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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与李鹏、杨尚昆的五次小范围谈话--也谈《中国「六四」真相》的真假

【博讯4月23日消息】 石若虚

  自从今年元月九日《天安门文件》英文版出版,并在海外中文报刊上刊登了部份章节的中文内容之后,“张良”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等人合编的这部中共高层文件究竟是真是假,一直成为网上和媒体的争论焦点。因为中文原件没有出版,由西方报刊翻译回来的译文又出自台港背景的译员笔下,一时议论蜂起,性急者长篇大论一一指出哪些词汇如“运作”、“管道”之类不可能出自一九八九年的中共大老之口,或者不信邓小平会说出“担心被软禁”的话(在中文原文中,实为“被管制”),由此断定这本文件汇编必为伪作,大演“三岔口”。现《中国“六四”真相》中文版发行,我们终得以一窥庐山真面目,可以从这些原文来评判究竟是真是假了。

  这本书是以时间为经:用“编年体”形式,从胡耀邦去世的四月十五日(均为一九八九年,下同),到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闭幕的六月二十四日,逐日实录;以档案性质为纬:每天的文件资料的顺序,首先是中央高层会议决策记录;其次是安全部、公安部、外交部、新闻机构和各地上送的动态,描述学潮和民众请愿情况和重点事件;再次是海外反应及媒体报导。资料虽然繁杂,但还算眉目清楚。令笔者出乎意外的是,这些文件,基本上没有报送机关的刊头和编号、日期时间,以及出处,也没有保持文件原有的格式。尽管“张良”风险压顶,不可苛求,义愤填膺,未宜深责;出版社或许也受到篇幅、技术等诸般制约,但不能不说是遗憾,给考证其真伪,带来了麻烦。甄别判断文物档案的真假,一般不外乎几条途径:推敲文物来源;探究披露者的动机用心;对照其文字和思想特徵;求证其它来源对人物事件的记载;以及运用各种方法包括高科技手段,鉴定纸张、油墨、字体、行文格式;搜寻有关的能相互参照的人证物证旁证。但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以上这些途径很难用得上:虑及现在仍在中共治下的文件提供者的安全,编纂者不能泄露文件来源;据称“张良”带出来的绝非中共体系报送和下发的文件原件形式,因此无从验证纸张、油墨、也不确知印刷字体、格式;由于中共一贯黑箱作业,对决策过程严格保密,很难找到相关人证物证旁证;又因为这些文件不是会议录音、原始记录,是经过中共秘书整理的,便不可能保持语言特徵;因为所有中共官员都有坚硬的官式用语包装层和保护壳,他们的思想差异要分辨起来也格外困难。如此说来,说真,拿不出过硬证据;斥伪,也只是“跟着感觉走”,本书的真实性,只是由黎安友、林培瑞和夏伟等几位美国教授在用他们的人格、眼光、学术声誉和专业素养在作担保了!

  其实则不尽然,这部书如此丰富,不仅“鼻子眉毛一把抓”。以笔者所见,上面所说三方面资料中的后两方面,即各机构向中央上送的反映,和国外媒体报导,如果只用黎安友教授建议的考察“材料本身所体现的真实性”,不论从内容、角度,还是从行文、语气,大陆出来的读者,基本可以断定都确证当年中共内部文件的摘录。不过,人们关注的重点却不是这两方面,这两方面的文件牵涉许多人,验证的难度不大,相应的,对于揭开六四事件真相的价值也相对较小。人们关注的是上述第一方面,即中央高层会议决策记录,它们的真实性究竟如何?

  前一段时间,在争论本书的真假时,有一派力主其真的人的论据是:一万五千页文件,如造假得要多少人夜以继日绞尽脑汁?这么个弥天大谎要撒得圆圆满满,让人看不出一点破绽,要花多高的精力成本,岂非费力不讨好?由此推论:这些文件必是真实的。但他们忽略了这种可能:如果想造假,哪里需要造一万五千页假?完全可以有省力高效的思路,即: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五的文件用不着伪造,不妨直接把真货搬来,而只需把造假的心思集中到那百分之五、之十的文件上。有了大批货真价实的经得起推敲的文件档案垫底作掩护,造起假来才能够取信于人。打个比方,售卖假钻石项链,钻石造假就行了,何必连项链上每粒廉价珍珠都造假?可见,谈这本书的真假,其实关键只是看上述第一方面文件的真假细看这些高层会议纪要,还可再分。其中有不少是以前中共通过喉舌公开过的,像赵紫阳“五四”讲话,在亚州银行会议上讲话,以及与苏共党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邓小平六月九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等等,这些内容没有什么真假需要辨明。要追究真实性的,是那些过去中共一直守口如瓶的会议,如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八老会议的记录、纪要。这些在全书中大约占百分之五。

  全书有这么几次两三个人之间的谈话,最启人疑窦。其中除五月四日赵紫阳与李鹏的交谈之外,主要是涉及杨尚昆的五次小范围谈话。笔者没有能力一一辨识真伪,此处只按时间顺序,逐段勾勒这六次谈话中值得玩味的内容,以待识者进一步披沙沥金。

  ●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做出“动乱”定性后,李鹏等人离去,杨尚昆单独留下来,邓小平对他说:“这次学潮和反对自由化不彻底有关,和不搞反对精神污染有关。如果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工作进行到底,也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特别是反精神污染,只进行了二十天就丢了。”这段话内容并不新鲜,新鲜的是时间:早在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对四二六社论表达异议之前,邓小平就对赵不指名地表达了不满。

  ●五月四日,赵紫阳的亚行讲话结束后,“与李鹏作了一次私下交谈。李鹏一坐下,就对赵紫阳说,‘紫阳同志,你的话讲得很好,反应不错。我在明天会见亚行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赵紫阳首次系统地对李鹏阐述了对“四二六社论”的异议:“似乎四二六社论已经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我们能否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他提出这次学潮的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其实跟党和政府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二是参加游行和支持学生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要尽快平息事态,必须首先应该着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我觉得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因此,我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而李鹏表示反对,理由首先是“社论是根据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特别是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发表的”;其次他也认为“这场学潮的背景极其复杂”,“现在的学潮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反而出现非法学生组织公开向政府要挟”。“老同志都认定这次学潮有极少数人在背后操纵,其目的很清楚,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从这一点来说,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是正确的,不可能改变”。赵紫阳为迁就邓小平的定性,又说“我不反对社论中‘动乱’的说法”,但“我们还是应该再有一篇东西”,“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这样可能更有助于事态的平息。”李鹏则很明确地表示反对。以上谈话不仅观点,连口气都难以挑出破绽。赵紫阳和李鹏表述自己的意见都充份说理,逻辑严密,两人也都有利有节。不管是哪一派要伪造这样的谈话,都很难做到如此准确公正。

  ●五月六日,赵紫阳拜访杨尚昆。谈话要点是赵想说服杨支持改变四二六社论,他想用社论有损邓小平威信这一点来打动邓的这位老朋友:“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不同意社论的看法,骂小平同志”,“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像,不能把他的形像给损坏了”。杨说:“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赵紫阳提出双管齐下:杨去找邓,“争取小平同志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常委这边的工作我来做”。并透露几名常委中“乔石、胡启立应该没有问题,姚依林、李鹏可能会听不进去”,隐约给邓、杨施加了“反对邓小平的意见在常委会上将获胜”的压力。

  ●五月十一日下午,杨尚昆去见邓小平。蹊跷的是,六日赵紫阳就拜托杨去劝说邓,为何杨竟拖了足足五天?当时情况日急,瞬息万变,拖延五天甚不合情理。杨尚昆在汇报中兜了一个大圈子才把话头拐到了赵的意见上来,但他非常仔细地将自己只摆在反映者、转达者位置:“赵紫阳提出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赵紫阳认为,四二六社论在对学潮的提法上欠斟酌,定性高了。”“赵紫阳主张,对这次学潮,要疏导、分化,争取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赵紫阳希望在适当时机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作一些改变。”邓小平果然问到赵的看法所代表的力量有多大。杨说:“依赵紫阳的估计,乔石、胡启立可能会同意,李鹏、姚依林大概不会同意。”邓小平说:“陈云同志对我说,‘处理学潮就应该像江泽民一样有决断。’先念说,‘江泽民既坚持四项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政治敏锐,党性强,有大局观。’”杨尚昆附合举例称道“江泽民在处理学潮上有一套”。这是本书所收录的文件中,元老第一次提到江泽民,说明在学生绝食、赵紫阳被撤之前,元老已在酝酿备用方案,对赵作两手准备了。邓小平借陈云、李先念推重江泽民的话,引出杨尚昆的看法,隐隐有把江作为总书记的后备人选来权衡之意。但他此刻还不打算就此抛弃赵紫阳,于是要杨尚昆安排,“我们三人认真谈一谈”。

  ●五月十三日上午,赵紫阳、杨尚昆到邓家汇报,这是赵在胡耀邦追悼会后第一次见邓小平,他先以“汇报思想”的恭敬形式再次阐述对李鹏讲过的“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并陈述“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值得注意的是,邓赵二人都从战略高度分析了学潮的深层原因,但想法南辕北辙。邓小平认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我们的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党员和党部。”赵紫阳则说:“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他并打着邓小平旗帜提醒邓小平:“记得小平同志在一九八四年就曾经说过,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体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我觉得,我们要利用当前这一时机,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并未明确提出任何处理方针,也未否定赵紫阳的看法,只是催促赵果断行动:“关键是要解决问题。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要有决断力。”邓还抬出“老同志”来:“老同志们心都焦急着呢。陈云、彭真、先念、王震还有邓大姐,包括我,心里都急着呢。”又反覆强调了戈尔巴乔夫来访、而学生要绝食可能造成的国际恶劣影响。实际上,邓小平这次谈话是告诉赵紫阳:给你最后的机会当机立断,“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平息学潮,什么方法都行,但老同志已经等不得了,如果你的办法再不奏效,你就得听我的了。就在当天,学生进驻天安门广场绝食,在邓与元老们看来,等于宣告了赵紫阳方针的破产。

  ●五月十九日凌晨,赵紫阳去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上午,邓小平打电话给杨尚昆要杨前来,非常生气地对杨说:赵紫阳“哭丧着脸,一副很委屈的样子。实在太不讲组织原则了,太没有纪律了”。这次两人谈话,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诉苦:“这次事件爆发以来,我承受了多大的党内压力”。赵紫阳亚行讲话出来后,李先念“对我讲,这是另一个司令部的声音”,“陈云、先念等都给我打电话”,责备说“学生去天安门就是中央纵容的结果”,而赵却不体谅,“一点不配合”。又居然要杨尚昆评理:“在我们的党内,我不应该算作是保守的。我恋权位吗?”邓小平居然表露了交出权力的意见:“大家一直围着我,尊重我。重大事情要我拍板。我的份量太重。对党对国家都不利。我是应该考虑退的问题了”。不过,他话锋一转,却将退不了的责任推给其他元老:“事情明摆着,想退现在都退不了,先念、王震他们会同意我退?”这次谈话最引起争议的,就是杨尚昆汇报“徐海东大将的儿子”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对军委命令“表示执行不了”,这一段描绘竟有了过多坊间报导文学的色彩,说“为了减轻邓小平已经很沉重的心理负担,杨尚昆不经意地”提起此事,而邓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军人,谁都不能违抗命令。徐海东的儿子也不例外。军队的事你去处理吧。军纪一定要严,军心一定要齐。”不少人以此为例力斥其假:杨尚昆作为军委常务副主席,怎么可能不知道徐勤先并非徐海东的儿子?笔者认为:杨尚昆对邓小平讲错、对友人追述时记错、口误、友人对“张良”转述过程中出岔……这些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并不是只能以“文件是伪造的”来解释这一失实的。比这个“儿子”更解释不通的倒是:军队开动在即,治军一贯非常严格的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对一个集团军军长抗命居然漫不经意!尤其是这个军长还是“将门之子”(尽管不是事实),难道能不详加考究他抗命的动机图谋、下面有无响应,上面有无靠山,受何人指使又指使何人,与军外、国外颠覆势力是否有联系、勾结,邓小平轻飘飘说一句“军队的事你去处理吧”就一笔带过?这是绝对无法让人信服的。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说:“夜半无人私语时”,“词中有誓两心知”──“私语时”只能“两心知”,两三个人的谈话,若非当事人,他人如何得知?以上所述这些单独谈话,参加者都只有两人或者三人,按照常理和惯例,这种类型的机密谈话,不会有秘书在场记录,不可能留下任何现场文字。那么,泄露的可能性只剩下当事人事后对人追述了。一般来说,追述者是不会只追述谈话者所谈内容本身,而绝不涉及谈话者的姿势、语气、环境、气氛的。尤其是“张良”这样的人──从他这本书的序和后记、以及在媒体上发表的文字判断,他与同伴并未受过多少史学规范训练,也不具备这类文件汇编所要求的专业质素,尽管他自己说“尽可能避免加上我们的主观评论”,但行文中不小心掺入自己带有主观色彩的看法完全是可能的。尤其是书中关于动作和心情的描述(例如上述赵紫阳与李鹏谈话中“李鹏一坐下,就对赵紫阳说”,以及“为了减轻邓小平已经很沉重的心理负担,杨尚昆不经意地对邓小平说”,显然都更像事后对人追述或者再转述时,混杂了追述者或转述者的情绪、想像。难怪中共要从这些蛛丝马迹,去追查赵紫阳、杨尚昆、万里等人的家人,他们的智商并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低!综上所述,本书中就算真实性最启人疑窦的部份──两至三人的谈话,我认为基本上也是可信的,真正有疑点的,数去数来,只有五月十九日邓小平与杨尚昆的那一次谈话。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

  《中国“六四”真相》中文版出版之后,文件的真伪理应受到更严格的检视。不过这本书出人意外地已经在中共内部引起持续震憾,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对外的强烈反应、对内的浩大动作,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本书的冲击力,真不真的问题倒在其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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