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出非洲”和“r-K理论”1. “Out of Africa”and the“r-K Theorem”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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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起源的最新研究显示，非洲是“现代人类的摇篮”，灵长动物的“伊甸园”。基因研究、化石记载与考古学的证据，都追溯人源于非洲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虽然南方古猿早已绝灭，但却是直立人（Homo erectus）与现代人（Homo sapiens）的祖先。 现代人（Homo sapiens）被叫做“完全的人”（fully human），大约十六万年前，他们在非洲留下了痕迹，约十万年前他们中的一部分移居到中东，然后散布亚洲、欧洲和美洲。有迹象显示，他们可能部分混种并最终灭绝了尼安德特人（the Neanderthal），排挤了并最终灭绝了当时已经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直立人（Homo erectus），有时甚至把对方当作食物对待。

    在现代人（Homo sapiens）内部，分化也没有停止过。除了十万年前留在非洲而成为现代黑人（Blacks）祖先的那群人，离开非洲的人类经过六万年左右的演化，约在四万年前再次分裂，形成今天的高加索人（Caucasians，主要分为印欧雅利安人[Aryan]、闪米特人[Shemite]、含米特人[hamite]族等“挪亚的后裔”[the Descendant of Noah]），东方人（Orientals，以中国人、印第安人等黄种人为主流）等两大分支。

    较新的人类学研究显示，现代人的历史先是从非洲与中东，到了欧洲，然后再从欧洲到了东亚，所以高加索人（Caucasians，主要分为印欧雅利安人和闪族、含族等“挪亚的后裔”）在生命历史变动过程中，总是介在东方人与黑人之间。如上所述，现代三大人种的形成，得力于两次分裂：第一次经历了“非洲人与异非洲人之间”（between Africans and non-Africans）的分裂，第二次经历了“东方人与高加索人之间”（between Orientals and Caucasians）分裂。

    上述“走出非洲”的理论，是陆基.卡瓦利-史华兹（Luigi Cavalli-Sforza）及其同事曼诺尼（P. Menozzi）、皮亚兹（A. Piazza）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里，研究了各种族的基因（Genes）和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比较结果之后，提出来的。为测量哪些族群最相近、哪些族群在何时分离，基因学家们计算每个族群的基因突变量，这种方法支持了“远离非洲”的理论。

    考古学也支持这一理论。直立人（Homo erectus）如北京猿人、爪哇猿人等创造的“早期石器时代”（Early Stone Age，也可以叫做“低旧石器时代”[Lower Paleolithic]）文化，比现代人（Homo sapiens）早一百万年。直立人的早期石器时代的器具，有斧头、刀、大砍刀，和一些形状类似的东西，但大多缺乏设计构想和批量生产能力，是随机的作品。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根据直立人的头部化石推测，这可能是缺乏语言协调能力所致。然后，在中石器时代（Middle Stone Age，也可以叫做“中旧石器时代”[Middle Paleolithic]，尼安德特人开始制作先进的石器与骨器。直到现代人在十万前进入亚欧之后，局面开始巨大变化。

    四万年前的东北亚需要暖和的衣物，考古学家已经找到针、画在洞穴里的有头罩的皮外衣与坟墓装饰物上刻画的衬衫与裤子。那时北方的中国人取下狐狸和狼的骨骼与爪子,用来剥开这些动物的皮，制成毛衣。为与他人隔离，房子挖在地底,用柱子稳固大的住宅，巨大骨头用来做墙壁，火炉与石灯用来点亮漫长严寒的冬夜。

    三万多年前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狩猎者和采集者们开始懂得修剪野生植物，助其生长。人们发现粮食可以种植，于是开始经营菜园，定居的渴望鼓励了更多的种植，人们不再依赖移居的生活方式，于是建造更多的住所，开始蓄养动物，而不必像从前那样不断追逐猎物。

    到公元前一万年前后，人类已经扩张到地球上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十六世纪欧洲人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其实没有发现任何一块无人居住或无人到达过的土地，只有一些极小的岛屿例外。而远古的、前欧洲的、有色人种主导的“地理大发现”，是在何等原始的技术条件下（例如利用独木舟穿越大海）实现的！

    公元前一万年到八千年间，北半球最后一个大陆冰川期消退，农业开始逐步取代狩猎，最先在美索布达米亚肥沃的新月地带，狩猎者和采集者在野生的大麦、小麦和谷类田地旁边，以种地作为狩猎的补充，到公元前七千年，粮食种植已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农业扩展到世界各地，希腊是公元前六千年左右，中国是公元前五千五百年左右，到中欧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尼日尔（Nigeria）盆地以西，是公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当时的撒哈拉草地森林丰富，河流湖泊密布，鱼类和其它水中生命活跃，那里的人们种植农作物，放牧牛羊。而在墨西哥南部，狩猎者和采集者独立发展了农业。

    世界各地培植不同的品种，在北非的尼罗河沿岸，人们种植高粱、小麦和小米。亚洲人培植大米，美洲人则培植玉米。农业生产出了更多的食物，而更多的食物制造了更多的人口，但更多的人口却使得农业社会处在营养不良的边缘，因为农民比狩猎者和采集者更依赖自然，狩猎者和采集者可以从贫瘠地方自由迁徙到猎物和野生植物更丰富的地方，而且驯化的植物比野生植物更容易遭受虫灾侵袭。

    考古学家们在上述农业社会的儿童骨骼化石上，发现了比狩猎者和采集者更多的营养不良的迹象，例如早期农业民族的平均身高，低于他们狩猎和采集的祖先。人口密集的农业社会，还生活在一种严重缺乏卫生设施的环境中。人们对自己的垃圾、下水道和供水毫不在意。他们对细菌一无所知，而他们的无知所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他们遭受了狩猎者和采集者所罕见的传染病：农业社会的儿童大概不到半数能够活过十岁。

    相比之下，非洲虽比北方大陆温暖，但却缺乏安稳的住所，乾旱、暴雨以及病毒、细菌与寄生虫传染的疾病，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因此，那里的人类谋求种族生存的方式，就是尽可能生产许多后代，这可以叫做“r策略”。而在欧洲与亚洲，各种生存危险与机会是并存的，于是，生存之道是需要更好地照顾后代，哪怕少生一些，这被叫做“K策略”。 欧亚大陆的多样化环境还使得身体产生不同的变化。在北欧,阳光少,维他命D减少,皮肤与头发的颜色变得较淡以便吸收更多阳光，于是北部欧洲人的皮肤和头发的色素较少，这里的小孩生存与生殖的机会比较大。东亚甚至比北欧更冷，但有较少的云与较多的阳光，人体产生了对抗寒冷天气所需要的厚脂肪，这把靠近皮肤的红血管隐藏起来，因此东方人的皮肤多是“黄色”的。在非洲内陆,黑色素使皮肤变成黑色，这是为保护肌体免遭阳光暴晒所致。所以，色素减少并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日晒减少的结果，智商才是进化的结果。

    气候不同还影响智力。在非洲，暖和的气候与自然的食物全年不缺。然而越是往北移居的人，为了在寒冬生存下来，就越是需要独创性，以便发掘新的食物来源与发展储存食物的方法, 也需要织衣与造屋保护自己。同时双亲需要对孩童提供更多的照顾，帮助后代在寒冷的环境与气候下生存下来。在这方面，黄种人需要应付的挑战比白种人更为尖锐，尽管白种人起源于更为阴郁的环境，但气候却比黄种人居住的西伯利亚、北美洲和北极圈（包括北欧北部）较为温暖一些。

    上述“r-K理论”可以部分说明不同种族在身体、脑部及行为方面差异的形成原因。“走出非洲”的种族演化过程表明，离开非洲越远，人类就越是远离r型，越是偏向K型：其脑部大小与智商程度越是增加，其生殖力、攻击性及性活动也就相对降低。

    （参见斯全尔[C.Stringer]与麦克凯[R.McKie]合写的《走出非洲》（African Ezodus），一九九六年，伦敦的开普出版社[Cape]出版。）

    人类学家们承认，“r-K理论”解释了生命特徵与种族命运的关系。“r策略”代表在自然状态下多子多孙，缺乏双亲照料，也意味父母亲很少将文化传递给小孩，这降低了文化功能和智力需求。但移民欧亚的人，面对新问题的挑战，发展更完善的双亲照顾与社会组织，这需要较大的脑与较高的智商，艰钜工作需要更多的智力、较低的人口出生率，迫使性荷尔蒙以及性能力与攻击性有所降低，善于制定长远计划和自我控制，比较遵守规律，家庭比较稳定，寿命也比较长。离开热带地区，前往北方大陆，就是这样日益偏离“r策略”，日益偏向“K策略”。

    在生物世界的其它领域，“r-K理论”也是如此适用的，例如，植物比昆虫更接近r策略，昆虫比鱼类更接近r策略，鱼类比两栖类更接近r策略，r两栖类比爬行类更接近 r策略；接着可以反过来说，哺乳类比爬行类更接近K策略，哺乳类内部最接近K策略的是灵长类，灵长类内部最接近K策略的是人类，人类内部最接近K策略的是黄种人。所以黄种人集团意识更强，更有耐力，可以为了一个长期目标而努力克制自己的短期欲望。

    （以上参见菲律普·洛旭庭[J.Philippe Rushton]：《种族、演化及行为》[Race, Evolution, and Behavior]）

    尽管人类的种族有上述区别，但是从“起源非洲”的共同命运看，确实，“全球一体”并非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理想，而是具有十万年历史的人类命运所预先规定的。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