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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怕它再向人民施暴
(博讯2003年05月20日发表)

   「『六.四』是人民的大救星向人民施暴的铁证。天安门 广场上的血污,一定要那个向人民施暴的政府向人民请 罪方能洗雪的。不甘心、不肯、不敢向人民低头的政府, 管它性帝姓社,走资投共,它没有自我完善的希望。」

                   --孙述宪 (博讯boxun.com)

           怕它再向人民施暴   齐桓

     日前我在那篇《香港的祖国,祖国的香港》里说,「为甚么那些当时积极推动香港回归的细节安排的人,十年间发生了这么大幅度的转念呢?……真正的原因来自事态的发展,一九八九年的夏天出了一个鬼哭神号的乱子」。

     这个乱子,就是使天安门沾上了历史上清洗不了的血污的「六.四」事件。

     记得那是前年的「六.四」周年纪念,我在《星岛晚报》的「北斗七星高」专栏发表了一篇《我没有「六.四」情意结》的文章,我写下过这么样的一番话:「在天安门广场上张贴那首《我们都在哭泣》的传颂一时的诗;柴玲那带泪的像诗朗诵那么美的用舞台剧台词来充电的录音带,吾尔开希穿着睡衣昂然走入电视萤光幕的镜头,到现在回顾起来,都可以触动一个笼统称为「六.四情意结」的感伤。那些勇敢的青年人,被一些并不完整的知识武装着,竟不惜去批一个全知全能的党的逆鳞。结果在坚忍牢固的党组织的反扑下,在交叉火网中他们倒下去了。

     「这些鲁迅悼惜的『苍翠精致的英雄们』为一个民主的响往而献出他们年轻的生命,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在香港友联会送去的帐篷底下,在西单、在木樨地,他们年轻到甚至还没有足够时间去仔细思量,民主自由在我们这古旧的礼义之邦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里,究竟是应该供奉在一个怎么样的位置上。他们结果只把自己年轻的性命供奉了上去。

     「如果说这样的供奉,也自有其悲剧的、宿命的美。那么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浑然不觉原来在北京、在中南海,还有一另外一幕抢夺权力和势位的争端。那争执不可抵挡的漩涡,把这些英雄角色的小人物卷进权斗的交织火网,算得是个历史的意外么?意外也算得是个宿命的悲剧?仰或是悲剧性的宿命?告诉电视访问的外国记者们说没有准备足够的催泪弹的时候,竟能带上稍有歉意(太不周到了,实在不好意思)的淡淡的笑容……

     「情意结是不原谅一件本来可以原谅的事态的执著,情意结是可解的,即使十分难解。但『六.四』不是情意结。对许家屯、千家驹也许可以构成他们个人的情意结,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六.四』无撰择的余地可言。『六.四』是人民的大救星向人民施暴的铁证。天安门广场上的血污,一定要那个向人民施暴的政府向人民请罪方能洗雪的。不甘心、不肯、不敢向人民低头的政府,管它性帝姓社,走资投共,它没有自我完善的希望。」

     这番话虽然是在香港说,但我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说的。即使在香港回归之前,我的感觉早已是中国人感觉的一部份,但也有些人对香港的归属感与我的稍有不同,像李柱铭,他在《国际先驱讷坛报》的说法就很苍凉:「北京对人权毫不尊重这铁一般的事实,驱使彭定康必须设立一个独立的人权公署,正如英国下议院以及众多人权组织不懈地敦促着那样。但彭定康一直不干,说实在无此必要。到一九九七彭定康就要下旗归国,那时人权公署即使有再大的必要,他也无能为力了。」

     如果没有这个「六.四」情意结,彭定康就不必为这问题操心,而李柱铭也就不必这么声嘶力竭了。

   原载【世界日报】之【从心所欲集】日期:1994.11.4

   植字.海生怒涛于枫叶之国.屠龙之都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yuanqing/2003/05/2003052019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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