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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新时代良知: 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

【博讯2003年6月02日消息】    六四----新时代良知: 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

   1989年4月16日-6月4日在北京发生、而后波及全国数百城市、最后以史无前例的街头大屠杀淹没在血泊中的人民运动,以其悲壮性载入史册,并被追悼为“民主运动”,评价为“一次规模更大规模的五四运动”。 (博讯boxun.com)

   然而,这并不是一次单纯的五四运动,而是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的相加:5月19日中共悍然宣布戒严前,这是和平请愿的公车上书。5月19日戒严后,演变为动乱的五四运动。这个性质告诉我们:最后的“暴乱”乃是被激起的民变,正因为它是被当局者的“错施”给挑动起来的,所以人民并没有形成自觉的“武装意识”,也就不可能对血腥镇压作出有效反击。

   公车上书是合法的,五四运动则非法,而且不是在一道政变式的《戒严令》下才变成非法的:五四运动的宗旨是“打倒卖国政府”、“严惩卖国贼”----试问,1989年的人民运动何曾自觉提出这样革命性的纲领:相反,后者主要在恳求共产党政府“可怜可怜学生的爱国热情”。成千上亿的人民之所以“上街,只是出自一种同情;这就决定了,全国大多数人民不可能自觉反抗戒严令下的人屠杀。人们都在寻求合法性:签名、上书、呼吁召开人大会议、盼望赵紫阳出来……甚至戒严后,多数人依然如此“抱着美好的希望”。再就运动的起因说,它是人民对“邓小平的洋务运动”失败(1988年“硬闯物价关”遭到惨败)所作的反应;正如公车上书是对“西太后的洋务运动”失败(甲午战争的惨败)所作的反应。

   这两位“垂帘听政者”的不同态度,只是由于“内忧”、“外患”的区别,邓小平很气愤学生悼念他的政敌;西太后刚吃败仗则不敢镇压。但这两次请愿的目的,都是在“改革失败”的危机中,要求施行“改制”,以求现政权的变法图存----这与五四运动的号召推翻政府,具有质的不同:“改良”与“革命”。1989年5月19日至6月4日的“反政府”和“六四大屠杀”之后的恐惧、忿恨、绝望是一致的: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臣民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开始,但它本身还不是革命。

   公车上书和“五十天自由”(下面我们将谈到,它是一场“人民运动”,但不是“民主运动”),都是由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科举时代叫“太学生”)发起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的末日,都是由这种“太学生的抗议”而触发的。东汉(公元9----ZM年)末年的“党锢之祸”和明朝(公元1368---1644年)末年的搜捕东林党人,是最为著名的事例。由于这种王朝末日现象的普遍性、规律性,“党锢之祸”已经可以抽象为一个专有名词,用以指代:

   1,统治集团的腐败,造成知识阶层的“清议横溢”;

   2,制度危机增强了“改制”的压力;

   3,统治阶级(包括“社会名流”和太学生)的分裂,使最高统治者日益孤立;

   4,分裂的现状,使得传统的社会控制系统如道德、舆论等莫衷一是,从而瘫痪;

   5,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动用最后的社会控制手段如警察、军队,施行“摘下面具的镇压”;

   6,逮捕、监禁、杀害书斋里的持不同政见者,把他们赶出统治阶层,“禁锢不用”,甚至使他们逃亡或失业,从而造成了大批的“职业革命家”;

   7,这种镇压解决不了动乱的原因,但能冻结抗议的局面,结果,使腐败势力更为嚣张,使体制改良更加遥遥无望,在使最高统治者进一步丧失人心的同时,逼使“新生的职业革命家”把不满和矛盾向社会下层不断转移;

   8,下层统治阶级(“文士”)分化为“隐士”与“谋士”,前者拒绝支持统治集团,独善其身;后者开始与民间势力结合,在下一个会合中,成为起义队伍的智囊;

   9,统治机能日趋硬化:任何革新的企图,都无法回避“党锢之祸的死结”……谁能否认,“六四”以来的中国局势,正与上述“王朝末现象”惊人的一致呢?

   至于说到“民主运动”,则情况完全不同。它的主流必须是以“民主政治”为最高价值本位,而不是其它。

   但“五十天自由”的主流动力和最能号召人心的,却是“反腐败”;当时,“民主”的口号只是作为反腐败的方法、手段提出的(既然如此,反腐败当然还有其它的方法、其它的手段,“犯不着为它去死”)。这一区别,导致1989年的中国与l989--1991年间东欧、苏联局势的不同结局。即使在“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当然只是“利用”,而不是“献身”)的层次,“五十天自由”也只是提出了“开放报禁”、“新闻自由”;而没有提出“开放党禁”、“自由选举”这些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而开放报禁的新闻自由,恰巧是与“王朝末现象”中的党人们“开放清议”、“自由品评人物”的要求,如出一辙!因为“结党”的要求,不仅会触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天条,而且也是中国的传统所不齿的。所以八九学生一再拒绝政治解决危机的方案,不愿意“做交易”;而民主政治的基本方法就是做交易。“君子不党”、“狐群狗党”的成语很能说明这种心理。但剥夺说话的自由,却被中国的传统视为暴政;所以,“五十天自由”要求新闻自由而不要求政党自由,恰恰不能证明它是民主运动,而只能证明它是清议者的请愿,它被镇压就是党锢之祸。至于有些八九学生只身逃窜美国后大叫“未完成的革命”,那只是欺人之谈,是为了拍电影而造作的噱头。

   清议者的请愿和争民主的运动,由于西方舆论的错觉而被混为一谈。我们今天可以不去争议这错觉的起因,但却无法回避它的预后。

   1,如果八九民运是一场民主运动,那么无疑,中国在邓小平王朝结束以后,将可以由现代民主政治的机制,来加以整合;

   2,如果“五十天自由”是一场党锢之祸,那么无疑,中国将不可以马上由现代民主的机制来整合,因为缺乏支持性的后卫力量。

   可见,我们今天提出“是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的问题,决不是争宠的笔墨官司,不是企图日后论功行赏或是现在欺世盗名;而牵涉到中国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走向”;是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根本问题。中国人号称是一个讲究实效的民族,群众不关心抽象的理论与正义问题,因此,只要能“整合”的,就是善的。以什么方式能够整合中国,那么就以什么方式整合。所以,一个真正的中国民族的代言人,他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整合”,而不是“必须怎样整合”----这也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与西方效颦者如中国共产党人(即现代汉奸)之间的最大区别。

   按“党锢之祸”的观点看中国的政治发展,“八九民运为什么会失败”这样的问题,就提得毫无价值了。要知道,名士们的清议、太学生们的聚会,哪有一次不“失败”的?退一步说,没有他们的“失败”,便不会有反抗腐朽王朝的起义,不会有新的气象降临大地。如果他们“成功”了,那倒无异于是对旧王朝的修修补补,使其多一次苟延的机会,从而推迟社会万象更新的到来。

   当然我承认,党锢之祸的惨状落在每个人头上是很痛苦,但我们总不能因为痛苦就模糊了洞察未来的眼!总不能因为自己的痛苦就抱怨整个民族,没有起来响应我们这些“被牺牲者”!

   “救世主受难的时代,是他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我们并不是救世主,但我们的失败却是一次巨大的民族召唤----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胜利呢?

   LONG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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