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连载：谢选骏《中国文明整合全球》(3)
(博讯2004年4月14日)
谢选骏更多文章请看谢选骏专栏
(博讯 boxun.com)
三，文明 . 城邦 . 聚合作用3. Civilization and Polis, The Effect of Aggregation
考古学表明，农业的定居是形成城市的必要条件；而早期文明起源于城市，古代国家多为城邦（城市国家）。在西方语言中，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根就是城市（Civil）。像苏美尔诸城邦后来统一于巴比伦帝国，埃及诸城郊统一于“古王国”，殷代诸城邦（“x方”）统一为周朝等等。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西北印度前雅利安的哈拉帕文明等等，发源地均为一个同名的城邦。因此，了解城市起源的特点和早期城郊的性质，有助于探索它们所哺育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史。
经过对古代城市生活的系统梳理，就会发现城市都具有两种聚合作用：一为伦理意义上（道德）的聚合，一为力量意义上（技术）的聚合，中国偏向于前者，欧洲偏向于后者。当然这两种聚合方式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文明实体内部，但在不同的时空中，具体到某个城市上，则各有强弱的不同。
用现代术语说，前种作用偏重于“精神文明”，其功能对社会群体有保持连续的稳定作用，后者以“物质文明”取胜，其功能是更积极地推动文明的进步。
依据城邦面临的内、外问题的不同性质和曲线变化，上述两种作用并不是均等的，时而前者占上风，时而是后者。同理，在不同的城郊中，特点和需要也不尽相同。不同的古代城邦，对上述两种作用的需要，有时可能恰恰相反。
如在中国古代城邦和其他亚洲的内陆城邦，是宗教与道德作用更强，而古希腊和后来西欧的航海城邦，则技术作用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
我们注意到，古希腊城邦制度及其“古典文化”兴起的前提条件，是希腊人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而意大利城郊及其 “文艺复兴”的运动，也与威尼斯、热内亚等商业共和国频繁的海外活动缔结了很深的缘份。至于近代西方文化及其社会制度的形成，更与“地理大发现”之后，航海事业的空前发展息息相关，是地理大发现这一经济行为的文化反响。
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实就是城市市民即商人的革命，是海上活动中迫切需要的“力量-技术的聚合”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的聚合”的反抗。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反封建的、反土地贵族的、反专制统治的、反内陆文明的。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海行为，不偶然也不孤立。
早在九至十世纪之交，北欧海盗也就是失势贵族与武装浪人，颇似 五百年后出现在东亚的“倭寇”，就通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相继征服了冰岛并发现了格陵兰、北美诸地。
在南欧，希腊人的航海贸易传统被威尼斯人与热内亚人继承下来。后来，不论是发现东向航路(好望角)的葡萄牙人，还是发现西向航路（美洲）的西班牙人，其海上主力与骨干大都是受到雇佣的意大利人，如哥伦布就是热内亚人。甚至为英国发现并殖民北美的卡波特，也是出生于热内亚而后来获得威尼斯公民身份的。
航海经商－殖民，这是从公元前3000年爱琴文明创始，尔后为克里特人、迈锡尼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近代西欧人 一直承袭的传统，是“地中海生活”特有的产物。它具有东方海上民族马来人的航海文明比较缺乏的“定期贸易”的特点。马来人航行的海域过于宽阔（中国海，太平洋，后来发展到印度洋），而比较原始的航海技术工具如独木舟等，不足以聚合为一个交往密切的的殖民主义文明的体系。
(博讯 boxun.com)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