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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新论】2007·吴敬琏/巩胜利
(博讯2007年04月04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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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巩胜利(著名中国问题学家)﹡
①、吴敬琏悖论中国人

    
     在今日和未来中国,怎样让原来本是“计划经济”的“鸡”,真正能生出“市场经济”之蛋?然后再“鸡生蛋”,“蛋生鸡”——循环往复的生成良性的国家生态环境……这是吴氏运用转轨期“游戏规则”的根源之乱。
    
     2007年3月、在中国“两会”上,有中国“吴市场”、中国泰斗经济学家之称的吴敬琏大开中国“市场经济”之一代先河、放“卫星”,以震撼中国13亿公民之心、洞穿人类发展原理的“市场经济”学说而自圆其学说,发表了对2006年前后中国经济突出问题的一些绝无仅有的“市场经济”尖端、全球性最新阐释。杯葛、纵观“吴市场”对环球同此凉热“市场经济”的经典论述为:⑴、“春运不涨价违背市场规律”;⑵、“打压房产会使物价上涨”;⑶、“拆迁补偿不应按市场价”;⑷、“全民炒股现象不正常”;⑸、“取消利息税”。也许人们都一针见血的看到了:吴敬琏先生对以上中国经济现象解读的杠杆撬动点、也就是“吴市场”所认为、源头立论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先导支撑。那么,就让中国13亿人及中国国家经济体制、现在实行的国策——“市场经济”制度、实践来说话算数吧。

1、“春运不涨价违背市场规律”
    
     “吴市场”说:“2007年春运火车票没有上浮、不涨价违背市场规律。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还造成了有害的结果。”就火车票不涨价吴氏观点认为:“对全体打工者补贴,更加实际”。于是,吴氏的观点似乎让中国13亿人都看到了:只有让火车票上浮,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则。
    
     但,中国58年至今的现实实践的大背景是:中国铁路至今依然是从绝对独家垄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政府自己是中国铁路最高的决策者、还是唯一中国铁路利益的获得者(统称既是“裁判员”又是当然的“运动员”)。请问“吴市场”及中国30年“体制改革”的开拓者们、端着中国政府“金饭碗”的国家首席经济学家们,怎样让中国原是“计划经济”的“鸡”、能生出今日中国“市场经济”之“蛋”来?让13亿中国国民也随着国家的强大而受惠、分享财富、分享民主与人权。
    
     在中国实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本有着国家“两个”经济制度源头、水火不容的“游戏规则”区别。却非要用依然是绝对独家垄断、政经一体的中国铁路母本源头体制,来实践套用中国依然处在变革中“市场经济”及其铁路火车票的价格,这种本末倒置是可想而知,自然遭到13亿中国公民的唾弃——原理游戏规则之错,是吴氏用错游戏“公式”所犯的第一个、很低级源头的错误。
    
     于是,这让人想起中国史无前例、“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则震惊中外的经典“放卫星”项目——“西红柿与牛杂交”的故事;想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想起中国典故中“风马牛不相及”的传说……而今日中国铁路政经高度一统垄断与中国火车票价的“市场化”,就是这样一个公然悖论的历史现实。怎样让原来是“计划经济”的“鸡”,生出今日“市场经济”之“蛋”?这是今日、未来中国政府、社会实践需要加以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2、“打压房产会使物价上涨”
    
     “打压房产会使物价上涨”,是吴氏所犯的第二“游戏规则”之错误。
    
     吴氏以上、从中国2006年的房产价格现实认为:中国政府若将2006年的房产价格“打压”下去了,中国公民的钱就要去其它消费(包括吃、穿、衣行等所有的消费领域),进而拉动中国物价上涨。按着吴氏的此观点,若要将中国各城市的房产价格“打压”下去了,就会令中国13亿公民的物价上涨?言下之意就是政府以策略或制度“打压”了房产,钱就会跑到它处使物价上涨。
    
     而具有200多年历史的(注:作者以为应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算起)“市场经济”学都遵循一个“水涨船高”的原理——即市场的水深了、所有的价格之船都必然上涨。而吴氏的观点结论是:除了房产则没有任何消费可以压制居民消费,这种牛顿发明的“杠杆以一个支点来撬动整个地球”的“物理学公式”用到“市场经济”上,这真又是风马牛不相及,真是令有200多年历史至今的“市场经济”哑口无言。
    
     按照吴氏“打压房产会使物价上涨”的逻辑,那么中国政府应该最大程度、大张旗鼓的给房产加价、摊费摊税,让房产商再上房价的几个新台阶,以更加得力加价措施、让房地产商最大程度来平抑中国“物价上涨”,才能实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和谐中国”、“和平崛起”——富国富民?

3、“拆迁补偿不应按市场价”
    
     说来也怪:“春运火车票不涨价违背市场规律”、“打压房产会使物价上涨”,而惟有公民的“拆迁补偿不应按市场价”?既然是:一个浩大的中国国家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实施国有土地的市场拍卖,房地产商可以以“市场经济”天量来买卖土地,而被国家、建筑商、开放商拆迁的房屋却不应按市场价,这真是强盗的逻辑。
    
     在“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面前,所有的市场主体是当然相互“对应”的,既法理的“能进能出”,然你能是我却不能是?可以“昼官放火,却不允许百姓点灯”?更何况今日中国也正向“法制”的“公民社会”迈进,那么房地产买卖可以是“市场经济”,公民的“拆迁补偿不应按市场价”也当然可以是市场经济。这在引用“游戏规则”上叫“同理可证”。
    
     更重要的是,公民的房屋是全球所有法律都要绝对保护的当然个人的财产,不能按“市场经济”进行竞争、为什么就不能“拆迁补偿不应按市场价”、有个最好的个人财富价值?却被58年独家垄断的政治、经济“权力”任人宰割?
    
     难怪古今中外“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4、“全民炒股现象不正常”
    
     至于“全民炒股”,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中国古人经典说“众人拾柴火焰高”,讲的就是“团结起来、大家一起拧成一股绳”就一定能把事情办的更好。据海外2000年2月9日的一则《澳洲股民比率全球最高》一文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公民当年持股比例最高为53.7%,其次是加拿大为52%,美国为48%,英国为40%,新西兰为38%,这些国家都堪称为“全民炒股”范例——因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通常整个社会“劳动力”只有整个人口比率的35%左右(而一个正常的国家,老人与儿童约占整个社会的50%左右,残疾人、穷人、智障人约占15%左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若一个国家的股民超过了30%,就可认为是“全民炒股”了(整个社会“劳动力”的35%都参加了买卖股票,通常就被基本认为是“全民炒股了”)。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统计,截至2007年1月22日收市,中国内地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A、B股及基金开户总数达到8005.9万户,一举超过美国的7600万的股民数量(但美国有3亿总人口,见2007年1月25日杭州网《年增700万内地股民人数超美国》一文)。据计算,中国内地股民已占全国总人口的5.9%。中国离“全民炒股”的确还有非常遥远。若按中国13亿总人口来计算,将来中国股市繁荣了,有上总人口20%是股民、来买卖股票,那也没有什么、是完全没什么不可能的。以上富裕国家不就在21世纪初就创造了“全民炒股”的奇迹?未来中国繁荣了,有上总人口超过20%的股民,也不是不可能的什么天方夜谭,澳、加、美、英等可以是,中国又为什么不可以是?不也天经地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吗?

5、“利息税”
    
     至于中国的“利息税”,根本就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产物,也与“市场经济”没有任何关联。据了解,中国的“利息税”出笼于1999年11月,这一收不要紧、就是春夏秋冬雷打不变的收取征收8年多。据知,全球的“高收入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的没有这种所谓的“利息税”,美国及欧洲的居民消费不依然超前、不把钱存在银行里?
    
     到200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1740美元,只有美国的近1/40(中国与美国的数字,见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依然是比较贫穷的国家。美国穷人的免税标准是年收入6000美元,而这一数字正是50000万人民币,是中国一个生活不错、农村家庭的年收入。
    
     讲了这些,不知吴氏是否能有所领悟而感受到13亿人、那“砰、砰、砰……”心跳、脉动、良知的想往和启迪?一个端着国家金饭碗、享受着国家“嗟来之食”、曾经为“中国社会良知”的首席学者,难道不该是“一个真正有学术良知的学者,难道不正该以不懈追求、尽善尽美和对社会负责而广泛的吸取多学科之长、虚心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努力克服本专业和本人所可能有的学术偏见吗?不该为这个贫穷国家和他绝大多数的公民去谋取一点正义(绝对独家垄断太多)、半个公正(9亿农民有什么“国民待遇”?)和一杆公平之秤与一颗善良之心吗?”
    
②、吴氏游戏规则之乱

    
     在今日和未来中国,怎样让原来本是“计划经济”的“鸡”,真正能生出“市场经济”之蛋?然后再鸡生蛋,蛋生鸡,鸡生蛋……循环往复、生成良性的国家生态环境——这是有中国“议员”之称谓、吴敬琏“委员”运用中国特色“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游戏规则”的根源之乱——也是吴敬琏身份与功能的几个中国源头问题。
    
    在2007年3月的中国“两会”上,吴敬琏成13亿病垢的焦点人物。
    
     但因为“两会”不是一个PK的竞技场,更不是“超女”的中国大舞台,“两会”有着全球性、世界第一人口国家的“公民”意义。于是,“吴敬琏”并不是一个人个人意义上的吴敬琏了。那么,吴敬琏则有了人本的“血缘”本色:首先是“两会”的一个“代表”;二是中央政府官员中的一名“首席研究员”;三是“独立懂事”。
    
    
     概括吴敬琏大底就是这三种身份可能。当然他还是另一个女人的老公,一个可能牵着小孙子手的可爱可敬的老爷爷,也是一个有丰富生活、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国公民,不认识他的人在长安街看到他、可能还喊一声不冷不热的“这老头儿”……但有一点国人必须明白:吴敬琏就是在过中国传统“春节”回老家、或是在春节其间外出时,他绝不会到中国城市的火车站去排队购买火车票,甚至也绝不会象广州市原常务副市长陈开枝那样去购房、为自己买不起房而“鸣怨叫屈”大倒山海苦水。于是,吴敬琏在“两会”上的尖峰言论,当然是不同利益理论与实践的“代言者”。
    
    
     到目前为止,按吴敬琏的身份区分参加“两会”,吴氏是做为一个自然人、中国公民所担当的本能“使命”依次为:学者(是官方背景下的,是吴氏的第一职业)、“两会”代表(是临时的,按常理是中国“公民们”一人一票举手通过选举出来的)、“独立懂事”(为利益攸关方的代言人,拿别人钱就必须履行别人所赋予的当然“职能”)等概莫它是。
    
    
     在此值得特别一说的是:①“学者”、专家 在一个“法制国家”,具有公共、“公平,公正”天然的本能和特质,通常不属于国家机器或利益部门所拥有或使然,而独立于这个国家“中立”社会的研究机构。而“法制国家”的学者们,“天职”就是维护这个国家“公共社会”的“公正、公平、公开”,被广泛通称之为“公民”、公共社会的“良心”。②“代表” 若是一个真正国家的“公民”代表(统称“议员”),在一个正常的“法制国家”,执政者的一切(包括这个国家所有的财政开支、吃一顿饭、用一次车、大决策、小决策等等等)都要由“两会”(“国会”、“议会”,“众议院”、“参议院”)审查并通过、追究与可否——这是“法制国家”、“公民社会”源本之共性。③“独立懂事” 是资本主义(狭义的)资本股票市场特别的产物,是公开上市股份公司为“制衡”董事会权贵、花钱而设立的一个利益攸关方的“独立”职位,是出钱人、股份持有者与公开上市资本股票决策者之间,自所以200多年来、命名为“独立董事”,就是要能在资本人与决策人之间产生“独立”的制衡功能作用,没有了“独立”,便没有了“董事”,立于出资方、公司决策者“中”间。但“独立董事”,与“公民社会”毫不搭界相干,一言洞穿之:不是投资人股份利益的维护者,就是董事会决策者的“走狗”,进而平衡这“两者”之间(资本主义的200多年以来,华尔街所有的“独立懂事”就是这两个结果之间)。然,“独立懂事”、代表“利益方诉求”走向一个“法制国家”的“国会、议会”——公民社会,在“法制国家”至今还没有合法的出现过。
    
    
     话再回到吴敬琏身上。吴氏几十年至今,都是一个地道“学者”的角色,但他本人根本无法自源头回避的是:带着“计划经济”娘胎里打下的烙印、用过去“计划经济”政经一统垄断来解析今日“市场经济”社会实践这有可能吗(“春运”票价浮动、政府“打压房产会使物价上涨”等就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出的“奇异果”)。而中国21世纪以来至今的现实是:让依然是绝对独家政经垄断、依然是裁判员、运动员于一身的中国铁路——“市场经济”之花、春花烂漫、硕果累累,这有多大现实和理论依据?能让依然是绝对“计划经济”的“鸡”,生出“市场经济”之“蛋”来吗?
    
    
     吴氏真正的身份定位——应该是政府官员可能更恰如其分一些。政府的“研究员”,可能是他一生最荣耀的外衣和最基本的功能。那么,自中国废止“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在中国建设“法制社会”、公民社会的道路上,吴氏以官员身份强烈的发出“春运票价浮动”、政府“打压房产会使物价上涨”的声音就非常正常不过了。在是次“两会”上,中石油副总裁胡文瑞不是一语惊人的喊出“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垄断”?是啊,那么让举手的“人民们”真是一人一票的举一举手,是不是吃饭、穿衣、拉屎撒尿也要由你来“代表”啊?你能“代表”我就为什么不能“代表”?
    
     但一个“法制国家”的政府及官员,是要受到这个社会、公民严格的法制管束。
    
    
     中国“计划经济”、58年来的没有国家制衡的实施了“文化大革命”等等,是中国5000年来“皇权统治”“皇叫民死、民不得不死”独家垄断的根源所在,更是中国今日《宪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要建树的国基所在。向国家“两会”主张自己的利益、争取游戏规则这没有错,也合情合理。中国需要加速建树成一个“法制国家”,避免因执政者如“文革”“大跃进”等高层决策失误给国家和公民造成的毁灭性灾难。
    
    
     吴氏的另一个身份——“独立董事”。按着旅美学者薛涌的论述来说(见2007年3月14日、17日《南方都市报》“薛涌专栏”文章),那吴氏就必须公布自己的来源收入,这是全世界所有“股票资本市场”200多年来公开的游戏规则——凡是担任上市股份公司的“独立董事”者一概而论,天经地义。
    
    
     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双轨制”,演义了吴氏的“双向”人生特色,产生了矛与盾的理论与实践冲突,岂不也属顺其自然、符合国情?
    
    
     但“中国特色”又说回来,你可以让布什、切尼等等美国国家联邦政府、洲政府所有的官员及美国、欧盟等等所有“法制国家”的所有“议员”、政府官员们来“公布”收入来源、有几多数字,但你不能让中国的官员“公布”,因为中国国家目前还没有建立这种法制“游戏规则”、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法制国家”,至少是还要“初级阶段”100年才行。在今日中国,一个个县长、市长、省长、国家主席都可以“不公布收入来源”,你却要让一介“首席研究员”吴敬琏公布收入来源,其公理、公心、人心又何在?是何道理?理在哪里??中国需要建树成一个“法制国家”。的国家“法律”、“依法治国”、“法制国家”,就是这个国家“用法律来统治人民,人民对统治者进行对等的法律管束”。
    
    
     :怎样建树一个脱离了5000年所谓历史“文明”的“法制社会”、“公民社会” 的新中国!而新中国58年至今也没有建树成一个13亿人口的“法制中国”,今后还真要历史性建树这个“法制国家”吗?——这是中国未来比“发展是第一要务”更为重要、更为紧迫、更亟待建树的这个国略方向。中国至今的58年不是“法制国家”,中国过去的5000年也与“法制国家”无关,那么人类千秋万代的子子子孙孙孙们还记得远比人类更为伟大、作为地球主人的恐龙在地球上是怎样灭绝的真实故事吗?!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囿于“知识产权”、“版权”规则,任何媒体(包括转载、文摘、网络使用、博客、Bbs、Blog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需求请通过[email protected]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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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胜利 :著名独立中国问题学家,财经、社会类评论家。其经济、社会类文章,在海内外广泛发表。代表作有:《中国“春运”:暴富了谁?掠夺了谁?》《21世纪:生生死死“新经济”》《中国党政军退出市场经济领域》等。其《来自中国彩电第一品牌的内幕》一文,引发中国1998年6月上海“长虹”股票强烈震荡,《中国股市“黑洞”》《全球911绝对防略》《撩开美国NMD的面纱》《对话全球金融危机》等等,分解了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一些重大、根本问题,是系列跟踪报道《可口可乐有奖销售揭密》《可口可乐何以有错不认》《可口可乐“玩”中国人的前前后后》溯源作者而震惊世界。在国际媒体《财富》《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及《欧洲时报》等媒体发表过一系列引起广泛震动的论述,也在中国最高层《国内动态清样》《改革内参》《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世界经济研究》《财经》等广泛发表过独家前沿的经济、社会类评述、论著。作者的一些前沿文章,反应了国际、中国社会的一些尖端问题而著称,引起中国最高当局强烈关注,也引起国际、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强烈关注,被称为“具有驾驭中国语言文字与事件的最可怕功力”。作者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专家,美国普利斯顿大学中国学社“资深中国问题学家”,中国经贸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是从事国际、中国问题研究的著名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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