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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的政治经济(价值40亿“荷兰村”揭秘)

【博讯10月20日消息】    北京新浪网19日转载三联生活周刊文章:杨斌的政治经济。全文如下。 

   由南而北,横穿过整个沈阳市,抵达北陵,然后往西再往北,终于可以找到荷兰村。记者到达这里,是10月9日。在不够明朗有些灰蒙的沈阳天空下,外饰颜色丰富的荷兰村建筑,不太容易展现它诱惑人的一面。即使如此,其楼群之多,仍然令人惊叹。

   站在荷兰村,环顾四周,即便从非经济专业人士的角度观察,《福布斯》中国调查员胡润对这里的重视,也并非没有道理。在杨斌75亿人民币的资产里,胡润统计其中40亿属于 荷兰村,属于这3300亩土地及其建筑。有意思的事实是,杨后来告诉别人:“对这里(荷兰村)40亿元的评估,远远不够。” (博讯boxun.com)

   有心人比较杨斌的财富增长幅度:1994年回国,(杨自述)拥有2000万美元;到2001年胡润做财富榜统计时,已达75亿元。“杨斌的财富积聚,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

   故事的核心,便是这片硕大的土地。

   精通中国权力运作之道的知情人总结“中国版本”的财富故事说:“我们的财富英雄,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重要的两条坐标轴,是政治与经济。”杨斌的故事并不例外。

   博览会机会

   检索杨斌自述的中国淘金历程,真正有价值的转折,发生于1999年。这一年,杨斌转让了他在沪市的“欧亚农业”股份——杨透露,这次退出的股份值2亿元,账面上“获得的回报超过两倍”。卖出分散在各地的企业,将其主业收缩到沈阳,集中精力于荷兰村项目,杨解释说,“这是公司财务总监阎闯的建议”。

   就在这一时期,一位到沈阳开始自己房地产策划生涯的博士,也被邀请到小韩屯来看这片后来属于荷兰村的土地。她告诉记者:“我们决定放弃这里,是因为它不是城市发展规划的重点地区。”但这位博士没有忘记这片土地,她自己又先后来过几次,最热闹的一次,是2000年9月,这里成为了中国(沈阳)国际农业博览会会址。该博士被邀请来看地时,她回忆说:“并没有任何人表示这里能提供‘博览会’会址的机会。”所以,在她看来,杨斌选择沈阳,绝非财务总监建议那么简单。

   将主业收缩到沈阳,知情人向记者确认,“博览会是最直接的导因”。但这看上去是偶然的一次博览会机会,知情人说,“很难说没有必然联系”。

   最早追溯到1995年前后,一位沈阳人士便听杨斌宣讲过他的“荷兰模式与日本菜篮子”的故事,但当时的杨“实在太不起眼”,他的故事在那时的沈阳,有多大的传播效应,无法讨论。杨的故事最简单的概括是:“在世界农业的美国、以色列与荷兰三种模式中,荷兰的经典农业,也即用现代生物技术生产农作物,能够成为整个欧洲的菜篮子。”接下来的推导,“日本每年蔬菜的需求量是1万亿元人民币,其他副食品是1.5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拿下日本市场的1/3,每年也有7500亿元人民币。”

   这个美好的故事直到4年之后才真正有了一个“荷兰村”的结果,之所以如此,知情人分析说:“第一,沈阳有了国际农业博览会项目,必须找到投资者,显然杨斌是重要考察对象,而且他的荷兰身份与农业‘情怀’,非常容易引起重视;第二,杨斌终于在沈阳找到了他的故事最有决定权的‘听众’。”

   在这样一个相对敏感的时期,所有接受记者访问的对象,无一例外要求不公布他们的名字,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们叙述杨斌荷兰村开始的时刻,其背景概括是“前任领导”。如果研究这一时期的“前任领导”,慕绥新是一个重点人物。沈阳的土地批租,慕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控制。但把慕与杨联系起来的想法,在知情人看来,不具合理性,理由很简单,“杨是以农业的名义拿到的地”。谁是荷兰模式与日本菜篮子的核心听众,是关键问题。记者这种追究“内幕”的好奇心,并未得到被采访对象的认同,解释理由之一是:“如果不看清楚整个‘游戏’的结构框架,追查个人的作用,只有特殊性而不具普遍性。杨斌找到了什么听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什么会找到,也就是说,政治与经济两种轨迹,在这里是如何形成合力的。”

   这位深知中国权力运作的知情人问记者,“在中国,官员最需要什么?”答案是:政绩。“做政绩,一般的规律是做项目,通过项目树榜样。而选择什么项目,则视官员的资质与爱好,比如慕绥新,建委出身,选择的重点‘改革’方向当然是城市建设。农业口出身的官员,自然会选择农业。就项目而言,用农业博览会做政绩,很轻巧,关键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操盘手。”反过来观察杨斌,“无论他在东欧如何遍地取金,但在中国,他的社会资本仍然极其有限”。但因为农业博览会项目,属于“双向度”的社会资本。“他成为被邀请对象,甚至无须他来追逐这个项目,项目本身也会寻找他,特别是他有那样一个好故事与好身份。”这时候,“他所做的正确选择,就是‘卖出分散在各地的企业,将其主业收缩到沈阳’。”

   按照这套逻辑推演下来,如果后来没有意外出现,选择杨斌很难说失误,即使今年夏天有关部门赴加拿大进行农业招商,一位参与者回忆说,“荷兰村仍是样板之一”。政治经济两者结合的运作,就难说仅止于此。

   楼群与农业

   剩下来仍然令记者不解的问题是:荷兰村为什么选择北面。

   那位在沈阳房地产业做策划的博士给记者分析过沈阳的发展格局:先前是铁西区的西南,也即沈阳的西南——张士开发区是政府重点发展区域,也有许多优惠政策配套;后来的规划是桃仙机场与沈阳市区一带,即沈阳的正南面为发展重点。如果做房地产业,在这些地方拿地,是很正常的选择。

   政府规划的重点发展区域,拿地的开发商相应要多,而一般“拿地”程序,规划设计资深官员穆霖说:“先要有项目选址意见书,然后去拿到规划许可证,就是拿到土地证;随后去办建设许可证,再后才可以办销售许可证与产权证。”策划博士说沈阳基本的程序也是这样,但过去一般情况是,拿到了“二证一书”后再寻找好的理由申请减免。“减免成功率不是100%,但多少也能成功一些,看各自关系。”

   

   房地产商寻找各种理由希望减免的主要部分是“土地出让金”。一般而言,房地产开发商拿到土地,需要交纳的两大费用是:土地出让金与土地费。前者归政府收取,后者系原土地上居民的补偿。各地房地产商能够动脑筋找理由减免的是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部分。“这部分能否省下来,是成本降低最关键部分。”按照一般房地产行情,土地出让金与土地费之和,最高可能达到整个成本的40%。

   

   多数房地产开发商想办法的是“减免部分”,在这种现实里来看地处沈阳北面的荷兰村,记者在沈阳规划和国土资源局采访,土地利用处处长郑德日坦陈:“荷兰村土地性质复杂,大部分土地是划拨。”因为是划拨,无须向政府交纳土地出让金,省去的部分何止千万,根本不要再动脑筋想如何“减免”。免去了土地出让金,即使未来被要求补交,“也是划算的,因为前期投入的成本大大降低,补交时已经有了楼花的收入,不应是太大负担。”那位房地产开发商说。属于划拨的土地,穆霖说:“惯例是政府、教育、公益性用地,或者高科技农业也可能进入这一序列。”按照一般的程序,穆霖说,“划拨土地的权力在政府,土地规划部门绝无此权力。”政府决定土地使用方式,办法又有多样,有时候是开市长办公会过一过程序,有时候就是“一枝笔”负责。无论什么办法,划拨都是需要最重点讨论的关键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拿到3000多亩划拨的土地,以一般规律猜度,很难得出合理的解释。但如果仍然联系那次农业博览会,知情人分析:“合乎逻辑的理由就是,作为承担博览会的一份回报,这片地被定为‘划拨’——在常规体系里,这种决定经常被解释成‘优惠政策’。政绩的制造者,能够最方便回报当事人的,是政策。”

   荷兰村土建与标志性建筑的承建方之一的一位当事人说:“我们也注意过他的各种手续,都有,但不标准。”记者追问“不标准”更准确的解释,没有得到答案。变更土地性质,必须报土地规划部门批准,否则违法,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至少荷兰村在事后曾办理过这种手续,但没有成功。

   荷兰村经济分析

   那家拒绝给杨斌与荷兰村贷款的银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他的各项手续一应俱全,但没有走完贷款程序的第一步就被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对这种突然冒出来、利润高得惊人的企业,以前是蓝田,现在是荷兰村,我们吃不准,所以不敢贷。”但并不是所有银行都这么谨慎小心,无偿得到的划拨土地,在这当口,是重要的抵押物,而房子修得越多,抵押物的价值也就越高。

   

   荷兰村土建与标志性建筑的承建方之一的一位负责人,说他和同行知道《福布斯》排行榜后,十分意外,曾议论杨是否为上排行榜而做过什么工作。意外的原因很简单——荷兰村的项目太大,当地多数建筑公司或多或少都参与其间,但同时,“荷兰村拖欠所有公司的款项”。这位当事人向记者证实,南通市委书记与市长曾帮助被欠最多的南通三建要过工程款。资金链一直是杨斌的麻烦。回忆起自己公司决定参与荷兰村承建,这位负责人说:“预付款他们倒是给得非常爽快,前两笔也还行,但当你越陷越深,要钱就困难了。”他们公司目前还有2000多万元欠款没有收回,当然建筑工程也停了下来。

   坐在记者对面,这位建筑公司负责人回忆杨斌,最直接的印象是“很暴躁”。“他最注重的是外观,并不考虑内部工程的进度与要求,所以经常与施工方发生冲突,看起来他甚至不像是在做房地产,而更像是在做形象工程。”那位策划博士也感觉,“(杨斌)不像是在做经济,更像官员那样做观念、做政治、做政绩”。如此局面,在北面拿到的无偿的划拨土地,固然在前期投入成本上占了大便宜,但复杂处在于资金用度必须有细致的考量。因为,拉动这里人气的景观成本也是极其庞大的一笔资金,所以,策划博士甚至认为:“目前荷兰村2000多元一平方米的售价,已经低于成本了。原因就在于前期的景观成本投入太大。”

   从房地产的角度,以农业用地改做房地产,又不办全手续,是最麻烦的地方,博士说:“不走运地方在于,由于‘慕马案’多数腐败是在土地上,因此大家也慢慢知道房地产商应办全什么手续,才是合法的,这时候开始销售的荷兰村,手续不全的毛病,被广泛注意到了。”如此格局,荷兰村的房价不仅拉不起来,反而往下掉。

   断裂的网络

   从纯粹经济的角度看,以划拨方式拿到了土地,然后变更用途套现,后期必须解决的是手续齐全问题,但解开这个“套”,仍然需要政治层面的援力。

   有一个让圈内业诧异与不屑的故事这样描述:辽宁的一位富豪在沈阳花去46万元人民币买了一枚钻戒,后来鉴定发现不如珠宝商宣称的好成色,珠宝商可能面临1~6倍的罚款,为免去麻烦而找到了杨斌,出价30万元请他摆平,杨没有客气,但事情并没有摆平。

   还有一桩传说是:十强赛结束后,五里河体育场要举行大型演唱活动,拉赞助者找到杨斌,要求赞助60万元,杨问了句,“我跟领导坐一起吗?”得到肯定答案后,爽快地付了钱。但结果,杨没有被安排与领导在一起。

   这种种传说,被采访者不少都能够向记者表示他们有过耳闻,其间所传递的信息并非资金链的麻烦那么简单。杨碰上了他难以解开的套。

   沈阳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是多数记者尝试过采访的部门,显然他们也不胜其扰。土地利用处处长郑德日倒是乐意向记者提供沈阳市土地出让金的政府标准,那本1994制定并发布的沈阳市土地等级及出让金标准,已经被翻得很旧,许多地方都用胶水重新粘贴过。但当记者问起杨斌土地变更及土地出让金的等级时,郑显然无法用这些“标准”来回答记者的问题。郑德日起身走向保险箱,拿来出一份会议记要,简要地向记者念了一遍:“荷兰村面积很大,仅履行土地出让手续的,是32万平方米。2001年3月12日,我们与他(杨斌)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他承诺10天内交齐,但10天内他没有交。同年4月5日,我们解除了合同。履行土地出让手续与是否交纳出让金是两个概念,中止了合同,就意味着非法!”

   说起杨斌,郑的语气陡然变快,回答也极其简单:“杨斌是以8级(标准共分10级)土地出让金、30年的标准确定的,每平方米127.5元。这并非荷兰村全部土地,只是他一期住宅开发用地的土地出让金。”但是,杨为什么没有交纳这4000多万元的土地出让金,郑德日没有解释,不过,他最简短概括的整个局面是,“中止合同、不办手续、查处问题”。从去年4月5日“中止合同”,到今年10月的“查处问题”,虽然时间过去了一年半,但荷兰村变更土地用途的隐患还是终于引爆。

   显然,去年3月对杨斌而言是可能转折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但现在已经无法调查清楚是杨自己不乐意或者没钱交纳这笔土地出让金,还是其他什么因素。有知情者提请记者注意去年3月这一时间点,“慕绥新及那一班人,在这时已经差不多水落石出了”。一位接近权力系统的知情人告诉记者:“杨不是那种能跟各方面维持良好关系的人物,支持他的非常支持他,其他的人则更多选择观望。”

   总结杨失败的原因,那位房地产策划博士说:“项目的策划周期过长,没有预料当事人的政治前途过于短暂。”显然,杨斌断裂的不仅是资金链,而是其根本——社会资本与网络的链环。另外一位知情者分析说:“从某种意义上,《福布斯》帮了他一把,但也是最终毁灭他的源头,后来他选择的种种解套方案,已经不在沈阳,不在中国了,但晚了。”-

   

   杨斌的片断与细节

   

   最后的新闻发布会

   “我记得那次记者招待会的场景——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不真实。我也看过其他国际贵宾走进会场的样子,不过,当国际新贵39岁的南京人杨斌走入现场时,我立刻想到了《赌神》等影片里老大进场的经典场景。”

   这样的记者招待会,最后一次举行,是在10月3日,“比较接近中午的上午”。大约二十多位外国记者,比较多的是韩国与日本记者,参与了这次新闻发布会。一位此次招待会的参与者后来回忆说,“当时看不出杨斌有什么异样”。而变化就在此刻发生。记者们刚从荷兰村的会议室出来,即有着便服者上前向他们出示警察身份,直接而明确地表示:“此次新闻发布会非法”。比较随后发生的种种事件,这位参与者承认,“他们的行动显然有意识直接传递了一层信息,那就是事态)严重!”

   

   第二天,也即10月4日,中新社的报道说:“(杨斌)凌晨5点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传唤”,“下午,沈阳市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执法部门移送的荷兰籍华人杨斌及其相关企业涉嫌犯罪的问题,依法对杨斌立案侦察并执行监视居住”。

   突变的事件,可能只让当时在场的记者和不在场的其他人感觉突然。那位最后一次招待会的参与者当天下午便与荷兰村里的朋友联络,得到的答案是,“三天前这里就有了很多这样的人”。显然,这一状况,“很难说杨斌毫不知情”,但他仍然没有取消10月3日的招待会,对此可以想象出的解释是:“第一,(杨斌)非常自信;第二,追求冲突的戏剧性。”

   身份考察

   更准确地说,在这场用荷兰语对话的尝试中,当事一方只听到一句半荷兰语。

   “你现在还能讲荷兰语吗?”

   “一点点。”

   “你现在每年回荷兰几次?”

   “两……次。”

   对话的尝试者、一位荷兰女士告诉记者,在荷兰语里,量词“次”稍稍特别。而当时的场景是,杨斌需要求助她才可以说出完整的“两次”。自然,随后的对话变回了汉语。“当然仅仅凭此对话,你并不能确认他就不可以在荷兰读书与经商,”荷兰女士说,“在荷兰,如果你很精通英语,也可以上学,大多数荷兰人也通英语。”

   有意思的是,在杨斌自己作为主信息渠道发布的报道内容里,他被描述为“精通英语、荷兰语和比利时语”。比利时语是什么?那位荷兰女士解释说:“比利时北部讲荷兰语,南部讲法语。比利时语?可能是带有荷兰味的法语吧。”

   比起这种稍显戏谑的花边细节,韩国记者要严肃的多,他们对照杨斌的介绍,径直将电话打到杨自称求学的荷兰莱顿大学,得到的答复是:“莱顿大学所有学生的资料保密。”但另外一个通道查询得回的信息:“可以肯定的是,莱顿大学从来没有一位出生于1963年、姓杨的人在这里上过学。”还有一个可以求证的人物叫Tony Saich,一位国际关系教授,现在美国哈佛大学教书——杨斌自称是他的学生。有意思的是,那位接受记者采访的荷兰女士碰巧认识这位教授,他们曾在欧洲同一所大学,当然一方是学生另一方是教师。“我问过Tony Saich,他说他认识杨斌,但杨不是他的学生。”

   Tony Saich与杨斌的认识,与杨当时的身份和后来取得荷兰国籍有关。比较多的倾向认为,杨取得荷兰国籍的方式相对特殊。

   寻找肯定性答案的困难并不仅是国籍问题,杨斌当年如何获得留学机会,至少是境外媒体关注的内容,有一个答案是“当年(1987年)卖掉了自己的房产去了荷兰”。一个孤儿,在80年代拥有的房产,非中国大陆人士可能都无法进行准确判断。

   J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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