆馆长是李约瑟，很有名，是搞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夫妇都在英国大使馆内，接见我，听了我讲的事实真相后非常生气，拿起电话打给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次长（副部长）。这个教育次长是留美的，英文也挺好，跟李约瑟很熟。李约瑟问他是怎么搞的等等。次长很怕外国人，李约瑟给他打电话，他就说让我去吧。我一去呢，他就把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处处长、司长，一大堆官儿都叫来了，后来做出一个决定：他说现在英国是去不成了，如果你能找到外国的奖学金，有给钱的机会，国民政府给你算公派，给你路费，给你外汇。李约瑟后来替我介绍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接受班廷奖学金，班廷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杨石先教授当时是南开大学校长，替我介绍美国的马利兰大学。还有一个教授替我介绍美国的衣阿华大学。我很快同时得到了三个留学的机会。后来我就先到衣阿华大学。我跟他们说我想读药，不过我想先去多伦多大学念药理博士，再回到你这里来念有机化学博士，他们就同意我去了多伦多。
在加拿大，获得以诺贝尔奖得主班廷命名的“班廷奖学金” 在美国，除了化学系奖学金外，药理系教授答应每月给我１００美元，年终我必须完成两篇论文，我到了年底却一次交给他５篇论文，另向校方借款，补贴家用 毕业时打开装博士学位证书的夹子，里面夹的却是一张纸条写着：“请把借学校的款还了，我们再给你发证书” １９４８年分别获得了全美化学荣誉协会和全美科学荣誉协会的会员证书，随后我研制的C-１４-甲状腺激素资料被美国国家档案局收藏 对我的回国要求，美国当局一边威胁要逮捕我的爱人，一边劝我加入美国国籍，提高待遇。其实我当时的收入在美国要算高的了，回国前送给美国保姆的东西用中卡车运走了7次。
我1946年出国，先在加拿大半年，以后到了美国。正在多伦多大学进修的时候，中国国内打起了内战。打起仗来以后，一，我们不能汇钱回中国；二，我的家眷来不了啦。所以我只好把多伦多大学给放弃了，提前去了衣阿华大学。本来我想先念药理，完了再念有机化学博士，结果药理就不念了。到了衣阿华大学，比较容易地就把我的爱人跟孩子都接来。后来，我女儿在美国出生，当时的四口之家，仅靠我一个人拿化学系的奖学金，不够维持生活，所以我就到药理系去工作了。美国人很喜欢多出论文，我就跟药理系的教授约定，说你给我每月100美元，我保险一年出两篇论文。当时一般的奖学金大约只有60美元。我一边在化学系做学位论文，念书应试，做博士生。另外一边，又在药理系做工作，挺累的，一个实验下来，有时做到夜里3点钟，才一个人开着汽车慢慢回家。结果我一年里不是出了两篇论文，而是出了五篇论文，他们是挺高兴的。两边的收入加起来，对于四口之家的生活还是很困难的。我们刚生了女儿，还得找一个美国保姆，孩子放在保姆家，每天开车上她家去看孩子。
当时住的是校外的出租房子，汽车是半旧、多毛病的老爷车，要常修，也相当费钱。后来我爱人虽在当地找了研究助理的工作，可钱仍不够用，我又把她到送芝加哥去工作，周末她还要来回的跑。她到芝加哥后，我还得跟学校借钱。等到我读完博士学位，拿到博士证书的时候，孩子很高兴地跑过来，要看博士证书是什么样的。我一打开装证书的夹子，可里边写的却是：请你把学校的借款还清了，我们再给你发证书。我当时欠了学校两、三百块钱吧。但那钱值钱，不像现在，是现在的十倍吧。后来我开始了新的工作，大概一两个月就还清了欠款。以后买了新汽车，不需要老修，也就省钱了。我和爱人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比一般的教授都高了，生活才逐渐有了保证。
当时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有两个组织，一个组织叫“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有一点像现在的“中国科协”，另外一个叫做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有一点像过去北京东单米市大街的青年会。两个组织都是宣传新中国、号召留学生回国的进步组织。两个组织中也有一些地下党员，像侯祥麟等。侯祥麟回国后曾当过石油部的副部长，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最近他还写了一本自传。他是当时“科协”的负责人。还有好多留美的学生不是党员，都是很进步的。当时好多留学生都参加了这两个组织，包括我自己在内。起先也有一些学术活动，比方说哪个留学生谈谈自己专业的新进展，但是有很大部分留学生就学政治，学习与新中国相关的新闻，然后再向其他同学介绍新中国。后来美国政府，说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外围团体，紧接着就把两个组织给解散了。
我们当时参加留美科协、回国后当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老同学，总共有二三十个人吧，前些日子在一起照了一张照片，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同志为我们拍摄的。
1948年，我当选全美化学荣誉会员协会会员，4月后又当选全美科学荣誉协会会员。这事其实也不是太难。美国有这么一个制度，首先你学习成绩好，大概各科考试都得A，或者你念了16门功课，16门是A；另外，要有当地的会员选举你，再经过批准，就给你一把金钥匙。美国人常常就挂了一、二个金钥匙，就是这么一个组织。它都是用希腊字母代表的，比方说科学荣誉协会，就叫Sigma Xi，全称是两个希腊字母；化学荣誉协会叫Phi Lambda Upsilon，也是由3个希腊字母组成。许多中国留学生或者外国教授，只要他念书的时候成绩比较好，又经过选举就能获得。他们当时歧视犹太人，犹太人不能参加。
我在１９５１年研制的C-１４-甲状腺激素等资料，至今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国有一个国家档案局，我的两种放射性化合物的合成方法论文全文就放在那个档案局里。其实也不是什么保密的文献，可以拿钱到档案局把它买出来看。
当时，所谓的标记化合物、同位素化合物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以后就无所谓了。我读完博士学位后，应聘在医学院放射性研究所工作，当时搞同位素是新事物，美国当时不希望中国或者其他共产党国家掌握什么跟核的技术有关的知识，他们就不愿意让我回国。
二战结束以后，便开始了所谓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所以有些学校就开始创办这类放射性研究所。我们研究所的所长伊文斯教授参加过原子弹研究（曼哈顿计划），后来当过核医学会的会长，和核研究杂志的主编，他很有办法筹集基金，所以我们那个研究所搞得挺现代化的，当时一切用品都是全新的，所有的实验台设备等都是不锈钢的。
我们学校管外事的官员对我说，你若是在这留下去，我就给你提升、给你加薪，另外让你有美国国籍。他认为美国籍是给你的恩惠，这是美国人自己的想法，因为好多人想入美籍都入不了。另外，当地警察局又给我们一个准备逮捕黄景泉（我爱人）的通知。因为她来到美国时是研究助理，可这个时候她已经在一个医院里工作了，属于“非法就业”。通知中又称：假定她不离开美国，可以缓期执行二十年。为了不让他们抓人，我又找了好多教授和许多同事，还找过当时管理留学人员的人。我为我们自己辩护，说既然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你不让我去中国也行，应该让我去世界上除掉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行吧？我去加拿大、去英国，走到哪里我都可以找到认识的人，也可以去一些有中国使馆的国家。我一方面跟他们争，另外呢也想了一些办法，找在协和医学院干过的美国教授来证明，说是中国人很讲孝道，中国人要养父母，这是美国人不能理解的。现在不许我寄钱回家，但母亲还得我们养她呀。如此争取的结果，过了一年多还是放我们走了。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拿的是年薪，大概是一年四、五千美元，我爱人大概也拿近三千美元，加起来大概有七、八千美元吧。当时的七、八千是很值钱的，等于现在的七、八万以上，只要花一千二百美元就可以买一辆新的汽车了。我们两人的收入加起来不比中西部地区的大教授少。
当时回国就是想参加祖国建设，我把什么东西都处理掉了。我工作后，家里的东西都是新的，汽车是新的，冰箱呀，洗衣机呀，什么都是新的，我把它们半价转让给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至于衣服、家具等家用品全部都送给了我的保姆。我想回国以后总是穿棉布衣服的，回国后再做件棉大衣，新的毛料大衣则送给了保姆。再加上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物品，她用中卡车拉了7次才拉完。
回国初：周总理在北京饭店请吃饭，席间直言：在中国能上大学并留洋的一定不是普通家庭…… ５０年代一边倒，学苏联的时候，我坚持了科学家的良知与道德，但自己也大病了一场。
我们回国后住在留学生招待所里，有一天说是周总理要请我们去北京饭店吃饭。当时北京饭店还没盖新楼，在老楼吃饭，也不是现在的贵宾楼，就是贵宾楼旁边的那个老楼。那天晚上摆了两桌，周总理就坐在我们这一桌。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讲了很多，他说在中国能够上大学、能够念书、能够留学的人，肯定都不是普通的家庭，不会是一般的出身好的家庭，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讲自己的家庭出身，讲他是怎么样对待自己家庭的。他再强调：不要背包袱，当然也应重视旧社会、旧家庭、旧教育对自己的影响。他还讲他的侄子找他，什么人找他，他怎么对待，甚至于家庭成员里也可能有一些作风或者说是品质不是很好的人，应该怎么对待等等，讲得很是生动。
刚回国那时，一切都是一边倒，苏联的什么东西都好。当时有好多的政治学习，一到政治学习的时候，我就做难了；当时我们科里的一些党员都比较年轻，大学刚毕业的，其实他们是好意的，希望我们能够转变，但是一天到晚向人家宣传这个，总是跟人家说相反的话，这在群众中的影响也不太好。比方说，他们说协和的技术不好、存在着问题，那我就说协和的技术还是高的；你可以说协和必须改造。我说：马车总是比人拉车跑得快，汽车总是比马车快；只能说老百姓坐不起汽车，这汽车是给有钱人坐的；他们说什么“鸡血疗法”好呀，我说这和西药“可的松”根本就没法比，这是常识。因为“可的松”是用药理测定过，化学结构是明确的，有证明的，“鸡血疗法”有什么科学证明？还比方说巴甫洛夫，在西方教科书里照样都有，各国科学家都充分承认他的研究成绩的。就这样，一天到晚诸如此类的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再加上后来的一些“运动”，那就更麻烦了。每当“运动”的时候，有一些方面大家都是知道的，特别过激。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我大病了一场。为此，卫生部领导让我去北戴河疗养，给我极大的关怀。我经不起考验，感到很惭愧。
在“文革”中，我跟着别人喊“毛主席万岁”就挨了打：“你也有资格喊？！” 在江西的“五七”干校中，我盖过房子，种过地，挑过粪，看过野猪……由于干校的“双抢”，我不能在高龄老母临终前见上一面，还丢失了多年积累的科研笔记卡片 我一直没有后悔当年回国。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江西干校，不止务农，而且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在干校我算较幸运的。我去干校的时候，已经摘掉扣在头上的各类帽子，也就是说不再对我进行批斗了。我去干校的身份是五七战士，跟黄家驷等那些老教授不一样，他们下放到干校都是被监督劳动的，还没有“解放”。
我去的时候什么活都干过。比如，我盖过房子，种过地，看过野猪，挑过粪，好多农活都干过。连队里的干部对我的劳动都还有些照顾，比如说全连看水要一个人，就把我看中了，看水是件要求较高的活计，就是在下大雨的时候，我就披上一个斗笠，拿一把铁锹，再拿一个马灯，去渠上查看。那个水渠要是什么地方快要漏了，我给堵一下；什么地方堵了就疏通一下。不管怎么说，在当时这个活还是较轻松的。有时北京来了一批教授，还要我来讲一讲参加劳动的心得体会什么的。
我是第一批去干校的，好像是68年到70年吧，一年以后，又是第一批职工下农村，就是跟农民同吃、同住。卫生部的五七干校地址在江西省永修县农村，邻近县份还有许多部分的干校，比如中央机关的干校，不少领导干部就在我们附近劳动。当然现在不会再提倡那种干校了，那不是正确的一个政策。不过，我觉得，要是现代的年轻人，有机会下乡看看是有好处的。我在干校期间，倒是很愉快的，只要一躺下，头刚靠枕头就睡着了。有一阵子，我常跟一个比我年轻得多的女同志，两个人分工种白薯。种白薯需要肥料，肥料中要数牛粪最好。那时，我们附近的牛粪都捡完了，要找到牛粪就要跑到好远的山上。有一次跑累了，我刚往山上一躺下，把眼睛一闭，就梦见一堆跟蛋糕一样高的牛粪，高兴得不得了，好不容易才见到那么好的牛粪哩。
在干校期间，我才真正了解到农民的艰辛。刚到农村时，要搞“双抢”，是很苦的：凌晨三点钟天还没亮就下地，要到晚上九点钟才能收工。正当八月，烈日晒着，是强度很大的劳动。在那种时候，我自己还戴着药盒什么的，有针炙、耳针等，随时顺便替老乡治病。我不是医生，我是学化学、搞科研的。他们的病也好治，不像城市里病人的病那么难治，用这些简单方法，有时候还很解决问题哩。真正知道了他们的生活是那么艰苦，那么纯朴，能为他们做一点事情，我觉得也很高兴。从干校回来的人呢，都说在干校吃了两年的红米饭，南瓜汤，可顿顿吃得精光，就像当年红军的样子，吃得挺香。以后再吃什么东西都不香了，现在我吃什么东西都不如那会儿香。
在干校我劳动很努力，比方说盖房子，四个人站在屋顶，我往上面扔砖，都能供上他们。一次晚上挑灯夜战，我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把手摔坏了。我刚学会的这个扔砖块，现在扔不成了，我想那怎么办呢？我就挑水，开始的时候，挑两个小铁桶，水都晃得一塌糊涂。我想我怎么就不能用我的肩膀挑水呢，练了几天也不那么晃了！看来，挑水也不那么难。
我为全连烧水。人家都睡觉的时候，我去河边挑水，一连可以挑20几担，都是大桶。后来近距离可以挑水泥，一次100多斤。后来我到四川省简阳县山沟医科院分院、从四川省回北京时，四件行李，一根扁担，前头两件，后头两件，从简阳挑到机场再坐飞机，下飞机后，再用扁担挑着步行到我家。这根扁担跟我坐过好多次飞机。
看野猪的时候，天没黑就一个人到很远的山上，登上搭好的草棚子里，拿一把土枪守望。万一野猪来了，或敲锣，或打枪，把它赶走，免得庄稼遭野猪的祸害。应该说干校中不少的活我都干过，而且还干得不错，那时候我才50多岁。
刚去干校时连房子都没有，100多人住在一个破庙似的大房子里，我们头一批人要自己搭房子。刚到干校时，天气那么热，劳动量又大，吃得又不好，睡得也不好，许多人不适应，上吐下泻，有些人浮肿很厉害，发烧生病。当时我还好，终于挺了过来，没有病倒。
在干校期间劳动之余经常开批斗会，那是很激烈的。我们连里有个留美的郭教授，言谈中或生活中常被人家揪出小辫子，老是挨批斗。他来干校时从家里带了一点肉松，没地方藏，给发现了，因而就挨批斗。他岁数较大，眼睛也不好，下地走到半路有一次掉到一个深坑里，好久都遇不到人搭救。还有一次，他把粥拿回房内没有吃完，撒了一滩粥在凳子上，刚好有个连队干部进来，他赶紧把一滩粥坐在屁股底下，一动不动。
我没去干校以前被监督劳动，人家喊“毛主席万岁”，我也跟着喊，造反派就骂：“你还有资格叫？”，还把我揍了一顿。那会儿有人认为，留苏的就是苏修特务，留美的就是美国特务。我那时候不是党员，他们就找一个我手底下的人，当做我在党内的代理人去批斗。在“文革”中，我被打的次数还不太多，但是被打过。可张孝骞老教授等被打得很厉害。
“文革”中使我感到最痛心是我丢失了多年的科技笔记资料，这些资料凝集我的心血、我的经验。比如研究生或者工作人员，他们做实验应用的每个方法我都会给他们一个卡片或简单资料，比方说做无水酒精，有很多方法，采用哪种方法可参考我的卡片进行选择，对每个新来的人，不同的实验，有指导意义，不需要从头做起。我们实验室里这样的一套卡片全部丢了，更不用说文献卡片什么的。
“文革”中个人遗憾还算小事，整个国家的损失则是巨大的。那时不要科学技术，不要整个公民的创造性劳动，不顾整个国家建设。在在中国搞“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正是世界各国大搞经济建设，实现现代化时期，亚洲也出现了四小龙，我们国家与世界经济发展更加拉大了距离。
对我个人来说，我遗憾的是，我到现在为止做的事情太少了，理应做得更好一点。现在岁数大了，力不从心，效率很低。但是，我从国外回国，从来没有后悔过。包括现在对我的学生，我送了好多人出国，去外国看看，开开眼界，提高一点技术水平，这是好的，正确的。如果要做事业，在中国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包括我自己在内。虽然我做的还很不够，但是肯定要比我留在美国起的作用更大。因为回国我可以从零开始，可以做一点工作，还培养了一大批学生。整个中国的发展虽然不够快，但是我们还是在赶、在做。要在国外的话，有房子、有汽车，也不过是生活好一些，多出几篇论文，如此而已。
黄景泉于1978年参加编写儿科专著时，因操劳过度，患脑溢血去世。
1980年，我和创建我国第一个临床核医学科室的同行专家周前结婚。周前是一个事业心、责任心极强的医、教、研工作者，每天工作到深夜，数十年如一日。为了提高我国核医学水平，特别是开展PET（正电子发射断层，当代影像医学的尖端装备）在我国的应用，我们二人花了十多年功夫，走遍英、美、加等国参观取经，并向国内有关领导部门反复呼吁，终于得到国家的支持，拨专款，一次到位，在北京协和医院建成一个高水平的PET中心，周前担任中心主任，我充当中心顾问。
奠基中国核医学：钱信忠部长直接领导，主持中国第一个同位素训练班在自己身上试用放射性药物 取代苏联专家，为国争了光 获美中核医学会“核医学优异成就”奖牌。
我国的核医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还得从我们国家制订第一个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说起。当时，就考虑到要发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其中医学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12年规划的第九项重点任务，就是“同位素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当时这个任务就落实到了我们医学院，具体由我负责。那会儿我们就考虑到核医学是国家的重点学科，它不只是对保健事业、卫生事业有重要作用，而且可以带动其它学科的发展，很多其它的学科发展也需要核医学的技术。１９５６年钱信忠刚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他表示一定要亲自抓这件事情。他既是卫生部的副部长，又是军委卫生部的副部长。他要办一个同位素应用的训练班。他点了两个人去办这个班，一个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丁德泮教授，一个就是我。那时候我们单位还叫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还没有成立。
１９５６年，丁教授跟我开始筹办同位素应用训练班。后来，丁教授生病住院了，那也没关系，反正都得办，地点选在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由总后主管。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投入训练的核医学基地。
当时有很多同志参加了这个工作。１９５６年办了第一个班，１９５７年接着办第二个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大力支持我们，特别支援我们从苏联得到的放射性原料，这个班培养了一大批我国在这一领域里后来的学科带头人。
学习班连办了３期，在新中国的核医学史上留下了多个“第一”：
第一批国产放射性同位素测试仪器，是师生们边学边干、自己动手设计制成的。
第一批放射性同位素试剂是在学习班研制出来的。
第一批放射性同位素自显影试验是在学习班上完成的。
第一批放射性标记化合物的专业人员和第一批从事核医学研究的骨干，从学习班走向全国。若追根溯源，今天在全国各地主持核医学工作的“长字辈”们，很大一部分都是当年西安学习班的毕业生或是他们的学生。
１９５７年，中国协和医学院建立了同位素中心实验室，首次将同位素应用于人体（应用１３１Ｉ-碘油观察正常人及病人胃肠道吸收功能）。为了保证安全，当时我首先用新合成的放射性药物在自己身上做了实验。其实这很正常，许多研究放射性药物的和试用新药的临床医生，都是这样做的。
1960年，苏联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开展工作。1961年，苏联原定派专家给医学科学院开班讲课，传授如何生产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化合物，可是苏联专家突然不来了，而我们的学员已经来了，中国科学院派来一个副教授，军事医学科学院也来了一个专家，还要用此成果向“十一”献礼。怎么办？我们决心自己干！那个月里常常通宵地干，终于研制出9种放射性药物和标记化合物。后来我也参观过苏联的实验室，苏联的物理、数学都很好，就是生物学不怎么样，包括同位素应用，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是搞得很好。我们自己终于弄出来了，开了一个好头。
在现代的甲状腺研究领域里的，国际权威的Ｊ•欧本海默实验室里，为什么要挂着我的照片呢？这是很远以前的事了，因为当年我在加拿大的实验室和美国的两个实验室都做了甲状腺的研究，我回国后到了协和医院，开始的时候也是做甲状腺激素等一系列的研究，都做这方面的工作。Ｊ•欧本海默是一个研究甲状腺激素方面的权威，他到了中国，看了我们的实验室，跟我们这一批人做了交流，开展了讨论，我们有的学生对他的论点提出反面的意见，他非常欣赏。1986年，美国核医学会请我去美国8个城市访问，我也到了他的实验室。他很欣赏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所以他跟中国的留学生说，你要去北京，假如你还继续做甲状腺激素的研究，你就要到协和医院找王某人；同时他还将我的照片挂在他的实验室里。很遗憾，后来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做不下去了，主要因为若要进一步深入，其理论性比较强，而当时协和医院更注重临床，我只好结合临床，没有深入地做下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核医学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多了起来。我曾率领我国代表团参加第三届世界核医学大会，先后出访过美、英、法、加、俄、捷等２０多个国家，并多次作为会议主席、主讲人，主持各种专题讨论会，同时也介绍我国核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使我国核医学与世界核医学接轨。为了表示对我的鼓励，第五届世界核医学联盟国际联络委员会聘我为该会的委员。同时，亚大地区核医学联盟聘我为国际顾问。美中核医学会还授予我“核医学优异成就奖”的金质奖牌……。
当前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有限的余生尽最大的努力去创造条件，让那些热爱祖国、献身科学、作风正派、立志攻坚的年轻骨干迅速成长起来。因为只有他们才是富民强国的保障，而国强民富又是我终生的愿望。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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