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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央委员许家屯:六四后有人找我秋后算帐 (图)
(博讯2008年06月03日发表)

    
    
     香港《文汇报》几乎是报社全体领导一致主张“开天窗”,有人提出要写上四个大字,是用“痛心疾首”,还是“夫复何言”?新华分社主管宣传的副社长张浚生回来问我:用“痛心疾首”吧?我说那好嘛,我批准了!上级要追究,不要你们负责,我来负责。
    
前中央委员许家屯:六四后有人找我秋后算帐

    
    图:許家屯與楊尚昆交談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记者登门拜访,他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六四”使香港人信心接近崩溃
    
    记者:香港也出现十分复杂的局势,你怎麽看待,采取了什麽对策?
    
    许:众所周知,香港受到很大的冲击。最大的变化是:对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信心严重下
    
    降,惶惑不安。用脚投票,移民多了。许多企业,包括很大的外资和华资企业,虽然没有走,但是纷纷往外地、外国转移、迁册。北京对香港一部分人也很警惕,担心香港变成所谓“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的基地”,双方不信任度增加。
    
    我当时忙於安抚香港的中资机构和所谓左派社团,他们担心“秋后算帐”。春夏之交,我们对香港的群众性大游行,基本上表示了参与、支持的态度,我们认为香港人的爱国情绪是空前地高涨,虽然有些人从中活动,反对中共和中国政府,但绝大多数香港人是爱国的,是希望中国进步,不是“反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资机构和左派社团要是不参加,马上就会被孤立於排山倒海的香港人爱国潮流之外----不仅是孤立啊,甚至马上就崩溃、垮台!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要参与游行。所以我当时告诉他们:可以参加,但是不要发表讲话;有些口号,我们不能呼喊,比如说“打倒某某某”;有些宣言,我们不能附和。有些中资机构要求设胡耀邦灵堂,我们主张,领导不要参加,群众自发悼念不要阻止。
    
    后来《文汇报》几乎是报社全体领导一致主张“开天窗”,有人提出来要写上四个大字,争论是用“痛心疾首”,还是“夫复何言”?新华分社主管宣传的副社长张浚生不敢决定,回来问我:可不可以开天窗,写上四个字?我说你看呢?他说:用“痛心疾首”吧,我说那好嘛,我批准了!上级要追究,不要你们负责,我来负责。我把这个态度传达下去了。
    
    我不搞“秋后算帐”,有人要算我的帐
    
    记者:“六四”以后你的情况怎麽样?
    
    许:中央追究我们在六四期间的举措。我与张浚生一起到北京去,港澳办姬鹏飞主持会议,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的两个负责人朱穆之、曾建徽都参加了。我要张先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我来补充。我说,香港的情况与内地不一样,因此我们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对策来处理。假如有责任,我们负责任。会议无结果而散。
    
    后来港澳办又开了一次会----北京当时所有单位都在搞反省,也要我们反省,要香港工委检查。我对姬鹏飞说,我们香港不搞“秋后算帐”。
    
    在这个会议上,最积极的是周南,他说,我们外交部都检查了,你们香港工委就不能检查一下?我反击他说:香港是香港的情况,内地是内地的情况,我在香港宣布了:这些左派假如将来要追究责任,责任是香港工委领导人的,我是书记,我应该负责任。我说我在会前向姬鹏飞表达过了,假如一定要检讨的话,我来做,不要下面做,我不会“秋后算帐”。这样又无结果而散。
    
    我回香港后,写了一个文字的反省交上去。检讨得够不够?上面没有回音,我估计是不会满意的。这个期间我对外主要是继续做人心回归的工作,主要是减少港人对中央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不信任心理。我积极动员香港中上层人士到北京,请新老领导人会见他们。一方面反映他们的疑虑,一方面请中央领导人解释,让他们重新恢复对中国领导人的信心。我组织他们去,他们很勉强,几乎提出同一个要求:不见李鹏,只见新的领导人。开始一两批这麽安排了,后来港澳办李后打电话来,很不客气:你们这样要求不行,我们无法安排。再来必须要江、李两个人都见。后来勉强安排了一两个团----我记不清了。我也安排了几位,请邓小平亲自接见做工作。当时包玉刚生病,已经比较严重,不在香港,在美国治疗;李嘉诚去了北京,见到了邓小平。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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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0314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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