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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茉莉
(博讯2007年10月24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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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达赖喇嘛特使第六次访华,中藏会谈又告失败的形势下,为认识西藏问题的本质,我梳理有关历史现实的脉络,试图概括出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过程。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普通中国人,在对西藏的看法上,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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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执政前后的巨大转折是:从把西藏视为“外国”,鼓励西藏与中国分离,到视之为不可分割的“祖国神圣领土”。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社会由政治挂帅转为金钱挂帅,对西藏的看法,则由悲惨的“人间地狱”,转而视之为风景独特的“世外桃源”;从被人嫌弃的经济累赘,变为热衷于开发的资源宝库。近十几年来,由于民主人权观念的普及,中国的一些独立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发出与中共当局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 从“外国”到“中国神圣领土”
    
     在1949年中共夺取江山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在野的中共领袖是把西藏当作“外国”看待的,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的思想,主张让西藏等弱小民族脱离中国。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两个宣言。在这两个文献中,中国共产党首次表达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即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达到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谈到长征途中红军遇到缺粮的困境,在藏区获得了藏人的食物以及借宿的帮助,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债务。”(见《Red Star over China》)
    
     1945年春,毛泽东在他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还是认为应该让西藏实行“民族自决”。甚至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共高层对各大野战军进行战区划分,其中并不包括西藏。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风云突变,中国大军压境西藏?直到2006年,一位叫胡岩的研究者,在《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的文章,根据新刊布的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解开了这个谜底。
    
     从1949年初起,斯大林就建议中共“不要过分大度”,不要让西藏独立从而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领土,此后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元旦之后,毛泽东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
    
     这样,一个毫无自我防卫能力的高原佛国,在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角力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成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具有讽刺性的是,西藏一夕之间的转变,是由于另一个更大的“外国”——苏俄的指示,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以及藏汉两族人民的愿望。
    
    (二)从“人间地狱”到“世外桃源”
    
     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他们对西藏的最初认识,大都来自于一部叫做《农奴》的电影。这部电影演绎出一个“解放军进藏救民于水火”的故事,竭力渲染旧西藏“奴隶社会”的残酷。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该影片以文艺的感染力,为中共殖民主义式的占领歌功颂德,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进行恶意的丑化。
    
     一个宁静的佛国,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全都被称之为“黑暗野蛮落后腐朽”。不但政治宣传、文艺宣传如此,就连历史也被篡改。中共的一位 “西藏历史权威” 牙含章,曾在他撰写的《达赖喇嘛传》的序言中承认,他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而写,他必须忠实于党的意识形态,而不必忠实于历史真实。
    
     在其他信息来源被禁绝的时代,中共一家之说主宰了普通中国人对西藏的看法。强烈的大汉族优越感和对西藏人的歧视,甚至影响了家庭生活,例如,魏京生当年曾经打算和一位藏族姑娘结婚,遭到其父母的竭力阻挠,他的父母认为:“老藏民落后得简直像半牲口”。长期妖魔化西藏的政治宣传,至今还留下相当严重的愚民后果。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自八十年代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对西藏采取怀柔政策,中国民间对西藏的印象也开始改变。一些汉族作家陆续进藏,他们讴歌西藏自然风貌和纯朴人情的作品面世,几十年来被妖魔化了的“人间地狱”,开始展现出其真实美丽的面容。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在中国民间也受到尊重,不少被汉化的西藏人开始向自己的民族传统回归,例如,著名演员大旺堆,曾在批判宗教的电影《农奴》中扮演主角,后来成为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徒。
    
     一轮又一轮的“西藏热”,使中国人消除了西藏恐怖的偏见。在人们争相去“世外桃源”旅游观光,购买西藏艺术品并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时候,一直迫害宗教人士的中共,以无神论者的身份扮演西藏文化的主导者来了,他们宣称西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奇葩,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扬光大。
    
     一个历史的反讽是,过去向往东方神秘“香格里拉”的西方人,在了解西藏的现实后,开始关注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权的问题。与之相反,过去蔑视西藏文化的中国人,现在却在制造“香格里拉”的神秘感,以之无视并掩盖五十年来西藏被欺负被损害的真相。
    
     比较起来,西方人热爱西藏,大都是珍视西藏文化中富有人文主义的内涵,而中国人的“西藏热”,却大都是与旅游兴趣与经济开发有关。
    
    (三)从经济包袱到资源宝库
    
     今天,财大气粗的大汉族沙文主义者得意洋洋地宣称,不但是西藏文化在他们的领导下保存和发扬,西藏的经济也要由他们发展壮大,西藏的环境生态更要靠他们来保护。几十年光阴过去,曾经被视为累赘和包袱的贫穷西藏,一转而为中国人热衷于开发的资源宝库。
    
     当初毛泽东决定要攻打西藏时,他对同党强调的利益只有一点:西藏的“国际地位极重要”。为了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接受斯大林指导的毛泽东,不顾军队多年作战已经疲乏,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强行派遣部队进藏,以致造成藏区的饥荒。
    
     在西藏人眼中,被共产党派遣进藏的汉人,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都是大汉族帝国的成员和文化入侵的执行者。但那些汉人在天寒地冻、气候恶劣而又缺氧的高原,却经历苦不堪言的严峻生活。七十年代我在家乡湖南认识的一位健壮的体育教师,在“援藏”几年之中损伤了身体。因此,不少汉人把西藏称为“鬼地方”。
    
     “援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事业。从中央到地方,一笔笔援藏资金投入藏区,一个个内地援藏项目建成。据有关统计,1965年到2005年40年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投资累计达到968.72亿元。自1993年始,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占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90%以上。这是一种被称为“输血经济”的经济模式,看起来,西藏似乎成了中国的一个经济累赘。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1998年3月我在印度访问西藏流亡社区时,一位从西藏流亡出来不久的诗人,用诗一般的语言激愤地对我说:“也许中国人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最后一件却是要杀死我们。”使用经济手段,让一个小民族在被剥夺自主权之后,又慢慢丧失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赖以存在的语言文化逐渐消亡,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杀死”。
    
     随着青藏铁路通车,中共对西藏的投资所获得的巨大回报,不但是政治上的收益,同时是经济和资源上的。据说一本名为《西藏之水救中国》的书,令曾经在西藏镇压藏民起义的胡锦涛拍案叫好。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内地河流大都遭到污染,于是,中国政府将眼光投向西藏的河流、融雪和冰川。
    
     同时,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例如盐湖矿产,铜、铅、锌多金属矿,黄金矿产,以及可以成为世界最大油田的油页岩,也是大汉族政权不肯放过的。过去被当作穷山恶水的西藏,已不再是因“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而背起来的包袱,而是资源贫乏的中国不可或缺的资源宝库。
    
    (四)独立知识分子与民族利己浪潮
    
     尽管对西藏的看法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是中共当局五十年来坚持不变的,即中国拥有对西藏的主权。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政治上和经济上,西藏已经是中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不管西藏人怎么否认他们在历史上属于中国,但只从政治经济利益和军事需要考虑的中国人,出于大汉族利己主义,不曾理睬西藏人的呼声。
    
     从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回忆录中,五十年代时,只有个别精通藏文的右派学者,在窃窃私语中告知他人,中共这样对待西藏,藏人决不可能就此屈服。在1958年在西藏高原上的反右运动中,揪出了一个“李、洪、秦反党集团”,驻藏18军的三个军官因为上书毛泽东,建议汉人不要太多地移民西藏,结果被以“出卖祖国边疆领土”罪名遭到惩罚。即使是这些优秀的汉族军官,也从未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直到上个世纪后期,在西藏问题上才出现公开的异议声音。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魏京生曾于1992年狱中致信邓小平,驳斥当局在西藏问题上的谎言和歪曲,指出西藏主权归属的不明确性。1994年,曹长青在海外发表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拜流亡西方之赐,不少中国大陆流亡者获得了过去不曾了解的信息。他们开始以同情的态度,重新认识西藏问题。在中文杂志《北京之春》上,持各种观点的人一度展开激烈的辩论。不管是支持西藏独立的激进派,还是主张联邦制的温和派,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致认为,西藏人是中共制度的受害者。《北京之春》杂志经理薛伟率先创办了“汉藏协会”,以促进两个民族的沟通与交流。
    
     这些独立知识分子的西藏观点,大都在海外发表或出版。1996年,曹长青主编了《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该书收集了王若望、严家其和丁子霖等十几位大陆人士的文章。1999年,张伟国主编了《达赖喇嘛与汉人对话》。2001年,茉莉主编了《达兰萨拉纪行》,其中收集了“汉藏协会”各位成员访问印度西藏流亡社区的文章。2007年,茉莉在台湾出版了个人专集《山麓那边是西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仍然留在中国国内的王力雄所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例如《天葬——西藏的命运》,《与达赖喇嘛对话》。由于《天葬》一书生动地描述了大量亲身经历和实地所见,通俗易读,因此成为一些中国人的西藏问题启蒙书。
    
     但遗憾的是,在专制国家的新闻报禁和言论钳制下,在中共铺天盖地关于西藏的谎言之中,上述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观点,无法传播到广大中国人那里。与此同时,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及西藏所拥有的资源,又使大汉族沙文主义进一步膨胀,民族利己主义进一步发酵。在“国家统一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口号下,西藏人的民族自治的权利继续被侵犯。
    
     写到这里,我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那里有一句口号: “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这意味着,控制了西藏的中国专制统治者,也企图控制历史的话语权。现在我们回顾这大半个世纪来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也就是打破中共对话语权的控制。只有这种微弱的声音为更多的中国汉人所听到、所接受,西藏问题才会有合理解决的希望。
    
     (本文是作者于2007年9月在台湾举办的“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登载于香港《争鸣》杂志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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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10/2007102416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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