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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遗迹】北京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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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6月04日消息】                    ·山子·

                  “六·四”遗迹 (博讯boxun.com)

     要看真正的六·四遗迹,既不必去市中心纪念碑上看子弹洞痕,也无须到东西长安街上找履带压痕——这些痕迹早已被当局精心地掩盖起来,这两天还专门有武装警察看护,没事还是别去公开凭吊为好。甚至也不用到西北郊北大43楼〖或别的什么楼号?〗去暗访原学自联筹委会办公室——公安局专门成立有16处、至少五十来号人专门“保护”这类去处。

     这里要讲的六·四“遗迹”可以说满京城都能见到,其源头就在城东南的朝阳区东三环南路66号。这个当年“自由化”泛滥之地,六·四之后反而一年比一年——拿句北京话说——火爆。当然我更不会为卖身求荣者唱赞歌。

     我还清楚地记得,1989年4月25日,我是怎样急切地挤进一个人群,向一位穿蓝布中山装的卖报人急切地询问:“还有没有《北京青年报》?”那不过是一份每周四小版、看上去多少象油印传单的北京市团委机关周报,其正常发行量可能还不到五千份。老实说,尽管我跟一些团委有密切联系,可在那天之前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份报纸,更不曾在报摊上看见过它。

     但就是这样一份不起眼的的小报,在当年春夏之交那场惊心动魄的洪流中起到了泄洪闸般的作用,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风头:它是国内公开发行的媒体中首家报道4·22事件的。4·22事件指胡耀邦追悼会当天,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呈请愿书无人理睬。

     说这个风头出得不小,是因为《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对于当时学运争取市民同情起了很大作用,而事件事发数天后才在这样一张小型周报上得以报道(甚至《科技日报》在其关于4·22十万市民长街送耀邦的极富勇气的报道中对这一事件也只字未提)也使社会各界对官方喉舌的不信任、以及对《北京日报》等对学运所作诋毁的不满完全公开化了。那一期《北京青年报》发行了多少份大概只有将来才能知道。

     说这个风头出得不大不小,是因为它毕竟是一家力量极单薄的报纸。在《科技日报》及那些后来纷纷“倒戈”的大报如《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乃至《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辉映下,《北京青年报》的光芒很快就被淹没了。或许是因“祸”得福吧,它没有招来军代表进驻的“殊荣”,编辑部大概也免于被大卸八块。相信这几多因素为它日后的火爆埋下了伏笔。

     今天,你再用不着满街打听有没有《北京青年报》。走近北京任何一家报摊,最显眼位置上摆放的大抵只有两份报纸:《北京青年报》和《南方周末》。拿起这两份报纸读几期,你不能不佩服北京人口味的精确和卖报人对市场的敏感——与纽约街头不同,《人民日报》是不可能在北京报摊上卖的。

     套用老胡的话说,今天的《北京青年报》可真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去年一到北京,就在小何家见到一张十分陌生的大八版日报。读了几期,得知《北京青年报》正是这年改为日报的,而且由于销量猛增,又决定96年起扩至十六版,正向读者征求改版建议。主办单位之一仍是北京市团委;另一主办单位是北京市青联。也不知是什么讲究,这俩单位还一个领一天“衔”,决不出现在同一张报纸上——这种现象在国内也是头一次看到。

     不管是哪天的报纸,不管是哪个单位主办的,今天的《北京青年报》是一家极其敏锐的报纸。从编辑方针到记者的采写,无不透出强烈的锐气,比89年的《工人日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大陆其它报纸、尤其是北京地方报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可以这样说,《北京青年报》在新闻性和可读性方面已达到了世界水平。

     那么,满街可见的《北京青年报》算不算六·四遗迹呢?这个问题自然不好拿去问总编,何况我跟他们也没有交道。但接近总编的小张对此毫不讳言:《北京青年报》就是沾了六·四的光壮大起来的。有空,您也许想去朝阳区东三环南路66号北京青年报社直接问问?

     说起《北京青年报》,还有不少故事,咱慢慢再讲。这里只提一个有趣的细节:89年北京市团委书记就是跟李鹏、袁木一起在电视上露面、陪着挨了老百姓许多臭骂的袁立本。也不知这位先生今日何往了?

                 反革命暴乱与持枪犯罪

     要说谎言不攻自破,那是神话。事实是,戳穿谎言的最有力武器是证据。

     《北京青年报》1996年5月29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北京严查黑枪》的特写,其中关于近年持枪犯罪率上升的介绍是这样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初,京城黑枪极少,枪患基本上不存在。即使是暴乱后的1990年,北京涉枪暴力案件仅发生一起。1992年也不过5起……”

     我们不论记者(或公安局官员)将89年的“风波”称为“动暴乱”是否符合“中央精神”,也不看89年“中央”将这一事件先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又改回“动乱”,最后由“江中心”淡化成“风波”。反正时至今日,“平暴功臣”仍挂着勋章,而牺牲的平民仍背着“反革命暴徒”的黑锅。

     诸如此类,皆源于当年袁木反复向中外记者贩卖的理论:“反革命暴徒”从戒严部队手中夺取了枪支,威胁到首都治安,因此戒严部队不得不用真枪实弹对其实行坚决镇压。

     也许当年镇压得太及时了,“暴徒”们根本还没来得及威胁治安?因为根据当年的新闻(哪怕是最不怕撒谎的《北京日报》),从四月十四日至六月三日晚十时,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持枪杀人案;我们读到的是学运期间首都秩序远胜于平日。

     也许是当年镇压得太坚决了,戒严部队的枪支其实都没有“被抢走”?因为根据七年后的追述,“即使是暴乱后的1990年,北京涉枪暴力案件仅发生一起。1992年也不过5起。”

     要真是这样,面对“近几年来,北京市的涉枪暴力案件急剧上升,已发生数百起之多,……(其中)仅持枪抢劫、持枪杀人两种案件即占总发案数的70%”的局面,当年躲在西山某个角落里咬牙切齿高喊“果断镇压”的李鹏之流,怎么竟没有一点果断了呢?

     附带提一下,北京市戒严是1990年春节解除的。

    寄自北京

   摘自【华夏文摘】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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