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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大掠夺 古稀老人私房被占投诉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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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1月23日)
    前言:一对孤苦无依年近八旬的老人,老太太曾经是杭州着名美女,在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前的一次义演中和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同台演出,一个被评为歌后,一个被奉为琴后;老爷子出身上海资本家家庭,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当年也是经常一身白色西服出身餐厅咖啡馆,拉得一手好京胡。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老太太在杭州的1487.68平方米豪宅被非法侵占。二老1987年根据中国私房政策开始多方申诉,2004年11月终于得到杭州房管局的书面批复,批应该退赔二老30平方米自留房,和计人民币合三百七十八元九角(见附件三)。不仅如此,房管局不顾房屋原始档案,生生将其缩水为765.60 平方米。社会主义改造后纯粹就是社会主义掠夺。

    二老遍诉中国所有中央大媒体和地方有影响的媒体,毫无作用。抱着一线希望,他们希望海外媒体的能给予关注。

     本人向您申诉的是我的私房被非法侵占案,它原本不难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解决,遗憾的是,由于种种非正常的人为原因,司法人员徇私枉法,偏袒非法侵占人,而法院久拖未决,以至造成所谓事实上的“租赁关系”这种假象。而杭州市房管局竟以此为拒,不顾此案尚在诉讼阶段和受害人的竭力申辩,强行责令填表,把非法侵占活生生地变为“合法”的租赁关系,对全部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且未给受害人留下寸土片瓦,致使本人几十年来,租人私房,三次搬迁,居无定所。(基本情况见附件一) (博讯 boxun.com)

    八十年代,中央、省、市下发了一系列文件,除根据宪法重申保护公民城市私有房屋的所有权外,对于城市中私有房屋出租,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均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如国发(1983)194 号文;浙政(1983)62 号文;浙建房(1984)296 号文;浙建房(1989)15 号文,杭政(1986)62 号文;建设部有关文件等,不胜枚举。]其中有:…凡改造错的应纠正;又:本着谁占谁退的原则,又:…私房改造一般以150 平方米为起点。本人对被非法侵占的房屋,并不抱有奢望,只乞求市房管局能稍稍按政策办事,可怜可怜普通老百姓,给年近八旬的孤苦老人以一席栖身之处,于愿足矣。因此,从1987 年开始,即向有关部门申诉,却始终未予合理解决;包括市房管局、市信访局、市长助理等有关部门,连一个书面答复也不肯给。(见附件二)

    被迫无奈,于2004 年3 月上书温家宝总理,据说是因为接到了总理的批示,今年9 月,市信访局这才去函市房管局查询,而市房管局于11 月19 日,竟然以一纸空文予以应付【见附件三】。不过,这总算是十七年投诉以来仅有的一次书面答复。对于拥有1487.68 平方米房屋的产权人,这一次,市房管局竟然如此“大方”,一次批给三百七十八元九角(378 元9 角)的“巨款”作为30 平方米房屋的折价作为“补偿”,可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对于本人多次提出的关键问题,诸如原有私房总面积为1487.68 平方米,(有市房管局原始档案为证)却“缩减”为765.60 平方米(这其中的差额哪里去了?)等要害问题,却避而不答,一概置之不理,其中有何不可告人之处?

    杭州市房管局的某些干部,他们以为这样一来,本人只好止步了。确实,又有多少普通老百姓能告得赢“当官”的呢?房管局的某些干部,深谙“为官之道”:为了一些“区区小事”,又有哪位上级领导会那么认真地亲自来查实?至于中央首长,更不可能亲自过问,由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有恃无恐,甚至连本地的新闻媒体也不放在眼中,有事实为证:2004年11 月5 日,浙江电视台“新闻观察”栏目报道,萧山区一位被侵权人,有了市长茅临生(已调省里工作)的书面批示,在市房管局面前,照样碰壁:房管局照样顶着不办。记者自我解嘲地说,受害人得到的是“纸上的权利”。由此可见上级领导的指示,在房管局那里是如何得到“落实”的。人们不禁要问:市房管局背后究竟有何“靠山”。

    杭州市房管局的某些干部,也还是有所怕的,如同那些发生矿难的少数干部和个别的地方干部一样,怕的是外地尤其是中央的新闻媒体,因为一旦惊动了中央,动了真格的,他们也会吃不住的,归根到底,是怕丢了官。而宪法和法制以及上级文件的精神、“三个代表”的思想,对杭州市房管局的某些干部来说,是可有可无的,难道事实不是如此吗?按照以上思路以及十七年以来的经验,在本地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不得不向新闻媒体和中央有关部门申诉。信中所述均为事实,盼望调查核实。望能垂怜普通百姓的冤屈,在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具体或精神上的帮助,本人均将感激不尽。

    申诉人:李梦(女) 2004.12

    住址:杭州定江路109 号杭州日报宿

    舍1 栋307 室(现租住地)

    邮编:310016

    电话:(0571)86945088

    (附件一)私有房产被侵占过程

    投诉人李梦,拥有遗产位于杭州市上城区黄醋园3 号及5 号两处房产,总面积为1487.68 平方米。解放前,3 号由原私营同顺绸庄租赁做生产车间,5 号为古典中西式清末民初高档生活用房,由该同顺绸庄租做职工宿舍及办公室用。到1951 年时租约已满。后因三反五反运动开始,绸庄老板李姓父子逃回上海,投诉人本拟收回售与浙一医院做职工宿舍,但该绸庄工人代表多次上门请求让其用于生产自救。投诉人出于同情,予以同意,并暂不收租金,连折旧费也不收,仅由他们交纳应缴的地价税。但当时口头声明,一俟与浙医协商定后,必须由他们无条件退还。后因投诉人回上海探亲滞留,未及时催还,但也未同意订立续租协议。

    不料,1956 年投诉人返杭时,该处使用人已面目全非,不仅由富强丝厂擅自迁入,在事先既未告知业主,也未续订租约,更未征得业主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对原有房屋进行改建,因此引起诉讼,由当时该辖区所在地法院受理。第一次开庭时,富强厂由一葛姓会计出庭,虽然承认上述种种侵权事实,但称需回厂汇报。原本是一件明明白白的侵权案,即使是初参加工作的法官也必能立即判定,不意,该法院在拖延近一年后,竟然不顾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公然偏袒被告,强制进行所谓的调解;更令人愤慨的是,原告花300 元(先付了150 元)委请之着名律师×××(至今仍自诩为杭城第一人),也伙同作弊,公然替被告作辩护。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调解不成。

    当时,本人病弱,唯一亲人又因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不久即亡故。(当时,因原有私房出租给同顺绸庄后,我家另无私房,一直租房居住在当时的皮市巷250 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幸由当时的邻居邵连元及徐雯(女)两人去该富强厂借支治丧费用并为本人治病。在这种情况下,被迫造成既成事实。此后,该厂仍未与本人协商订立租赁协议,而是在法院并未作出判决的情况下,竟由法院出面,以一纸通知,强令原告领取所谓租金(金额是由他们随意定的)。并迫令原告承担所谓的改建费两千多元(当时,可购普通民房300 平方米左右)。由于存在纠纷,投诉人的私房社会主义改造延迟到1959 年下半年。当时区房管局一姓钱的女干部,竟无视投诉人的房产被侵权事实在前,房管局下发填表(改造)的日期在后这个基本事实,竟然确认并宣布投诉人与富强厂之间是合法的租赁关系,令人哭笑不得。

    社会主义改造法规规定,对改造对象应清产核资,在接收资产的同时应接受负债部分,但是房管局在实施改造后,竟然仍扣去投诉人本不应承担的所谓房屋修理费2000 多元,依的是哪条法理?!而投诉人既非地主,杭州市城中也未实行土改,拥有1487.68m2 的产权人,却连一丁点的自留房也未给予,这样做又怎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本人已年满八旬,膝下无儿无女,无依无靠,收入微薄,遭遇如此,不知在有生之年能否有人为我伸张正义?!

    (附件二)投诉经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私房业主向有关部门投诉,其中已有人稍得退赔。自一九八七年以来,本人未曾中止过投诉,也曾向区法院、司法局以及几处律师事务所咨询求助,并曾向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二零零年时在延安路)求助,均被婉拒,理由不外乎两点:(1) 时效问题。(其实民法是一九八七年颁布的,本人投诉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2) 本案应属于落实政策范围。

    然而,本人向有关部门投诉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1.第一次申诉,由市房管局私房处原处长章官麟接手,他竟然将报告压下近六个年头(1987——1993)。当本人无奈向市信访局投诉时,信访局一郭姓干部竟将投诉信转到章手中。自此以后,尽管在法定接待日,章不是托词有事,就是拒不接见。甚至让投诉人到他办公室的抽屉里去找报告。章公然称,你去告好了,最后还不是到我手里。然而,在他于1993 年退休前,竟然无视投诉报告的主要内容:1、非法侵权事实。2、非法擅自拆除并改建投诉人的私房。3、非法侵权人强行勒索投诉人2000 多元人民币。章在未给于投诉人寸土片瓦自留房的前提下,竟然只批给30 平方米,请注意,这还仅仅是折价款。

    2.无奈之下,在1993 年向人民日报社群工办投诉,信件转到市信访办时,市信访办负责同志指示本人向省信访局投诉。省信访局局长王加浩批转省城建部门,由一姓钱的同志(系原市房管局私房处副处长)批转给市房管局房产处一姓冯的女干部。这位干部竟然又压下了一年多,先是诿称未收到文件,迨1994 年时她却又说我没时间办,我要退休了不管了。

    3.在1997 年又向北京<<民主与法治报>>投诉,当该报记者来杭调查时,房管局竟以“已解决”掩饰过去。

    4.到了2004 年元月,向杭州市茅市长(已调任副省长)申诉,但据说是接到了市长批示的房管局,却依然是十几年一贯制,由市批到区,区批到街道,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处。当再向市长投诉时,无论是电子邮件,挂号信还是电话,均被市长助理代为拒绝,理由是此事已批示过,今后不再受理。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投诉材料是否真由市长亲自过目了。

    5.2004 年三月,正值全国人大开会之际,向温家宝总理写了申诉信。很可能是接到了总理或有关部门批示,杭州市房管局这一次居然主动发信,指示本人去档案处查实原有私房面积的确实数据。由于1959 年社会主义改造后,该处改造面积一直不明确,市房管局的通知中为765.6 平方米,而在区房管局查询为760.5平方米,而原私房处档案为760 平方米,在档案馆边副馆长处告知为824.11 平方米。为了查实,本人连续三次在档案馆接待处复查,亲自见到了1951 年8 月9 日的原始档案,其确实数据应为1487.68 平方米,也仅仅只有最后这一个数字,才符合产权人拥有房产的实际情况。实有面积与改造面积之间七百多平方米的差异从何而来?令人不安。曾有案例:杭州市光复路12 号业主经投诉后获得近280平方米退补费,但另有50 平方米的私房,竟有当时上城区叶德怀(后曾任副市长,已判刑)与原上城区副区长×××通同作弊,租与另一私人,占而不还。本人担心档案有可能被人偷改,并非杞人忧天。

    6.为查实房产的确切数据,本人去市房管局时,起先受到了局纪律监察委员会黄书记的热情接待,许诺一定帮助解决,后因本人坚持要求查清房产面积差异时,引起了黄书记的不满。果然,一纸通知,声称“过去的处理并无不妥。”

    7.最近,2004 年9 月上旬,给市纪委发了电子邮件,迄今未复。由上述不难看出老百姓有冤时投诉之难。就在2004 年11 月5 日,浙江省电视台“新闻观察”节目播出:杭州市萧山区一房产侵权案例,在茅市长已然作出书面批示的情况下,市房管局竟然仍顶着不办。电视台的记者无奈地说:受害人得到的是“纸上的权利”。真是现官不如现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本地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不得已只好再次向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新闻媒体求助。投诉人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按中央和省、市文件(举不胜举)规定的政策妥善处理,给投诉人以一席栖身之地。但愿社会主义的宪法和法治、“三个代表”的光辉,最终也能照到杭州市房管局这块土地上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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