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绝代江湖 于 北京时间 05/10/2012 () [累积2760分 给绝代江湖发悄悄话]
主题：从饿死人的数据看反毛者的无知与无耻
[史海钩沉]
1959——1961年三年灾害中，《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反映的人口不增反减，吸引了无数反毛者嗅敏神经。象苍蝇叮粪一样，他们死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甲说“饿死了三千万”，乙说“饿死了四千万”，丙说“饿死了六千万”，丁说“饿死了八千万”，......。越说越多，越传越奇。
如果你觉得这群人很有正义感、很有良知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不信的话，你只要问他们“谁饿死了？到底饿死多少人？”，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你管谁饿死了，管它究竟饿死多少呢！”。看来，他们并不关心谁饿死了，也不关心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他们只是把饿死人作为反对毛泽东、恶毒攻击毛泽东的工具而已。
这群人的数据来源，要么是依据某些大人物说的，要么是依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漏洞百出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加工得出的，要么是依据西方某些国家的专家估算出来的数据，要么是自己瞎编的数据。
即使这样，他们也至少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他们不知道人饿死不属于非正常死亡的范畴，彰显了这群人的无知；第二，他们有意将非正常死亡人数当作饿死人的数量，彰显了这群人的无耻；第三，他们有意将活人当死人并多报出生人口，更彰显了这群人的无耻。
第一，什么是非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指由外部作用导致的死亡，包括火灾、溺水等自然灾难；或工伤、医疗事故、交通事故、自杀、他杀、受伤害等人为事故因外力致死。与之相对的正常死亡，则指由内在的健康原因导致的死亡，例如病死或老死。
按照上述定义，饿死显然不属于非正常死亡的范畴，当然，也不完全属于正常死亡的范畴。这么说来，在正常死亡的大范畴内，还存在某些特别原因的死亡，我们姑且将它们归类为特别死亡，例如：饿死、猝死（含疲劳死）、瘟疫、环境污染和有毒食品引发的疾病、医院内感染和交叉感染引起的死亡等。同样的生存条件，为什么只有少数人饿死，是因为他们往往拌有其他疾病，如何界定死亡原因，没法说清楚。
第二，非正常死亡不等同于饿死
这群人的帖子标题通常都是“XX饿死多少人”，但是你通读全文后却发现：帖子通篇都在说“非正常死亡多少人” ，没有一处说到饿死多少人。你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不是答非所问，就是“其他原因死亡与饿死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忽略不计”，这可是人命啊，能如此“大度”？？！
事实上，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和特别死亡都很多。大家知道，大跃进时期上了很多大型项目，如修铁路、修公路、建工厂、建码头、兴修水利、开荒探矿、开采矿山等，全靠人力肩挑人扛，多少人因事故而丧生，多少人猝死（含疲劳死）工作现场，……，有人形容“每一个项目都是用白骨奠基的”，这么庞大的数字能“忽略不计”吗？
第三，为什么将活人当死人并多报出生人口？
这类帖子，有关安徽当年如何“悲惨”,死人如何触目惊心，以凤阳县描述最多，那我们就看看凤阳县吧。
下面引用一段文字和人口统计表：
1954年 ——342 426人；
1956年 ——390 046人；
1958年 ——402 700人；
1961年 ——245 262人；
1962年 ——255 480人；
1964年 ——334 171人（人口普查）；
1978年 ——461 560人；
1982年 ——543 622人（人口普查）。
1959年年中，凤阳县的总人口大约为402 700人，1961年只还有245262人，凤阳县在三年灾难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为15万人。这是一份每一个字都浸透着血浸透着泪的真实记录，经过三年灾难，凤阳直到1971-1973年总人口才再度恢复到1958-59年的水平，而整个中国，如果在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为4000万人，经过了不到两年的自然增长，总人口就恢复到原有水平。凤阳的人口恢复时间是全国人口恢复时间6倍之多。任何人也不难想象，灾难中的凤阳人口损失比例之高和程度之惨烈。
实际情况如此吗？灾害来临，动物尚且有求生的本能，人岂能坐以待毙？
在湖南老家，我从小就看见每天都有不同的安徽人前来乞讨（不少人是举家乞讨，而且乞讨队伍当中不少人声称自己是凤阳县的，有些人还持有外出乞讨证明。乞讨队伍当中，有些人只在秋冬两季乞讨，有些人是常年乞讨），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逐渐减少，而且从没间断过，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安徽人乞讨始自哪个朝代，但可以肯定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没有间断过乞讨生涯。这些常年在外乞讨的人，能当作饿死的人统计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胡耀邦而小有名气的江西共青城，就是六十年代初逃荒到江西的一批安徽灾民，被安置到鄱阳湖边建立的共青垦殖场发展起来的，他们没有再回安徽。这些人有多少是凤阳县的，他们能当饿死的人统计吗？
还有，那些因招工招干离开凤阳县的人，能当作饿死的人统计吗？
灾荒年人口出生率大幅度降低，乃正常的自然法则，而这群人居然以正常年景的出生率来计算三年灾害时期的出生人口。多么可耻啊！
结束语：1959——1961年三年灾害中，中国农村饿死人是铁的事实，原因是多方面的，责任也需要由无数领导者来承担，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中央领导应当负责，集中饿死人的地方（如四川、河南、安徽、湖南等）政府领导人更应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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