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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见证】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北京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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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6月02日消息】                 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北京的回忆

                    ·胖 子· (博讯boxun.com)

     六四事件的是非成败,已经众说纷纭,将甏恐怕也要争论不休。无论怎样评价,这件事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发展的进程,改变了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命运。人们有权利知道这个事件的事实真相;每一个当事人或目击者都有义务讲出当时的事实。现写下自己所见所闻的那些事情,算是事件的一点儿侧面,希望能帮助众多的当事人引起关于六四的回忆,尽早使人们对事件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一九八九年五月底,电视台播送着晚间新闻,女播音员仪表端庄,声音平和地报道:北京市区宣布戒严已经十天,戒严部队仍未到达指定地点(电视画面显示大队的军车和疲惫的战士),北京市区秩序井然(画面是平静的街道)。很多人整天观望着,思考着,讨论着,争论着这僵持的事态究竟如何发展。当时很多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考虑,极力劝说广场上的学生撤出,给政府个台阶下,使事件和平解决。至于政府方面的情况则不得而知。由于双方都不肯让步,终于导致一场悲剧。

     从六月一日左右,情况起了变化,在北京到处流传着新的故事。最常见的说法是:大批三五成群身穿白衬衣黄裤子的年轻人从郊区或外地往北京来游览,不断地向行人打听天安门广场位于何处。当卖冰棍的大妈问他们从那里来时,则支支吾吾答不上来。结果被大妈们指向相反方向。当然也有其他版本,比如从他们身上搜出木棒菜刀之类,听起来象黑社会闹事的味道。我住的大院里也传说各单位的汽车牌子要都收缴上去,借给戒严部队使用。不过我倒是见到一辆挂军车牌照的越野车被群众拦住,两个穿便衣的人被揪送到学生组织,说是进城侦察的特务。

     六月三日早晨刚上班,就听说头一天晚上一辆军车强行冲进北京,在木樨地把拦车的群众撞死了。学生和群众要抬尸游行。到了中午,又听说在西单附近群众截获了一车武器,军队要动手了。下午有人跑回来说,军民因争夺武器发生了冲突,军方使用了催泪弹。一时众说纷纭,人心惶惶,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家都没有心思工作。来到公共汽车站,发现刚恢复通车没两天的公共汽车又停驶了。到家时已经将近六点钟,电视里正播放着戒严指挥部的通告,要求市民留在家里,不要上街。在楼道里做饭的时候,一邻居问我去不去广场看自由女神像。自从学生们在广场上竖起了自由女神像,晚饭后带着孩子去广场就成了很流行的举动。我对邻居说:没听见戒严指挥部通告啊,不许出门!邻居两眼一瞪:怎么着,他们还能用机关枪把我们孩子给突突了?!话是这么说,她也和我们一样呆在家里看电视。另一个邻居看我们都胆小怕事,不顾妻子的劝阻,单独去了广场。他这一去,二十四小时后才回来。老婆孩子忧心忡忡,望眼欲穿,我们也跟着虚惊一场。

     电视里不断地重复着戒严指挥部的通告。晚间的新闻联播证实了关于军车肇事的传闻,不过官方的说法是一辆武警的车因雨后路滑车速过快,驶向便道将路边乘凉的市民撞死,请大家不要听信谣言等等。看完新闻联播之后,大约八点多一点儿,骑车来到玉泉路口,看到马路上到处是砖头瓦块,几根木制电线杆横在路上成了路障。听周围的人说:本来被堵在石景山,古城一带的军车突然强行通过,高速向城里冲去。遭到堵截时就用砖头瓦块向市民还击。军车的速度很快,绕过路障时几乎翻车。大家找来很多砖头,准备等军车再过来时和他们对打。我因穿着拖鞋,行动很不方便,砖头飞来时躲不开,就决定回家换了鞋再来。

     大约十点半左右,孩子睡了之后,妻子和我步行沿玉泉路向南朝地铁车站方向走去。过了高能所大门之后约一二百米,突然听到啪啪两声脆响从地铁方向传来,仅仅过了一二秒的时间,就听到连续不断的枪声,还可以听到子弹从头顶上飞过的呼啸声。我骂了一声:他妈的,真开枪了!拉了妻子就往回跑。本来在十字路口附近的人也一边骂一边沿着玉泉路往北跑。跑了几百米,枪声停了,我们也停了下来。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动静,一部分人赶快回家了,但大多数人又回去看看究竟。我也想回去看一看,可又怕当兵的再开枪,就来到高能所后门,从院里穿过去。估计他们只用冲锋枪机关枪,不会用榴弹炮火箭筒之类的重武器,有院墙掩护不会有大问题。

     来到科大研究生院在复兴门外大街的大门,门里门外有很多人。听了听,看了看,没什么异常,就走了出来。门前的路上停了几十辆军车,全是卡车和通讯车,既没有坦克也没有装甲车。在玉泉路和复兴门外大街的交叉路口,停着一辆很大的装满碎石的矿山工程用车,挡住了军车。听周围的人说:原来的路障拦不住军车,很多军车冲了过去;正好这辆卡车来到这里,司机开车挡住了后面的军车。人们围住了军车,与当兵的辩论。就在双方争执的时候,突然从玉泉路南段靠近十字路口的地方两辆后面开门的北京212吉普上飞来密集的子弹,有人中弹倒下,很多人四散跑开,然后两辆吉普飞驰而去,转向太平路,不见了。在玉泉路的南段人很少,没有人能说清这两辆车什么时候来的,连什么人开的枪都说不清楚,有人说是军人,有人说是武警。地上有大片的血迹,有两人受伤,一人背后中弹,子弹从前胸穿出;另一人大腿中弹,大概股动脉受了伤,也流了很多血。两个人被送到附近的航天部中心医院。所有这些过程,在场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军车上的战士站的很高,看得更是明明白白。我来到军车跟前,人们愤怒地质问军人为什么对这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士兵们向往常一样,怀里搂着枪站或坐在卡车里。不知他们是否和我们一样愤怒,从一张张年轻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和我们一样震惊。车上的官兵被自己看到的事实惊呆了,他们没法回答人们的质问(也包括自己的质问?),大部分人闭口不言,只有少数人不断地重复着:我们没接到这样的命令,我们不会开枪。一些军官站在通讯车周围,看起来他们正在和上级联系。

     大约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从东边,即公主坟、木樨地方向不断地传来枪声。人们从永定路和五棵松那边也送来一些受伤的人。我问那些送伤员的人,在五棵松有解放军总医院和北京军区医院,在永定路有武警总医院,为什么不就近送那里,反而跑这么远。送伤员的人忿忿地说:送了,他们不收,他们只收部队的伤员!

     第二天早晨是六月四日星期日,天刚刚亮,我就骑车出去了。玉泉路口的军车不见了,马路北边地铁车站的玻璃上有很多枪眼。弹孔都很小,穿过玻璃之后又打在对面的墙或玻璃上。沿马路往东去,一片狼籍,不时可以看见地上已经发黑了的血迹。远远地就可以看见五棵松十字路口躺着一具男尸。这人身穿白色短袖衬衣,深色裤子,内衣是北京人叫作老头衫的白色圆领背心,看体形大约三四十岁。他头部血肉模糊,身上却不见枪伤。边上有个人告诉我:这人昨天晚上想挡住飞驰的军车,当时就被撞死,也就没送医院。

     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议论着发生的事情。大多都议论着被打死的人数,当时的数字大多是几百人。

     回到家里,电视里正播送着解放军报社论,电视只有声音没有图象。解放军报社论告诉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一举粉碎了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八点左右,收音机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文节目Radio Beijing。男播音员的声音与平常不一样,很激动地向外界播送着成百上千的平民在北京的街道上被军人打死的消息。

     十点左右再出去的时候,外边的人多了起来。人们谈论的话题仍然是死亡的人数,这时的说法已增加到几千人。有一个中年妇女说刚刚过去一辆轿车,车上一个西方人从车里伸出两个手指,喊着:两万多啊,两万多啊!大家根据见到的听到的和自己的想象,都相信这个数字。刚刚过去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横在玉泉路口的木制电线杆已成了一片碎木屑。铁道兵大院墙外停着一辆坦克车,很多人围着坦克,我也凑了过去。坦克车的盖子掀着,一个战士坐在上面,对人们的指责和谩骂置之不理,可以听见坦克里有人说话。看起来是坦克出了故障,掉了队。坦克的外观很粗糙,钢板之间焊接的痕迹都很清楚,没有抛光。后来看到别的装甲车时,也有类似的印象,像文革武斗时自制的土坦克。事后有人就说这些坦克和装甲车都是报废的,就是送来让你烧的。人们的这种说法还有其他的理由来支持,因为到处都有抛锚的军用汽车坦克装甲车。也有人说这不是官方的阴谋,而是士兵们有意弃车。

     来到五棵松,原来躺在五棵松十字路口的尸体不见了,只剩下一片约双人床大小,紫黑色的紧紧地与水泥地面粘在一起的混杂着衣服纤维的薄薄的肉酱。我不禁惊呆了。看着路面上清晰可见得的坦克车履带轧出的印迹和这一片薄薄的肉酱,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以前见过淹死的、烧死的、上吊死的、被枪打死的各种尸体,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一片肉酱与一个人联系在一起。周围的人们议论着死者的身份,各种说法都有,一天之内有好几起失踪者的家属根据传说的衣着特征哭着来辨认,但没人能确定死者的身份。如果撞死的时候没有熟人在场,他的身份可能将永远是无法辨认了,亲属们可能到现在还在盼望着他能奇迹般地回来。据说当天下午解放军总医院的一个老头用铁锹铲起来,装进塑料袋里拿到停尸房。

     本来打算继续往东走,到公主坟木樨地那边看看,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是北京一个大医院的外科医生,当时正在复兴门外医院帮忙,刚刚下了夜班回家。他告诉我,从六月三日晚十一点多起,陆续送来很多在木樨地一带受伤的平民,大约有七八十人,或许有一百左右。因为很多人送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放在医院外边;也有一些伤得不太重的又转到其他医院。他处置的全都是枪伤,没见到什么橡皮子弹头,是真子弹,还是炸子儿。他用手比画着伤口的大小,大约八九公分。我就说:五六式自动步枪的威力很大,近距离射击的时候,在身体上的入口很小,出口都很大,不一定是炸子儿。听说我打算往木樨地天安门方向去,他马上拦住我:别去,那边还打枪呢!在我们回家的路上,看见坦克还停在那里,车上的军人已不见了,很都人围着看。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停了下来,说了声:烧丫的!但当时并没人响应。

     到了下午,军人们遗弃的各种车辆被市民烧毁了,几千辆用来当作路障的其他车辆也被烧毁了,可以看到北京城里到处是滚滚的浓烟。事后我到外地探亲,一个亲戚问我:究竟北京有多少暴徒呀,一天之内就烧了几千辆军车,打死打伤那么多解放军。我也不敢和中央文件唱反调,随口说了一句,大概有几百万吧。

     六月四日是星期日,很多人都没上班,聚集在院里谈论着耳闻目睹的各种消息。附近的大部分住户是航天部中心医院的职工,很自然地就谈到了昨晚送来的伤员。从玉泉路口送来的两人中,有一个是很多人都认识的。他是航天部中心医院一个护士的儿子,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星期六晚上与女朋友一起出去玩,在回家的路上一颗子弹从背心穿过,打成重伤。从永定路五棵松那边送来五个人,有一个也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他是航天部某研究所离休的前党委书记。他曾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在国民党和美国人的飞机大炮下安然无事,却在六月三日晚上站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被几颗子弹击中。同时被击中的还有一个武警。这个武警是在武警总医院住院的病人,也是站在人行道上被解放军的几颗子弹击中。他是被送往航天部中心医院的七个伤员中唯一因伤势过重而死亡的人。

     人们尽管亲眼看见,但仍然不能相信用冲锋枪向他们射击的是人民的子弟兵。有人一口咬定解放军的坦克碾平了天安门广场的帐篷,死了至少几万人;而我的那个在广场呆了一夜的邻居则反驳说,他是早晨清场的时候才离开的,没看见死人。除了平民以外,也有提到了死伤的军人。有一个人就讲了他如何把被市民打伤的军人送到急救中心。还有人说在翠微路附近,一辆军用越野车在翠微路附近因车速过快,转弯时翻车失火,周围的人或是害怕或是因为是军车而不愿去救人,几个军人就烧死在车里。在以后表彰共和国的卫士时,的确有几个人死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也未提及英雄事迹。人们还争论是否应该救受伤的军人,多数人都认为应该救出所有受伤的人,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反驳的一方又提起军队的医院不收平民伤员的事。一个年轻人忿忿地说:昨天的(指六月三日)那车枪我说大家伙儿就地分了,那些学生就是不让分,这可倒好,干挨打。很多人赞同地表示,如果有枪就和他们拼了。当时人们只有震惊和愤怒,丝毫没有害怕。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一颗原子弹,我愿与他们同归于尽。

     晚上十点左右的晚间新闻,播音员杜宪和薛飞身穿着深色服装,声音低沉感情悲哀地播送着平暴的消息,向北京之外的人们证实了传说中北京发生的事情。那是他们两人的最后一次播音,这次播音给它们带来了麻烦,也使他们成了人民心中的英雄。

     难忘的六月三日、四日过去了,震惊和愤怒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恐惧。北京城处于恐惧之中。人们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上街,特别是不到东西长安街等主要街道去。一天上午,我到玉泉路科大商店跟前的农贸市场去买东西,刚要出大院门,突然被一大群蜂拥而至从外往里跑的人挤了回来。人们一边跑一边喊: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我躲在门后望外看,街上空无一人,绝大多数的摊位主人不知去向,只有几个人趴在地上,不知是来不及逃走,还是舍不得自己的货物。过了好一会儿,才开过来一队军车,军人们荷枪实弹,虎视眈眈。先是怕军人开枪,再过两天又怕军队之间火拼。本来军队进了城,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就该撤军安民了。可实际上直升飞机轰轰隆隆低空盘旋,坦克大炮往返穿梭继续往城里开。到处是军队之间火拼的传言,外国的新闻广播也跟着兴风作浪,偏偏那几天南苑方向还真是隐隐约约地能听见炮声。等风声稍缓一些,赶紧离开北京到了外地。出了火车站,看着繁华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再也不用担心飞来的流弹,突然想起了唱过好多遍的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晗百姓怕解放军,解放军也怕老百姓。军队进城以后,动用了大量人力打扫街道清除路障。打扫街道时,前面几辆军车开路,中间是两排扛扫帚的士兵,后面又是军车。每一辆军车上都有十几名士兵,表情严肃神色紧张。车的正前方架着轻机枪,车厢两边各有二至三名士兵枪口向下,对着路旁的行人;二至三名士兵枪口向上,对着两边的楼房;车厢后面的士兵是枪口对着正后方。以后看电影见到美国大兵通过贝鲁特西区或是以色列士兵驱车加沙地带时,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们单位的党委会决定与戒严部队一起在中关村礼堂联欢,请解放军看电影。当时有很多传言,说是在慰问解放军的西瓜、汽水里掺毒药。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怕解放军不敢去看,特地说明是军民联欢,大家坐在一起,结果还是以安全为理由而婉言谢绝。复兴门外一带有很多解放军各总部的大院,平时出出进进的到处是穿军装的。六四以后,除了戒严部队,整个夏天没见过穿军装的。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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