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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迅:《为人民服务》:中国二零零五年“第一禁书”
(博讯2005年3月19日)
    
    
     刚获老舍文学奖的河南小说家阎连科,推出新作《为人民服务》,却成为今年「第一禁书」,中宣部指称它诋毁毛泽东、军队,以及性描写泛滥。刊登该作品的广州《花城》杂志须全面回收。 (博讯 boxun.com)

    
    
    初春,在全国人大和政协即将在北京召开前夕,一部突破政治和性禁忌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载广东文学双月刊《花城》二零零五年第一期),被北京当局所禁。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文件,「不准发行,不准转载,不准评论,不准摘编,不准报道」,已发行的刊物全部回收,各省市宣传出版部门正逐级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有关批示精神,认为这部小说诋毁毛泽东,诋毁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诋毁人民军队,诋毁革命和政治,滥性的描写,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宣扬了西方的错误观点。人们称,由四十七岁的北京作家阎连科创作的这部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大陆二零零五年「第一禁书」。
    
    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各地出版社都炙手可热,作品尚未杀青,多家出版社的编辑即已展开争稿大战。不过,这一小说在多家出版社轮转,编辑都担心触犯「天条」而犹豫发稿。中国大陆文坛最具权威的上海《收获》杂志,已将作品发稿至印刷厂,最后还是撤了稿。据悉,《为人民服务》原作九万字,阎给广东《花城》的稿子,经自律「审查」删节,只剩五万字,而《花城》再作「审查」删节,估计只剩四万字,用阎的话说,「已经根本就不像一个作品了」。刊登于发行量达叁万的《花城》上的这部小说,由中宣部关于新闻出版的九人审读小组发现问题严重,遂紧急采取措施。杂志被禁,一时「洛阳纸贵」,编辑部每天都接到各地文友要索取这期刊物的电话。出人意料,叁月出版的《花城》也因此销量大增。
    
    《为人民服务》描写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发生在军队内的一个故事。《为人民服务》,是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着名演讲稿的篇名,在文革期间,中国民众几乎人人都能背诵。毛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荒诞的岁月必是禁欲的年代。小说描述,部队一师长离婚后,与部队医院的年轻护士刘莲再婚,但仍没有生养孩子。刘莲不再工作,但与师长的生活也不协调。公务班班长吴大旺,被上级选派去师长家专职做饭打扫,他依照「为师长家里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的军事原则,在师长家里谨小慎微。
    
    一次,师长去北京学习两个月,夫人刘莲性饥渴难耐,多次引诱吴大旺。家在农村、已婚的吴,在「为人民服务,你脱呀」的催促中,与刘莲由性生情。他俩在性生活中获得暴发性满足,也产生了情爱。刘莲怀孕了。她设法重新安排吴的工作,从农村调进城里。此时,部队正在整编,有的留下,有的退伍,凡是知道师长夫人生孩子内情的军官,都被遣散了。权力欲和人欲的纠缠,令这一题材相当敏感。
    
    人性的疲软,需要毁灭政治禁忌方能勃起。文革期间,谁亵渎毛泽东而有一句不恭的话就是反革命。小说中,这对情人叁天叁夜,一丝不挂,足不出户,饿了就吃,累了就睡,醒了就行房。在屋里,吴不小心砸碎了一尊毛泽东石膏像,这在浩劫年代,堪称反革命事件,对于他们反而引发了狂野性欲。此后他们楼上楼下四处找有关毛泽东的圣物,肖像、《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语录镜框、印有语录的筷子和印着毛头像的味精瓶等,一一撕碎、砸烂,比谁更反动、更反革命。他们在这过程中彼此都陷进政治禁区,但也确保彼此爱情的忠诚,因而性高潮不断。
    
    目前,《花城》编辑部有关人员正作检查,受何种处分尚未定论。刚躲在北京近郊写完一部电视剧的阎连科本人,也没有被要求作检讨。朋友对他说:「好在你前不久离开部队,回到地方作协,否则部队肯定不会放过你。」阎听了说:「现在的文坛,可宽容多了。只是我对不起出版社,对不起编辑朋友。」九五年尚在部队的他,曾因在内地发表《夏日落》而博得香港一些刊物极力赞扬,阎被迫多次检查。据悉,阎的一个短篇小说原定在河南《莽原》文学双月刊今年第二期发表,编辑部因《为人民服务》遭禁而有顾忌,于是将这期《莽原》全部销毁。
    
    《为人民服务》备受瞩目,而阎连科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受活》(春风文艺出版社),在中国也广为流传,作者更因该作品获北京文联和老舍基金会主办的第叁届老舍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奖。
    
    《受活》说的是某县为发展旅游致富,要「受活庄」的上百个聋哑盲瘸的残疾人,组成「绝术团」巡回演出赚钱,而后去俄罗斯购买列宁遗体,建列宁纪念堂,以此实现中国乡民的天堂之梦。
    
    目前,港台多家出版公司正透过各种渠道,联系阎连科出版《为人民服务》港台版。叁月一日,阎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专访:
    
    许多读者在问《为人民服务》究竟要表达什么,你能说说吗?
    
    小说要说什么意思,我也常常说不清楚,但肯定是意味无穷的。我写小说一开始从来不考虑要表达什么意思,怎样能调动自己写作的激情而表达某种愤怒就怎样写,怎么舒服就怎么写,是否表达得「过」还是「不过」,我不会考虑的。当代作家当然不能个个都像鲁迅,但整个文坛没有鲁迅那样的精神,就会出现软骨症。表达激情和愤怒是我创作的原动力,面对历史,面对现实,没有激情和愤怒,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尤其是长篇小说。
    
    《为人民服务》里砸毛泽东石膏像等等,又和性的勃起搅和一起,你知不知道可能出版不了呢?
    
    我写小说从来不去想出版问题,写完再说。其实作家都是眼高手低的,想到十分,能表达七分,已经不错了。如果连十分都不敢想,只考虑这不能表达,那不能表达,这样作家也就别去写了。这二十多年来,文学创作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作品出了什么问题,官方对作者还是宽容的,但对出版是否宽容,是另一回事。但写作因为这样而束缚自己,什么不能写,那就不合适了。
    
    写了如果无法出版,那就先放进抽屉里,或者拿到境外出版,这要看一个作家的承受力了。对作者宽容,为什么作者还不去写,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出版,而在于敢不敢写。真的给中国大陆作家一个宽松的环境,就像你们香港一样的创作环境,你还不一定真能写得出来。《为人民服务》至今还没有让我写什么检查。这也算是一种宽容了,我真的感觉,的确是在往前走。在中国,相对新闻、影视、出版,最宽松的还是文学。
    
    《受活》得奖后,你为什么说当今文坛很宽容?
    
    《受活》是最近争议较大的一部作品,争议主要在叁方面:一是对语言的争议,方言能不能使用,使用到什么程度,因为方言对阅读构成很大的障碍;二是对作品的结构和叙述方式,作品中常常有絮言式注释;第叁,人们可以在饭桌上私下说,却不会在公开场合说的,不会留下文字在版面上说的,就是对几十年历史的认识,对现实的认识,对改革和发展的认识,中国是注重意识形态的社会,作品中关于购买列宁遗体这么大的事,还有政府要残疾人演出赚钱等如此具象徵意义的事写了出来。这么一本书,政府没有禁它,已经相当宽容了。
    
    其实,一段日子来,常常传出当局会对我的这部作品如何如何,而结果我本人却得了老舍文学奖,这是非常非常意外的。这不仅超出我的想像,也超出许多人的想像。一般而言,对具有较大争议的作品是不会给它奖的。这不是民间的文学奖,而是政府的一个奖。所以说相当宽容。
    
    有人认为《受活》是反制度的、反乌托邦的,甚至有人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改革发展,你如何回应?
    
    我认为,这些话言之过重了,是偏激的,读者或许会从作品中感受到一种情绪,评论家也明白这种情绪,结果把奖还是给了这部长篇,至少对作家思考的宽度和深度是默认的,容忍了作品中一些诸如购买列宁遗体这类天马行空的想像。
    
    这部小说表达了一个作家面对社会的焦虑不安的心情,也探讨了改革发展往前走是一种实践,倒退也是一种实践的两难境地,这些读者感受到了。这在强调不断改革不断发展不断创造社会稳定的氛围下,这个奖能给《受活》,我确实认为是超出一般人的想像的。
    
    你的小说给人感觉干预生活、干预社会和现实十分强烈,你怎么看自己?
    
    干预生活的说法似乎不是太恰当。中国文坛始终强调主旋律,强调来源生活,高于生活。
    
    我认为,真正的老百姓不在火热的生活中间。几十年来,那些典型的大起大落的运动,都不是老百姓能真正参与的,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就是现在的改革开放,真正主人不是老百姓,不管是苦难的还是欢乐的生活,老百姓都不是主角。
    
    我们写作不能忘了这样一层人物。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不是生活的主角,在我们国家更是这样。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他们的情感生活、他们的生与死、他们面对这个世界难以忍受的尴尬的局面和生存的苦难绝境,这是中国的大多数啊,我们的文学恰恰把他们丢掉了。我们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就是把这一层人丢掉了。
    
    几十年来,就长篇小说而言,没有一部作品是将他们当作主角的。说「干预生活」不太恰当,官方也要求干预生活。
    
    我们说「人民」,他们也说「人民」,我们所指的「人民」和他们所说的「人民」,不是一码事。
    
    你说当前文坛弥漫着虚假的现实主义、庸俗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故事百分之百真实,整体的精神却是虚假的,为什么?
    
    衡量一个作品真实的标准,现在是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堆积成文学,生活里有的才是生活的真实的,生活中没有的就不是生活的真实的。
    
    我却觉得,文学的重要功能是将那些不可能转化成可能,不是将生活中可能的事情转化成可能。目前大家争论很多的是现实主义问题,今天大家说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从前苏联照搬照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我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被我们曲解了,人们通常说的现实主义其实是伪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成了文学主角。谈到生活的真实,往往会滑入伪现实主义的轨道里去。因此,这些作品不是来自作家灵魂,而是来自生活表面的。
    
    现实主义应当来自作家内心的、来自灵魂深处的东西,不论是丑的还是美的。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的大变化,但仍有几亿人日子过得十分艰辛,他们为生存而挣扎,谁来关注这些人,这不是我们能从电视和报纸上能看到的,完全被所谓「生活的真实」所掩盖了。
    
    你的小说有很多性描写,如何理解你说的「性是作家试金石」?
    
    对于性,在中国仍始终是忌讳。作家在作品中描写性,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你写的性和你的思考有什么关系。写性有更深层的含意,就应该大胆而无所顾忌地去描写。如果写性是为了多卖掉一本书,那是另一回事,你怎么写都行。
    
    不能回避性的描写
    
    事实上,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性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文学回避性描写,就不是完整表现生活,那只是被过滤了的生活。我们不是简单描写性,而是赋予它一种意义,是美的还是丑的。所以说,性是作家的试金石,你的思考是严肃的还是庸俗的,你写的性能让人感觉出来。
    
    当代中国作家,包括我在内,性描写都不好。最不能写好的,就应该去尝试。人们常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爱情与性是永远不能分隔的,性自然也是永恒的主题。我在长篇小说《坚硬如水》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描写,我是在用性建构一些很崇高的东西。
    
    阎连科小档案
    
    一九五八年生于河南省嵩县一个偏穷小镇,七八年参军,八五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九一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零四年十月,由二炮创作室调动为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七八年开始写作,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七部,小说集《年月日》、《耙耧天歌》等十余部,另有《阎连科文集》五卷。曾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叁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全国、全军性文学奖二十多项,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现为北京专业作家。
    
    ——亚洲周刊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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